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小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孵化器”

在20世纪的政治史中，英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绝不是一支重要的选举力量，但在20世纪的史学史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却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群体。这一群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解释历史，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成为与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社会科学新史学派鼎足而立的史学流派。二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以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为中心，肩负政治与学术双重使命，开启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书写范式，改变了人们对英国历史的看法，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合法地位。

“红色的一代”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主要包括A.L.莫尔顿、莫里斯·多布、克里斯托弗·希尔、罗德尼·希尔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爱德华·汤普森、多萝西·汤普森、乔治·鲁德、拉斐尔·萨缪尔、约翰·萨维尔、维克多·凯尔南等一批享誉国际史坛的历史学家。他们正是经过英共历史学家小组的训练，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因此，历史学家小组被称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孵化器”。经年之后，他们都十分怀念历史学家小组“十年研讨班”的经历，将自己后来的史学成就归因于这十年中所接受的史学训练。汤普森认为历史学家小组是“一种理想的知识分子研究的模式”，“在团体里，理论被讨论，历史被讨论，人们可以彼此批评”。霍布斯鲍姆指出，历史学家小组是“一种真正的合作团体，其成员通过持续的交流发展了高度个人化的研究”，“作为独立的历史学家，不论我们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也不论是教师还是作家，我们都带有十年‘研讨班’的印记。”

历史学家小组成员大都是在30年代求学时期加入英国共产党的，以剑桥大学的居多。英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吸引那个时代智力最高的学生，原因在于战争使他们认识到只有革命才可以给世界带来前途，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已经在苏联得到了验证，再者共产党员在政府眼中的敌人形象使他们将自己视为“一场无所不在的战争之战士”。霍布斯鲍姆认为，剑桥学生的激进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希特勒掌权以前，当时还不严重的学生激进化现象，几乎必定衍生自世界经济危机、1929至1931年之间工党政府的悲惨崩溃，以及不再冒烟并死寂无声的工业地区所进行的各种激情示威行动——大规模失业与贫困已让它们具有‘饥饿游行’的性质。1933年以后，学生激进化的现象日益演成一种运动，旨在对抗法西斯专制政权的崛起，以及其崛起所必将导致的下一场世界大战。换言之，该运动所抗拒的对象就是胆怯的懦夫、资本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以及未曾做出努力来防堵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历任英国政府”。所以当时的环境有利于英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而且英国共产党的各种文化组织，如左翼评论(Left Review)、左翼读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吸引了很多优秀知识分子。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们便是在这样的政治与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思想的战役”

1978年，霍布斯鲍姆在评论历史学家小组时回忆道：“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对我们和党来说，历史——资本主义至现阶段的发展，特别是在我们自己国家的发展——已经将我们的斗争放到它的议程上，并且保证我们最后的胜利。”历史学家小组坚信他们工作的政治重要性，他们认为自己所进行的是一场“思想的战役”。“思想的战役”是“一场在英国以及在西方世界特别重要的战役”，它是“在人的意识之间进行的阶级战役”，而历史学家在这场“思想的战役”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1950年，时任历史学家小组秘书的史密斯区分了小组工作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关于理论问题的“纯粹”历史(“pure” history)，例如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过渡的问题；二是“应用”历史(“applied” history)，指对当前的斗争直接有用和服务于党的历史问题。针对美国对英国文化的威胁，时任历史学家小组主席的希尔顿指出：“我们的问题是怎样将英国人民真正的历史——人民反抗和人民作为创造者的历史——归还给他们……共产主义者的首要职责就是为真正的英国历史而战……我们至为重要的特殊作用是通过表现现在与未来在过去的根源来加强这种斗争。我们只有尽量广泛地传播我们理解的历史，才能有效地去斗争……必须解放和公开英国人民辉煌而富有斗争性的过去，这是一项极具重要政治意义的工作。”

为了实践“思想的战役”，历史学家小组围绕17世纪英国内战展开论战，以期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争夺历史解释的话语权。历史学家小组之所以选择英国内战作为辩题，是因为它与二战之间有许多可供参考比较之处，与当代政治高度相关，正如希尔所宣称的那样：“三百年前，英国曾有一支民主的军队……以致如果今日有类似组织存在的话，将使统治者毛骨悚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内战做出解释之前，资产阶级史学家将内战视为一场“宪政革命”或“清教徒革命”，将之看作是英国历史上宪政权利和议会逐步取得胜利的一个过程，其目的是为维护资产阶级政权服务，这自然不为宣扬工人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接受。希尔在1940年出版《1640年英国革命》，他认为1640年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阶级的战争”，是英国历史的转折点，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多布在194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中，将内战置于资本主义形成史中进行考察，将之视为一场阶级斗争。

历史学家小组以历史研究为工具，发起“思想的战役”，是冷战年代里两个阵营对立的思维模式下促成的。他们希望寻求使他们的历史作品在政治上有用的方式，而在选择讨论的主题时，他们必须考虑党的需求。在1946年—1956年间，历史学家小组协调了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使命，并未感到共产党员与历史学家双重身份的抵牾，但这种局面随着1956年危机的来临而面临困难。

“十字路口的抉择”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在大会的公开报告中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米高扬均指出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和恢复苏共缺少的集体领导制。这些评论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在苏共二十大的最后一天，即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代表的秘密会议上抛出了具有爆炸性的“秘密报告”，由此引发了“蝴蝶效应”，对包括英国共产党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西方广泛知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英共历史学家小组的成员最先积极要求广泛地和不受限制地进行讨论与辩论。这是因为他们“除了以单独个人和激进共产党员的身份来面对时局以外，还必须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在斯大林统治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那些事情为何遭到了隐瞒，这都是名副其实的历史问题。至于我们自己党史上一些悬而未决、未受讨论的阶段性问题，也都与莫斯科在斯大林时代做出的各种决定具有直接关联……为什么我们应该无条件赞同赫鲁晓夫？我们不明就理、我们只能为政策背书——可是历史学者只讲证据”。在此局势下，历史学家小组成员采取不同方式应对苏共二十大对英共的冲击。

为公开自由地讨论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汤普森和萨维尔创办《理性者》(The Reasoner)，以之作为讨论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刊物，这些问题包括英共需要什么、英共与工党的关系等。英共领导层将他们的行为视为对纪律的践踏，再三要求他们停刊，并决定暂停二人的党员资格。随即二人发表关于暂停党员资格的声明，决定立刻退党。

与此同时，以希尔为首的一部分同志则希望通过党的会议进行改革。他们加入英共民主改革委员会，并起草了《少数派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希尔等人批评党的官僚化，批评党的等级制和对苏联政策的服从，要求英共完全独立于苏共，要求全体党员有权自由发表言论。但英共执委会否决了《少数派报告》，随后希尔等人退党。

1956年危机使史学家小组遭受重创，有相当一批成员脱离英共，但仍有一部分成员坚持留在党内，其中包括霍布斯鲍姆和老一代成员（如莫尔顿、多布）。霍布斯鲍姆解释说，他坚持留在党内的原因在于他的出身背景和生活经历。尽管留在党内，霍布斯鲍姆与其他退党的小组成员一样，失去了政治归属感。1956年危机之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摆脱了苏联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束缚，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意义，成为20世纪西方史坛独树一帜的史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