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泰丰谈《人民的名义》：说它是反腐剧，是把它窄化了

对于编剧周梅森来说，84岁高龄的翟泰丰是亦师亦友的长者。在《人民的名义》中，这位曾经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老人作为该剧顾问，为周梅森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在翟泰丰看来，《人民的名义》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不仅在于他回应了老百姓对反腐题材作品的需求，更在于它切切实实地反映了十八大以来党的治国理政方针和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而在数十年的反腐题材创作中，周梅森通过《人民的名义》也实现了重大的突破——他开始寻觅和探究党内腐败滋生的根源。

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

记者：作为顾问，您如何评价《人民的名义》这部作品？

翟泰丰：1996年我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组织了一批有能力、有写作水平的中青年作家集中在一起，请中央各部委的领导给他们讲课，介绍整个国家方方面面的形势。那时候周梅森也是这批作家中的一员。那时候文艺界流行所谓凉台观风景，独写凉台剧，这是不对的。凉台你看到的就是你自己家的院子，但作家视野不开阔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听完课后，这些作家感觉很开阔，对中国的大形势有了了解，在960万平方公里上看到的是一个国家，再放眼五大洋又是什么样。

好的作家必须有3个条件：第一，要有丰厚的知识基础，比如《人民的名义》中的企业股份制改革就涉及到经济学、金融学的知识，如果你不懂历史、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你的作品就没有深度和厚度；第二，要放眼观照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和知识基础认识这个世界；第三，要有艺术修养和创作技巧，要擅于编织人物关系，你所编织的人物关系网就是这个社会的网。艺术是和当今的时代、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要把这么大的社会化成一个好看的艺术结构、塑造出好看的人物形象。在这些方面《人民的名义》都做得不错。

记者：所以如果把《人民的名义》仅定义为一部反腐剧是不够的？

翟泰丰：不够，是把它窄化了。现在有人叫它政治作品、反腐作品，这些都不准确。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政治。为什么这部作品大家愿意看？是因为它写出了人民的心声。当然，它确实是反腐题材，为人民呐喊，为人民说话。

记者：过去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反腐题材的作品，《人民的名义》跟以前那些作品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翟泰丰：周梅森的作品有很多哲理，比如以前《绝对权力》很成功，就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这次在《人民的名义》中，他对贪腐滋生的根源进行了挖掘，这涉及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必须肯定的，但它同时也带来的问题也必须承认。社会分配不公平造成了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的两个特权集团，这两个集团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老百姓对特权集团产生了怨恨。十八以后中央大力度调整二次分配，加强社会养老、医疗保障。这些问题和历史动向在《人民的名义》中都得到了体现。

十八大以后是什么形势？别怕“高处不胜寒”

记者：可以说《人民的名义》与此前反腐题材作品的不同，也正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历史走向和党的治国理政方针与此前的不同所在？

翟泰丰：是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的治国理念体现在四个全面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缺一不可，相互作用。反腐是四个全面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严治党首先不能允许腐败。所以，《人民的名义》体现了十八大以后党中央重点加强力度的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分配调整，二是加大反腐，这是四个全面向前推进的两个重要内容。

记者：所以这部剧其实是对当前党中央治国理政方针的一个宏观展现。

翟泰丰：对。在这部作品之前，周梅森停笔12年，就是因为当时有人提出要限制两个题材，一是反腐题材，二是警匪题材。这是没道理的。邓小平说过，作家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但两个题材被限制了，作家的积极性被打击了。周梅森停笔那段时间，我曾经跟他联系过，我说你还可以写，写了不能发，你就存在这儿，存下来既是给这种观点记了一笔账，也给自己积累了创作。但实际上他的压力也很大，因为审查的关太难过了，而且拍电视剧是要投入的，给钱的人也怕风险。于是韩剧就来了。韩剧宣扬小家胜于大家，中国传统的家国意识都被冲淡了。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两次给文艺界讲话，讲得非常好，把大家的积极性激发出来了。现在大家都在写，很多作品很快就会出来。

记者：作为总顾问，在这次创作中跟编剧有过分歧吗？

翟泰丰：这次创作中我跟他发了很大的火。虽然最高检很支持他写个剧，但一开始他还是害怕，写得很平。写了二十几集的时候，给我看剧本，我看完后一夜没合眼，第二天给他打电话，我都说不出话来，手直哆嗦。我真的非常恼火。因为时代太需要一部反腐题材剧了，而且你就应该写出你周梅森的气势来。十八大以后是什么形势？反腐还不及《绝对权力》，市长来市长去、县长来县长去，浅呐！我说你好好学习学习十八大决定和总书记讲话，你写的不是十八大的反腐，这个力度远远不及十八大反腐的拳头。这么大的反腐拳头打出来，这个力度什么时候有过？共产党就是要有这个本事，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自己挖自己的疮疤，这真是断腕。

那次电话我们讲了四十多分钟，他耳朵不好，你还得跟他喊。我说，总书记有话在先，腐败不管在哪一级都要反，多少大老虎都被抓出来了，这个力度你看不到吗？谈完了他确实开始重新思考，也开始改本子，改到剧本座谈会，大家意见很一致。我跟他说，你不要怕，好像这是政治题材所以就怕高处不胜寒，没有这个危险。我们党有三大法宝，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被淡化了，十八大以后又被重视和强调，你要把它写出来。

反腐的结果不是要打倒多少人，而是要去寻觅腐败的根源

记者：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尤其是表现社会阴暗面时，如何拿捏好光明与阴暗、希望与绝望的尺度，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您如何评价《人民的名义》在这方面的水平？

翟泰丰：这个问题我们一起研究过多次，在创作《绝对权力》《国家公诉》时都研究过。写反腐题材作品一定要把握住3条：第一，不是去展示腐败，而是反腐败，中国共产党是不允许有腐败的，如果把党表现得腐败，那你就失败了，党不是腐败的，而是党内有些人退化成了腐败分子，我们党要做的恰恰就是反对腐败；第二，反腐一定要依靠人民群众，绝不能是这个人反那个人，典型人物要站住，比如侯亮平这个人物就很成功，他是我们专业的反腐力量，但这个力量必须来源于人民群众、依赖人民群众，所以《人民的名义》写了一个大风厂的背景；第三，反腐的结果不是要打倒多少人，不是要丑化多少人，而是要去寻觅腐败的根源。

这个剧如果说有什么突破，就是这方面的突破：在寻觅一种深层次的东西，为什么党内出现腐败？两个原因：第一是人性的异变，比如祁同伟这个人物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人性的异变；第二是党性的退变，曾经在党旗下宣誓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这些腐败分子已经丢掉了这个理想。另外，他还在思考制度、法制，党的制度要有约束和惩治机制，法制也不允许贪腐，这些在《人民的名义》中都得到了展现。

记者：该剧播出后也出现了一些复杂的声音，有人认为剧中的公安人物角色有损公安系统的形象，对此您怎么看？

翟泰丰：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周永康是中央政法委书记，是不是周永康出来了就对公安政法系统形象有损毁？不是的，他是你的立对面，你是要反对他。公安系统是属于人民的，人民拥护你，但你长疮了要不要挖出来？挖出来不是更健康了吗？无论个人还是部门，都要有大局意识。反腐是党和人民当前的大事，对号入座从来没必要，哪个部门有腐败分子并不等于那个部门就腐败了，这是两回事。

（本文原题为《翟泰丰谈<人民的名义>：说它反腐剧，是把它窄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