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德国的贵族们何去何从

1870年，普鲁士打败法国，完成统一德意志的大业。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巴黎凡尔赛宫镜厅正式登基为德意志皇帝，第二帝国建立了。为了区分962—1806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1871年建立的帝国被称为“第二帝国”。

新帝国的组成相当复杂，是若干德意志诸侯与统治者的“联邦”，共有26个邦国（Staaten），包括4个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6个大公国、6个公国、7个侯国、3个自由汉萨城市（吕贝克、不莱梅和汉堡），此外还有1个帝国直辖领地（阿尔萨斯洛林）。在其中，普鲁士王国占据支配地位。

对于广大贵族来讲，第二帝国的建立似乎开启了一个美好的新时代。因为这个帝国似乎对他们特别有利，首先因为普鲁士政权对贵族友好；在新帝国，贵族享有不计其数的特权和法律上的特殊地位；在普鲁士和第二帝国，军队的突出地位也意味着贵族有很多机会在军界飞黄腾达；德国成为欧洲主要的大国，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也意味着在外交界会有很多空间给贵族们施展拳脚；帝国的宫廷也为贵族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和上升机遇。

不过，这段时间也恰逢德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一日千里的时期，这对以土地和农业为主要财富来源的贵族来说，可不是好消息。资产阶级的快速崛起、咄咄逼人的攀升和他们的专业化技能，让贵族遇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在公务员体系里，尤其是与法律、财政等技术领域相关的体系里，贵族的特权不足以保障他们一定能获得并保住职位。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逐渐成为各领域的主宰者。

走进新时代的贵族地主

此时，在贵族的传统经济领域——农业，小部分贵族还能够维持住自己的经济地位，甚至发财和提升自己，并扩大自己的庄园。不过从全德范围来看，贵族地主的经济发展有很强的地域性。比如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贵族庄园一般比较小；大多数大庄园都在易北河以东。比如在西里西亚，甚至迟至1925年，还登记有53座面积超过5000公顷的贵族庄园，甚至还有23座超过1万公顷的大庄园。在19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在普鲁士，许多贵族试图通过家产信托（Familienfideikommiss）的法律手段来维护和保住自己的地产，并顺利地传给下一代。所谓家产信托，就是以法律手段规定家产（一般是土地）永久性地不可拆解，只能作为一个整体传给单一继承人，只有这个继承人能够自由支配土地的产出；即便他负债，也不能转手土地来变现。这种手段主要是为了保护家族的财产基础和社会地位，防止家产四分五裂。

举个大家可能更熟悉的例子，英剧《唐顿庄园》里格兰森姆伯爵的家产，就是因为类似的法律手段（Fee tail，限定继承）而无法传给女儿（因土地和爵位捆绑在一起，不可拆解，女儿不能获得爵位，也就不能继承土地），只能传给一个不认识的远亲。《傲慢与偏见》的本奈特家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英国的限定继承和德国的家产信托非常相似。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英国，限定继承往往是个麻烦；而在德国，贵族一般都非常支持家产信托的体制。家产信托在普鲁士一度被废除，在贵族的呼吁之下，于1853年被恢复。家产信托在德国和奥地利直到1938年才被废除。

《唐顿庄园》海报与剧照

1890年，德国约有320万公顷土地，也就是国土面积的约7%，处于家产信托控制之下。

不过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贵族庄园的农业经济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资产阶级看来，容克地主，主要是老普鲁士的贵族地主，大多是些没受过像样教育的反动分子，是德国现代化的绊脚石。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眼里，贵族地主往往是这样的形象：对自己的土地经营不善，不懂得学习和采纳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将土地出租出去而不是亲自经营，过着远远超出自己收入的奢靡生活，一心只想着到宫廷任职，动不动就强调自己的贵族特权，最后常常债台高筑，把自己的庄园搞得越来越差。

贵族地主当然会想办法来保护自己的田产。德国保守党（Deutschkonservativen Partei，1876年建立）农场主联盟（Bund der Landwirte，1893年建立）主要为贵族地主的利益服务。他们向政府游说，要求为地主提供资金补助、减税，并保障较高的粮价。这些措施，需要全国人民为之付出代价，但主要的受益者是贵族地主。马克斯·韦伯说，这些措施是“容克阶级的垂死挣扎”。

当然，也有很多庄园经营得井井有条，在经济上相当繁荣。庄园经济的成功与否，因素实在太多，包括个人才干、精力和机缘等。不过，总的来讲，新时代对贵族地主来说不利。

贵族的事业

在贵族的另一个活动领域——宫廷，情况也是正反都有。越来越多资产阶级出身的官员、学者、经济界人士和艺术家进入宫廷，获得重要的位置；不过贵族仍然在德国皇帝，普鲁士、萨克森、符腾堡、巴伐利亚四个国王的宫廷和其他各级宫廷中占据主宰地位。贵族在宫廷担任管理官员、侍从女官、教师等，并组织、参加和维护贵族的慈善机构。贵族的这些仪式感很强的活动，一直维持到了1918年11月。

