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逢彬答澎友：我为何要重新注《论语》

“很多注古书的学者都会犯“以今律古”的通病，作为语言学家，就是要揭示语言的真实面貌。”这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杨逢彬在进行语言学研究时一直持有的态度，他依托现代语言学加上计算机检索技术的方法考释《论语》十一年，2016年初出版《论语新注新译》。为了解释“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第二个“而”字，杨逢彬搜遍《左传》《论语》《国语》《孟子》中5736个“而”字，书中收录了考证《论语》疑难词句的论文162篇。他说，注释《论语》一定要做穷尽性的研究。

如何正确注释《论语》？如何依托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考释古籍？古汉语中有哪些容易被误解的疑难词句？以下是杨逢彬教授做客“澎湃问吧”与澎友的精彩互动集锦。

读古书不但要懂训诂，还要懂语法

问：先生好！杨先生能否举出一条利用现代语言学知识注释古书的您自认为较为得意，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例证？

杨逢彬： 《公冶长》十九章，学生子张在给楚国令尹子文评功摆好后问孔子：“仁矣乎？”孔子答道：“未知，焉得仁？”子张在为齐国陈文子说了一通好话后问同一问题，孔子依旧回答：“未知，焉得仁？”以前注家的解释大都是，孔子先是委婉回答“我不知道”，然后补充：“这怎么能算是‘仁’呢？”我们经过对《论语》成书时代典籍的穷尽统计，发现，1.a.当时回答“不知道”时常说“不知”，从不说“未知”。b.“未知”一般总要带宾语。如“未知生，焉知死？”（《先进》）c.只是当“未知”的“知”读作“智”时不带宾语（当时无“知”字，知、智都写作“知”）。2.“焉得”总是处在因果、条件复句的第二个从句。根据令尹子文推荐接班人不成功这一历史事实，可知“未知，焉得仁”是个因果复句。应当译为：“他未能做到‘智’，怎么能够算‘仁’呢？”原来孔子认为有智慧才是称“仁”的先决条件呢！他老先生不是说嘛，“择不处仁，焉得知？”——选择居所，那儿却没有仁德，怎么能算有智慧呢？（《里仁》）因此，这一解读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问：大学期间，训诂学课上老师讲:杨太老师著《词诠》所引《汉书》资料，不用翻原著核对，因为先生可倒背《汉书》。对老辈学人的读书为学的态度敬佩不己！你可讲讲太老师治学中可资今人学习的思想方法吗？致礼！

杨逢彬：那要讲就太多了。现在只讲一点。就是他老在《词诠·序例》《高等国文法·序例》《高等国文法·总论》等地方一再强调当今读古书，不但要懂训诂，而且要懂语法，二者不可或缺。遗憾的是，当今许多人只重训诂，不重语法，因而研究水平也上不去。陈寅恪先生说他老是当时”文字训诂第一人“，与他老训诂语法相结合治古书一定有关系。有一位周秉钧老先生统计过，在他老水平最高的古籍整理著作《汉书窥管》中，用语法训释的地方多达200多处。见《杨树达诞辰百年纪念集》周秉钧先生文。

问：早期汉语中的外来语的情况是怎样的，起源黄河流域的汉族祖先在逐渐扩张的过程中，是如何吸收其他原住民族的语言的？现代汉语中有哪些词汇是来源于早期汉语吸收的外来语？

杨逢彬：建议看一部语言学概论。汉代传入的佛经中的语言，如一刹那。又如“狮”“苜蓿”来自古西域语言。汉族先民占据百越后，一部分古越语沉淀下来了。反映在地名，如余姚、余杭、义乌、诸暨等。

问：可不可以评价一下，李长之《孔子的故事》，李零《丧家狗》，于丹，程树德《论语集解》，杨伯峻《论语译注》，南怀瑾《论语别裁》哪一个写的最好？另，敢不敢评价下钱穆的《论语新解》？（我就看过这几个，就不让你说我没看过得了，说了我也不懂多尴尬，当然，如有补充，我也可以去买。）

杨逢彬：要拿同样的东西比较，不同的东西缺乏可比性。比如，上引几本书，论语译注、论语新解、丧家狗可以比较。我在《论语新注新译》导言中对钱穆《论语新解》有简要评价。大致是说它的正确率并不低于《论语译注》，这就是因为它的保守（不大引用清人的成果），才避免了多犯错误。李零《丧家狗》批评杨书、钱书引用清人成果太少，其实越引得多，错得越多。当然，也有杨书、钱书错而李书对的地方。钱书的最大缺点，就是将某词的两个意义在译文或注释中同时注出或翻译出。这是缺乏语言学常识的做法。词的多义是在词典里，特定的上下文锁定了它的某一意义；也就是在上下文里它只能体现一个意义。钱穆对语言学是不懂的，对训诂学也知之不多。他老人家是杰出的历史学家或者思想家，训诂非其所长，语言学更是门外汉。

