摄影家胡杨:一次又一次,漫长而深入的拍摄

澎湃新闻

2017-04-06 08:4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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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弄堂》系列
胡杨先生所拍摄的《上海弄堂》中,一位女士吹着当时最流行的爆炸头,一手挽着男士,另一只手拎着马桶,尽管是走在弄堂里,俩人感觉却像是在荡马路。有法国人看了这张照片后对他说,真没想到,中国人比法国人浪漫多了。胡杨问他,这话怎么说?法国人答,富浪漫容易,穷浪漫难啊。
《上海弄堂》系列
这样的光景不复存在,只能在照片中寻得,改革开放后的30年里,弄堂发生巨变,弄堂里的人也改变了。1981年胡杨被多伦多大学录取,父母以年迈为由留住了他,之后舍弃诸多机会后,他做过木工、记者、编辑,始终沉迷摄影,进行着漫长的拍摄。胡杨从1980年开始拍《上海弄堂》,漫长而全面地勾勒出了这一切。80年代,一件皮尔卡丹西装是“登样”的象征,西风吹来,弄堂里的时髦份子蠢蠢欲动,他们中有人会光着膀子穿西装,标签绝对不撕掉;看完美国科幻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人们戴起蛤蟆镜,镜片上贴着的“Made in Hongkong”比蛤蟆镜还惹眼;计划经济下,发的肉票填不饱肚子,弄堂里杀狗吃肉逢年过节常能见到,养狗还未完全升华到精神和生活伴侣的程度……《上海弄堂》用28年记录了上海蜕变的点滴,于2008年出版。
《上海人家》系列
生活中的第一现场往往难以捕捉到,胡杨的第一本摄影集是《上海人家》, 2005年出版,这在许多人看来无法完成的选题,更令人惊讶的是,《上海人家》的销售数字至今已经超过25万册。胡杨注意到大城市里,贫富差异悬殊开始拉大,这种潜在的涌动很难用文字去描述,图像更直观。胡杨直接拿着相机敲开了500多户人的家,他拍摄了6 种人的家,富人、中产、穷人、外国人在上海,外地人在上海,上海本地人家。同时为每家人设置了三个问题:你现在生活状况如何?你最大的幸福(或者心愿)是什么?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他拍下这些人在家中放松的样子,聊生活或生存感受。
《上海弄堂》系列
胡杨的拍摄动机常和新闻有关,80年代因为看到一条上海向世界银行贷款的报道,立刻决定要拍摄记录弄堂生活。时至今日,看到远程体感恋爱的科技类信息,他思考的是: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我作为摄影家,要如何去表现这样的现状?如何去表现爱? 他曾形容单张照片是一个点,报道摄影是一条线,专题摄影是一个面,“专题摄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的,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社会学、历史学知识。但是你一旦做出来的话,信息量会非常大,成功的几率比较高,就是说一个点和拳头,肯定是拳头的力量比较大,专题摄影就是拳头。”

近几年短暂回沪,胡杨接触了一些摄影爱好者,发现国内多数人还是把摄影作为一种娱乐,三四十年代的沙龙摄影追求唯美、漂亮,现在只是审美潮流有些不同,依旧是新沙龙摄影,许多人缺少参与意识和表达。“摄影是一条很窄的路,但是我们千军万马,这么多人拥挤在这条路上,如果能够把摄影提升到摄影文化,那这条路就宽敞了。” 他受邀进行摄影系列讲座,从摄影人的思维方式、理念,和年轻人分享与国际策展人、批评家、媒体、画廊的合作经验。