在德国统一的三场战争（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及其军官（大多为贵族）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在普鲁士之外的其他邦国，普鲁士军队被奉为现代化军队的楷模。在第二帝国，军队更是成为全社会的榜样。贵族在军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维护贵族的声誉和地位，应当说起到了很大作用。

不过，随着军事的现代化，传统的贵族军官也不得不面临资产阶级的竞争，尤其在炮兵、工兵等技术领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军有约8000名现役贵族军官，占到整个军官团的30%。在高级军官和将领当中，贵族更是占据主宰地位。举个例子，在第二帝国期间，德军共有33位陆军元帅，全部是贵族，其中不少是帝王、公爵、王子。相比之下，到第三帝国期间，德军的20位陆军元帅中就有埃尔温·隆美尔、弗里德里希·保卢斯、斐迪南·舍尔纳、瓦尔特·莫德尔等七位非贵族，6位空军元帅中有4位非贵族，2位海军元帅都不是贵族。在军事这个传统的活动领域，贵族们的影响力也在逐渐下降。

除了宫廷和军队，议会也是贵族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1871年，帝国议会的议员有40%是贵族，1890年还有31%。而且，在帝国议会的议员选举里，所有男性公民都拥有平等的选举权，跟过去的三级选举不一样。

普鲁士从1849年开始实施三级选举制（Dreiklassenwahlrecht），将二十四岁以上的男性公民按照其纳税金额分成三个等级，纳税最多的等级（多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人口最少，纳税最少的等级（多是穷人，不过在特别富裕的选区，一个富人也可能落到第三等级）人口最多。比如在1849年，第一等级占据总人口的4.7%，第二等级占12.7%，余下都是第三等级。制度是间接选举，每个等级选举出数量相同的选举人。所以，前两个等级的选票权重比第三等级大很多。而帝国议会的议员选举，男性公民一人一票，施行的是比较现代化的制度。既便如此，贵族议员的比例还是这么大，值得玩味。

1870年建立的德国中央党（Deutsche Zentrumspartei）里，天主教贵族占了很大份额。在起初比较倾向于改革的自由保守党（Freikonservative Partei）里，富裕的贵族也很有影响。不过随着工业化推进、资产阶级日渐壮大，贵族议员越来越倾向于保守。而随着政党越来越朝着现代政党的方向发展，贵族在议会的影响力也不断萎缩。

在贵族的另一项传统活动（不能算是职业）——女性贵族主导的慈善事业当中，贵族与资产阶级主要是合作的关系，而不是竞争与对立，这与男性贵族同资产阶级的竞争关系形成对比。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巴登妇女协会（Badische Frauenverein）。1859年奥地利—意大利战争期间，巴登大公夫人路易莎（德皇威廉一世的女儿，1838—1923）根据一些资产阶级妇女的呼吁，建立了这个慈善机构，涉及募捐、照料伤病员、培训护士、照料老人、扶助失学女童、抚养弃婴等。路易莎大公夫人是机构的领导者，但协会的其他主要活动家大多是资产阶级女性，如卡罗琳娜·拜尔（Karoline Bayer）、皮娅·鲍尔（Pia Bauer）、恩内斯蒂娜·特伦（Ernestine Thren）等。特伦在二战期间作为护士救死扶伤，曾随德军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幸运地与一些伤员乘飞机撤离，可谓九死一生。

沉默的德国贵族

有一部分贵族，在农业、宫廷、军队、政治等方面都发展得不顺利，逐渐跌入贫困。而那些拒绝从事不符合贵族身份的职业（工商业、医生律师等专业化的职业）的贵族，偏偏是那些在农业领域混不下去的。这些贫困贵族不愿意接受资产阶级的职业，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和资产阶级没什么差别了。这部分在社会上格格不入、看着自己瞧不起的资产阶级风生水起的贫困贵族，很容易接受种族主义、极右翼思想，进而走向极端。

1874年，德国贵族协会（Deutsche Adelsgenossenschaft）应运而生，主要代表易北河以东的贵族地主的利益。这个社团对现代化的经济、文化、艺术和政治都持否定态度，思想日趋保守和右翼，并开始强烈地反犹。一些高层贵族与犹太资本家的结交，也遭到德国贵族协会的斥责。在后来的魏玛共和国与第三帝国时期，德国贵族协会更是为虎作伥。这个协会当然不能代表所有德国贵族，比如在面对纳粹时，贵族当中就有抵抗的英雄，比如有名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Claus Graf von Stauffenberg），他于1944年7月20日用炸弹行刺希特勒，不幸失败，当夜即牺牲；但与纳粹共谋的贵族也是大有人在。

德国贵族在客观上对纳粹的上台起到了助推作用，比如甚至德皇的儿子也成为狂热的纳粹分子。贵族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同质群体，所以其中有反纳粹的，有亲纳粹的，大多数还是消极地与纳粹政权妥协的“沉默的大多数”。从这个角度看，贵族和非贵族没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