《论语》里那些话，该怎么解读？

问：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到底是什么意思？

杨逢彬：女子，有人解这一章的“女子”为“你的儿子”“您这位先生”，可是除此章的“女子”之外，这些人却未能提供先秦古籍中还有哪些“女子”也可解作“儿子”“先生”的书证，可证其说之不能成立。《论语》《左传》时代，女子都是指女性。以《左传》为例，“女子”既指老年的哀姜（《僖公元年》），又指刚出生“赤而毛”的女婴（《襄公二十六年》），还指年轻的季芈（《定公四年》）和中年的辟司徒之妻（《成公二年》），其实就是女性的意思，可不必今译。试对解“女子”为“您这位先生”之说稍加分析（吴正中、于淮仁《“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正解——为孔子正名之一》，载《中国哲学史》1999年4期，第35-45页），该文读“唯”为“堆”，进而读作“对”；解“女子”为“您这位先生”；读“与”为“欤”。那么，“唯女子与”就解作“对！您（这位）先生（说得是对的）啊”。如果对“分布”稍加考察，就会发现此说之谬。除了上文所说《论语》《左传》时代，“女子”都指“女性”之外，“唯……与……V”（V指谓词性结构）乃一常见结构，都是“只有……和……V”的意思。例如：“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述而》）“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成公二年》）“唯据与我和夫！”（《昭公二十年》，与，介词）“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国语·晋语四》）“是师也，唯子玉欲之，与王心违，故唯东宫与西广实来。”（《楚语上》）

问：游必有方，如何理解？谢谢老师！

杨逢彬：何晏《集解》引郑玄说：“方，犹‘常’也。”常，常道。《荀子·天论》：“天行有常。”郑玄用常道来解释“方”，可见是取其“方向”义。但较晚的文献中“有方”用来表示抽象的“有道”，如《庄子·人间世》：“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荀子·礼论》：“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记·经解》：“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论语》成书时是否如此，我们尚缺乏进一步的证据，仅录以备考。若确是如此，则当译为：“出游必须有正当理由。”

另外，我们在3.7解释“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时说：“以前注《论语》诸书在‘君子无所争’后标以句号。我们发现，‘必也V’句前面往往是一否定句或带有否定意涵的反问句，与‘必也V’句组成一个复句。”又引边滢雨教授之说：“《论语》中凡‘必也……乎’句式，都是假设句；表示‘如果一定要……的话，那一定是……’。”这一章似乎也是如此。如果此说可靠，则当译为：“父母在世，不出远门；一定要出远门的话，必须有目的地。”“父母在世，不出远门；一定要出远门的话，必须有正当理由。”

问：您好，杨老师。我想请问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争议很大，断句各有说法。郭店楚墓出土的又是另一版本“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　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两句，有何权威参考性根据？多谢。

杨逢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断句经得起分布的检验。其他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当时语言的”可“无此用法。断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当时语言中固然有”可使“”不可使“之例，但这”使“是出使的意思。但孔子此处并未”主张“愚民，因为当时语言的”可“除非单独用，在句子里都只表达客观可能，而不表达主观意志（现代汉语”可“在句中能表达主观意志：”不可随地吐痰“）因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译为”让百姓照我们指引的路走去，不难办到；要像让他们明白这是为什么，能难办到。“所以孔子才民间办学开启民智。郭店楚简断作、读为”民可使导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较好，文从字顺，和传世论语所表达的意思也差不多。我这匆匆草就，很不成熟。仅供参考。

问：老师你好，我是哲学系的学生，论语有句“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各家解释都有差异，孔子讲话的本意到底是什么，我很困惑，请老师试解之。谢谢

杨逢彬：您好！我的解释是“孔子说：‘你的聪明才智足以得到它，但你的仁德不足以保持它；即使得到，必定失去。聪明才智足以得到它，仁德足以保持它，不态度严肃地对待它，百姓也不会严肃认真。聪明才智足以得到它，仁德足以保持它，也能态度严肃地对待它，假如不用礼去带动它，也不算尽善尽美。”

问：杨先生，谢谢您对问题的回答，自己仍有不明之处。您如何定义自己提出的“知、仁互为先决条件”。我以为，互为先决条件，就可理解为，欲知必仁，欲仁必知，即，知、仁互含，知者必仁者，反之亦然。如此推理结果，肯定有违夫子，夫子那里，知、仁两者还是有别的？

杨逢彬：我们要达成一致，首先必须对如何求证要取得一致认识。我主张语言系统内部证据是主要的，自足的（意为有它就够了）；语言外部证据是次要的，非自足的（意为光有它还不够）。这其实是一切成系统的东西的共同特点。我事先并无看法，全看从语言事实归纳的结果。如果您同意我的上述看法，请为您的看法拿出语言内部的证明。如果您不同意我的看法，也请提出理由来推翻它。

问：您好，杨老师。君子远庖厨。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可是君子一个个还是这样吃肉啊。以羊易牛，代其而死。仁，还是不仁？

杨逢彬：以前批林批孔是说这是儒家的虚伪，我以为不见得。见到动物将死，产生怜悯心，孟子珍惜这种想法，所以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如果见到动物或人将死而无动于衷，这就危险了。但是祭祀不能停，只好用没见到的代替见到的。人的心最难测——不管善心还是恶心。孟子主张对善念要保持珍惜培养，不让它湮灭；而让它发扬光大，则可救世。

问：杨老师，关于“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孔子的态度是否定前者，肯定后者。考虑到的无非是世人以利益得失为先，以此可以救人性命。但孔子又说“举国上下交争利，则国之殆矣。”，但子贡子路二人并不是因贪利而救人啊，何解？

杨逢彬：对后一则我不是很熟悉。只知道《孟子·梁惠王上》“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至于吕氏春秋所载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我是这样看的。既然鲁国有规定，国人在国外赎回沦为奴隶的国人可以到国库领自己交的赎钱，子贡因为不缺钱而不领这笔钱，那么对其他缺钱确想做好事的国人，就让他为难了。领吧，怕遭人家笑话；不领，自己实在又没钱。因此本可救人时，却绕道而走了。所以孔子批评子贡。子路做了好事人家感谢，子路接受感谢，这对做好事是个激励，所以孔子肯定他。这完全是从大处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