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口述:章士钊人格独立,胡适思想活泼

白吉庵

2017-04-14 17:37 来源:《丝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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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摘自《梁漱溟访谈录》(梁漱溟口述,白吉庵撰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版)。该书曾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据作者在《初版序》中说,这份“访谈录”是当年采访梁漱溟先生的笔记,本来是为了给梁先生写传记时参考用的,没有详细记录,更没有录音,只是扼要地记下谈话内容。

1985年7月27日下午2:30—5:30
谈章士钊(行严)事

(因我写的《章士钊传略》已在《晋阳学刊》上刊出,就文章的内容,他谈对章的看法。)
行严夫人吴弱男是清末一位大将吴长庆之孙女。当年吴帅率两万大军驻朝鲜,下有中年营长,此人是袁世凯,二人关系不浅。吴的儿子吴彦复是名士,有两女,留学日本东京,名弱男与亚男。弱男在东京与行严相遇、恋爱、结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行严住东城八条,朱家的房子。朱与章二人早有关系。清末有译学馆,那时朱主持之,此属京师大学堂,另有仕学馆,也属大学堂。那时他与人结交,后来才有住朱家的事。1950年至1952年之间,二人一同出游,逛公园,不说一句话,在中山公园。社稷堂是在朱启钤的手里开辟的。有一天出游到公园,不说话。那时有人力车即“东洋车”,由日本传来的叫“东洋车”,后略之为洋车。两位坐这种车游公园,回家下车。正在下车时,(笑)行严一下被一个女孩子的自行车撞倒了,特别撞在眼睛上,眼珠歪了,受伤,送医院。这件事为毛主席知道,毛主席一面派人慰问,一面指定一辆汽车专给行严先生用。我常去看他。
行严先生到香港是有使命去的。我记得费彝民每年一次或两次来北京,向中央接洽。来京见……同时看看北京朋友,他就去看过行严先生。章除正太太,姬妾至少两个,不住一起。吴夫人很多时间没同行严住,自己到上海另外过,因为行严有姬妾的关系。费彝民到北京看到章老,章托付他说,我身边姨太太新过去,你把香港那个帮忙一下,送上飞机来北京,陪伴我。这个话,费彝民当然要办了,要这样办。他向……辞行回香港,说到这事。……说,你不要这样办。相反地,要香港支一笔款,弄一所房子,给她在那里安家,因为我们要派行严到香港。关于要派行严到香港的话,因我常去他那里走动,行严告诉我他要去香港。告诉我他去的使命,经过香港到台湾。提了两个人,一个是黄杰,是军人,湖南人。党中央、总理要我去香港到台湾,黄杰在香港(是学生);一个在外交方面,魏道明。此二人都是我的后辈,要我去香港,再去台湾,对台湾做工作。这些话都是行严亲自对我讲的。他之所以去香港,是有意义、有使命的,使命在由香港到台湾,不想病故在香港,没有去得成。我记得他死后,香港殷夫人来过北京,住北京饭店。
梁漱溟(取自《梁漱溟访谈录》)
我经常去看行严先生。他耳聋了,总理送他一个很好的助听器,他又不愿意戴,不喜欢戴。我每次去看他,就不好谈话,他听不见,他总是对面坐,给我笔纸写,他口答。有王秘书在旁边,我跟王说过,怎么不给行严先生搞个年谱呢?把有关大局的或者有关学术的记一记。王秘书说不好搞,出处进退之间有矛盾,立场前后不一致。他说,章老本人也不愿意搞这些东西,总说你不用搞,没有搞出来。行严先生,头脑聪明极了,在欧洲有好些年,在英国较多,也去过其他国家。他有一小本书,虽内容不多,但很有价值。西方有一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章写过小册子,介绍此学说。我看过有关他的书,其中有许多很古怪的事情。找弗洛伊德的人,妇女居多。奇怪的一件事情,一个女人不断地来找弗氏。记载里说这个女人今天来是一个人,明天来身体不变,但精神不是了,两个人格利用一个身体。这是他书里说的事情。
我同行严先生来往,刚才已经说到一些,我还可说一些没说的。我与章的关系,当然我是后辈。可是我在中学里读书时,十几岁,中学也有一个相当不小的阅览室,主要都是国内的报刊,一方面是北京的了,再有是上海的,这两方面的多。当时有《帝国日报》,湖南人办的,说不准是欧阳什么,记不准,常登行严从欧洲寄来的文章。有长篇论文,十几岁中学生,很少人看,但我爱看。我记得讨论中国要行立宪制度、开国会、一院制或两院制等。这种政治性论文(我问在哪里。说在北京顺天中学读书,后改成顺天府高等学堂,毕业于高等学堂,受学堂教育,只有如此了),我喜欢读,还有《旅欧通讯》长篇连载。这些文章是署名秋桐,但我不知其真姓名。不久,看梁任公在日本出版的《国风报》,梁署名沧江。有杜诗一句:“一卧沧江惊岁晚。”故用沧江为笔名。在这报刊上,我发现一篇文章,题目叫《论译名》。因为过去翻译西洋的书,严复提出翻译外文,好不好,标准有三个字,就是“信、达、雅”。行严先生写给《国风报》的文章,就是讨论“信、达、雅”的问题,作者署名为民质。我一看,断定民质就是秋桐。总起来说,未见过面,书信有来往。他在东京出《甲寅》,登过我的一些不重要的文字,短的,其中通讯式。我爱读他的文章,写信给他,他回信告诉我,写点东西给他。我没有写过成篇像样的东西,收到他十几封信,可惜丢失不存了!只是在书札上有来往。后来见面了。第一次见面是他代表护国军倒袁之后,军务院实际是……(我提出这段讲过了。)