【与胡杨聊了聊他的专题系列】
澎湃新闻:拿相机的人可能希望拍出漂亮的照片,或者拍出聪明的照片,您个人的摄影理念是?
胡杨:
我的一贯的摄影理念就是,首先是社会需要,其次我能够把握住,因为很多选题,我看到、意识到,但是我拿不下,自己的内涵、素养不够,这就需要慢慢的积累,到了这个份上以后,才能去做。但是自己如果没有意识到的话,就更难。
澎湃新闻:虽然是摄影家的身份,但您的思考角度很像是知识分子。
胡杨:
对,我一直强调,摄影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社会公共知识分子,他对社会是有担当的。我当然很清楚,照相机,可以作为大人的玩具,可以作为“印钞机”,也就是商业摄影,可以去抒情,花前月下。同时它还是一个媒介,是可以去表达对社会、对人生、对大自然的一种看法和感受,我更注重的是最后这一点。
《上海青年》系列,景茗
《上海青年》系列,马良
《上海青年》系列,陆晨
澎湃新闻:您拍摄了《上海弄堂》和《上海人家》后,继续拍摄了《上海青年》,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胡杨:
《上海人家》是一个横向比较,反映这个时代的贫富差异,《上海弄堂》是纵向的,通过28年去看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底层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是一个改变,那么我还在想,未来中国会怎么样?但是拍未来是不可能的,我选择拍上海青年,当时的七零、八零这一代还很年轻,他们将来会成为一批中坚力量,拍摄之外我又设立了28个问题,后来出版的时候,有3个问题比较敏感被删除了。这25个问题里,包括了他们的价值观念、生存状态、道德底线、信仰等等,也有他们对未来的愿望、理想。通过横向、纵向、未来的角度,去立体地反映中国。
《上海青年》系列,全建林
《上海青年》系列,姚非
《上海青年》系列,杨泳梁
澎湃新闻:《上海人家》画册的销售成绩据说很傲人,您怎么看待?
胡杨:
《上海人家》画册,去年他们报给我的销售数字是25万册。当时我做上海三部曲的时候,就给自己立下一个要求:我不能够站在上海的角度去看上海问题,也不能站在中国的角度去看,必须站在世界的角度,去看中国发生的什么,上海发生的这些问题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和人类、和世界有什么关系?那么如果用这种理念去编辑、拍摄的话,就容易被人接受。中国的经济在这30多年里突飞猛进,成为世界的一个关注点。我借了这个东风,世界关注中国,那么就要关注中国人的生活。
《上海人家》系列
澎湃新闻:能谈谈您的突破能力么,您似乎非常容易进入各个年龄层的被拍者家中,或者让他们分享隐私感受。
胡杨:
很多人确实也谈到这个问题,他们之前问我说,你为什么能够进入到500多家人家去拍摄?《大众摄影》当时的主编高琴,她说这个选题太好了,要在杂志上号召各地的摄影人去拍某某人家,集合起来做一个《中国人家》。我说,Good Idea!后来真的号召了,很多人响应,但是做不出来。有人给杂志社写信、打电话问,胡杨的照片看上去这么简单,我们也会拍,为什么就做不出来?其实做这样的选题,不仅仅是摄影技术的问题。别人凭什么要在短时间里接纳一个陌生人?还是一个拿着照相机的人来到家里拍照片?可能我的沟通能力、交际能力是比较强一些,一方面我自己做过记者,也做过编辑,在电视台做过栏目专题,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曾经自学过社会学、历史影像文献学、心理学,琢磨怎么和人打交道。我面对的第一扇门是被访者家里的门,第二扇是他们心灵上的门。
澎湃新闻:您自己能回答一下在《上海人家》中给采访者提的那三个问题吗?你现在生活状况如何?你最大的幸福(或者心愿)是什么?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胡杨:
我现在生活很幸福,每天作息时间是自己支配,没有一个人可以命令我。有一些想做的事情、选题,自己有一定经济和物质基础可以支撑。我最大的心愿是找到心灵伴侣,这个可遇不可求。不说中国人的婚姻,国外也一样,我自己做了很多采访,人类的婚姻质量真是不高。最后的话,有朋友问过我是否有遗憾,我可能没有,因为想做的事情已经都做了。移民前,有人叫我不要走,到了国外要重新开始,何必呢?我觉得要有归零的勇气,否则在国内一眼看到头了的感觉。现在我的作品被世界各国的美术馆收藏,画册销售也不错,知名度尚可,我把爱好做成了职业,做成了事业,在这点上我很幸运,也知道知足。
“Love”系列
澎湃新闻:您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关注的选题,或者是正在拍摄中的?
胡杨:
我在加拿大拍摄“Love”系列,就地取材,加拿大是个移民大国,有世界各族裔的移民,以这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元化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观念,我申请到加拿大政府的艺术基金,开始了这个选题。采访的过程我也很享受,目前已经采访了300多人了,我听了这么多的爱情故事,自己对爱情也有一个新的认识。
澎湃新闻:那您为这个选题设置了什么问题?
胡杨:
我会问,你经历过爱情吗?我指的是真正的爱情。爱情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进入一段关系前会考虑哪些因素?你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样子?主要问这四个问题。画面上,进入别人家中或者生活范围,每个人对爱情的表达不一样,亲密的、儒雅的,也有两口子直接在镜头前面吵架,这也是一种爱。有点像蒲松龄在那个村子门口大树下面,设一个茶摊,过路的人愿意坐下来喝杯茶,就给讲故事,只不过我是开着车子到人家里去听故事。
澎湃新闻:您有收到过对您作品的一些反馈吗?
胡杨:
2007年左右,我当时还没有移民加拿大,一家广告公司在上海经贸大厦开会,请我去给他们讲半天课,讲《上海人家》,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广告行业和我有什么关系?联系我的工作人员说,这次来开会的是该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重要客户企业,他们的产品都希望进驻中国,他们想了解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所以请你来。我立刻明白了,这样一个选题,其实方方面面的人都是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去看。有时我经常会隐没在展览的人群里,去听他们的反应,觉得看不进去没问题,爱思考的人会从更有生命力的角度去理解我的作品。新华社编辑陈小波曾经和我说,胡杨你很厉害,你什么都没说,但又什么都说了。说句心里话,她是真正看懂了。

摄影师简介:
胡杨
作品有《上海人家》专题、《上海弄堂》专题、《上海青年》专题、《爱情》专题、《社会阴霾》系列、《在路上》专题。387件作品被世界各国的美术馆、博物馆和私人机构收藏。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摄影师,胡杨,上海,弄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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