随便讲罢,讲他的私生活。
他的私生活,原配夫人吴弱男,姬妾有两个,不住一起,身边有一个。再说这么两点:首先,红卫兵到处抄家,总理照顾章老非常周到,特别把行严先生送到陆军总医院,特辟一个房间,把行严先生保护起来。他与毛主席的关系,重点有这么一件事:早期毛是学生时,在长沙第一师范时,有一个教员,比其他教员年岁较大,其实也不大,不过五十岁,这人叫杨昌济。在北大文科哲学系任教授时,跟我同事,我讲印度哲学,怀中先生比我年长很多,我二十五岁,大概他有五十岁样子。他与章都是湖南人,又在英国同学,很熟,湖南乡亲,在外国就很亲切。另外有杨笃生,他们对清廷革命,所以杨笃生就学习研究造炸弹。据传他有毛病,投海死了。这是附带说的。主要是后面的事。行严在上海《民立报》(主持人于右任)写论文署名,就用行严。他提出来要用“逻辑”两个字,代替过去严复用“论理学”、“名学”,用外国音“logic”翻译。讲中国翻译印度佛经,以唐三藏好,常用音译,意义用中文翻都不恰当,用音为好。
底下要说的,他在《民立报》,主持人是于右任,都是国民党。跟孙先生是朋友或是学生?记不清了。大家公认《民立报》代表国民党,是左翼,右翼是梁启超。大家都认为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可是当时有个实际问题,实际问题就是孙先生的临时大总统要让位袁世凯,不得不让。袁掌握北洋军队,实力很强,而袁本人,他一面跟南方革命派议和,一面又欺负当时清廷。当时,革命派无论湖北黎元洪、南京黄兴、国外回来的孙中山都没有实力,也没勇气用兵北伐,所以,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但有个条件,定都南京,袁南下就职。后来南京派了欢迎专使六人如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人去欢迎袁南下就职。这本是很好的策略,叫他离开他的老巢。当时党内一致意见,唯独行严先生单独持异议,说:就国家说,应该定都北京为好。这与党内的意见不合了!这时,孙先生左右和党内的人,都对他不满意,讲了很多理由。我们广西同乡马君武先生,他这个人,性情有点急躁,他要打章行严,认为我们党都一致意见,你一个人独持异议,反对孙总理,打你,并且我要追查你的历史,你不是党员。这确是事实,章不是党员。所以我们的报纸,不应当要你办,我要赶你出去。就这样,行严先生不得不离开《民立报》。
他自己总还要有一个发表言论的刊物,单独办又没有钱,条件不够。这就追溯到过去,在日本东京的时候,孙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孙要党徒必须忠于孙先生,签名打手印。这个事情,行严先生不干。
后来办了一个《独立周报》,宣称我向来是独立的。马君武说我不是党员。对,我不是党员,但这是拒绝的。他在《独立周报》发刊词里,说了过去的历史,并说自己的事实,有证人给我证明。这证人,谁都承认他是正人君子,这就是杨昌济,杨怀中先生,他可证明这事。证明章太炎、张继都是年长我的老大哥,曾强迫我按手印,我不干,在东京小屋加上锁,要我承认,才放出来。这样一个经过,杨昌济先生可以证明。刚才说的是办《周报》的发刊词,附有杨的信在后面。这是他办《周报》头一册的文章和杨出来证明的事实。那么,从北京《帝国日报》、上海《民立报》到《独立周报》,我都爱他的文章,所以一点不落地都要买来读他的东西。后来我在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教书时,跟杨怀中同事。杨从英国回来,他也在文科。他讲两门课,一个伦理学,另一个是西洋伦理学史。杨本人住家在北京地安门鼓楼东边豆腐池胡同,我去过。毛泽东民国八年(1919)来北京也住在此。大致说到这里。
其次,谈点章与李大钊的关系。因我同行严、李大钊比较熟,我与李常到他家去,李常教他子女章可、章因。后来李大钊被害,停在下斜街长椿寺。我去看过并通电话给吴弱男,另买了一口好棺木装殓。之前,李大钊被捕,我去找章行严。我说难以救出,家属我们可以写字保释出来,死者也不挂念了。章没同意这个话。他说,他同杨宇霆很熟,他找杨可以救出李先生。他没听我话,他与杨说,也没成功。
(谈了三个小时,一口气下来,保姆催停三四次,梁老摆手,精神很好。)
我是很佩服行严的思想、头脑周密、精细,人格又这样有独立性。和我多次通信,他有回信。可是末后,他为了倒袁,时任西南军务院秘书长,来北京,住魏家胡同,要紧的事,与北京政府要一笔款,结束军务院。这是我同他第一次见面。过去通信,一见面我失望了。因为见面时,他是代表南方来北京,北京有许多湖南的乡亲、朋友在他家吃饭,我也参与吃饭。可是,我一看就失望,怎么呢?来的客人大谈其书画,拿出一卷一轴的名人长联、对条给大家看,我大失所望。我认为国家正在一个危难的时候,正是南北政府对峙、要结束未结束之时,北方也还有直系、皖系如此等等。国家不统一,人们生活还在苦难的深渊,你怎么搞这些字画,这不对。暂时说这些。
(保姆先后七八次来催停,但均遭梁先生拒绝。后来双方都怒目以对。我感到为难。最后走时,是梁先生送我,保姆在厨房,生气了。保姆说,从来没有谈这么长时间,大热天,我真担心!梁先生老挥手叫她走开,有几次怒目并以命令语气说:你走!这次谈话,有些新东西,有些是重复。)
梁漱溟与白吉庵(取自《梁漱溟访谈录》)
1985年8月11日下午
谈胡适

胡适先生是留美的,聪明得很。在留美时出名于“科学社”。胡入北大,也是民国六年(1917),这时没有结婚,我也没有结婚。他进北大,我先他两个月。他跟高一涵住一起,住东城偏僻地方——竹杆巷。胡贡献不小,贡献就在过去一谈学术、讲学问,总是用文言文,而他的大功劳就是用白话文。这是大解放。当时蔡元培是校长,有人反对用白话文谈学术。章士钊反对,另一个是林琴南,公开给蔡元培写信反对。一句话,不能用白话文谈学术,白话不能表达精深的学术。蔡先生回答不管。其实这事是对的,就是要解放。当然有些文词术语可以一面用,一面加以解释。
白话文还是使学术思想得以解放。新思潮是胡适之、陈独秀打开局面的。胡这个人,思想活泼,头脑活泼,很有长处,而气魄不足。气魄还是数陈独秀。
《新青年》不是北大出版,而借北大畅销于外。编辑几个轮流编。当时鲁迅不算在北大,但也兼过课,讲中国小说史,出名文章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
这时开风气之先,不止一人,而胡适当算头一个。
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来写不出来。虽然谈哲学、写哲学,但深入不下去。实际上,他的头脑是以浅明取胜,而哲学这东西光浅明通俗那就不行。哲学需要精深,精密而深奥,不精没有多大价值。
从前北京协和医院是美国资本家出钱办的,不但建筑好,一切都很讲究。其中有个董事会,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都是有名的人组成的。有这么个故事,董事开会,美国的主持者孟禄博士,中国的主持者有胡适,还有一位金岳霖。胡、金两人相遇,胡拿一篇文章,既有英文,也有中文两种文字,拿给金岳霖看。这篇文章大意是说,哲学是一个没有成熟的,甚至是可说不够好的科学(没有成熟的科学)。金点头说:“很好,很好。”胡很高兴。金又讲了一句,可惜你少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哲学的外行。胡适听了后,无话好说了。
总起来说,胡很有长处,能打开局面,能够轰动一时。他所以能轰动一时,正因为他能浅,而且能明,以浅明取胜。他讲中国哲学,后来写不下去,特别是与中国佛教禅宗无法谈。想谈,隔着十万八千里,想谈没法谈。
对现实的问题,所见也太浅,如流行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些话他不取,不这样谈。他说五大魔(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是中国的社会五大病痛。他反对“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独倡五大魔之说。胡适提倡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是针对李大钊唯物史论、共产主义而言的。有人提倡基尔特主义、工团主义。不谈主义,要谈问题。他特别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一来他就跑了。跑到台湾,胆子小。
这个人是有长有短,但有见长一面。
校对:徐亦嘉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章士钊,胡适,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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