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从神堂到域外的……历史记忆

前段时间参加某艺术机构设立的青年艺术奖的评奖工作，感受很深的是青年艺术家的新锐创作状态：以艺术的名义切入真实的生命状况中，回应现实生活与历史记忆的重大挑战。青年某君的《关于洪水的记忆》从死神降临之地、从那个叫做魏湾的村庄开始拍摄，采访当年的幸存者——在一个被遗忘了数十年的历史现场中，作者执意直抵历史记忆中那些因恐惧而尘封的幽冥之地，力图为后世留下最真实、最令人哀伤的记忆。在采访与保存珍贵的口述历史的基础之上，作者以其对现实语境的敏锐洞悉，运用了缓慢、无声的拍摄语言，呈现给公众的是一个无声的视频文本，饶有深意地以恰当的当代艺术语言表达了作者对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的深刻理解。

由这件作品而想起几年前国内出版的一部人类学译著，景军的《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

The Temple of Memories：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吴飞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7月

），原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同样是水库、灾难、移民、历史记忆，人类学叙事与当代艺术叙事的功能当然大有区别，但是在聚焦于“历史记忆”的问题上却是高度吻合。当然，以该书的九章内容囊括社会记忆、历史记忆、恐怖记忆、苦难记忆、仇恨记忆、仪式记忆、族谱记忆、文化象征记忆、寻访记忆这么多元的维度而言，确如有些评论者所言，目前这个文本的论述广度和深度显得单薄了；另外，作为人类学的博士论文，运用田野调查成果的学术规范在这个文本中也是缺乏的。显然，由于文本的差异，不应以这个文本作为评价原著的全部依据。但是作为一项难得的与二十世纪下半叶苦难记忆相关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它给读者带来的学术思考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尤其是考虑到该书写于1990年代初期，二十多年的相关研究进展虽然在许多方面都有了更深入的成果，然而该书在处理人类学研究中的“记忆”问题的广度和熟练运用理论资源的表述无疑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作者在导言中说，本书“将在两个主题下考察大川的资料。第一个涉及了人类的受难，包括个人的遭遇和社区的挫败。第二个涉及到对灾难的处理，以及在政治迫害、经济萧条、文化中断之后的复苏”（23页）。其中第四章“苦难记忆”从大坝蓄水、灌水、移民搬迁、饥饿讲起，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经过精心谋划的主导叙事将移民的苦难经历排除在公共媒体之外，从而将一段悲惨历史合法化”（84页）；另一方面，“正如心理学家所说，高度的悲痛情感导致难以泯灭的‘闪光灯式记忆’。大川被毁的经过在人们记忆中依然鲜活即为证明”（80页）。这与那位青年艺术家的“关于洪水的记忆”极为吻合，虽然我们在视频中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是那种沉浸在记忆中的鲜活神情令人难忘。景军在书中以章节为单位区分各种“记忆”是有意义的记忆分类，同时又统辖在集体记忆、官方记忆和民间记忆这三种研究取向之下，作为各种类别记忆研究的切入点。诚如作者所言，“我们尤其需要自下而上的个案研究，将草根社会针对记忆控制的反应与行动纳入严肃的研究视野”（21页）。而我们在青年艺术家的当代艺术实践中，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记忆个案项目，因此我认为人类学家与艺术家的合作可以有很好的互补性。多年前我去参观炳灵寺石窟，在乘船渡过刘家峡水库的时候曾思考过1949年以后的水利史与美术史研究的关系，头脑里出现的是五六十年代以大修水利为题材的国画、油画作品，思考的方法仍然是图像学与历史文献的互证研究。现在我当然会把当代艺术的个案实践与人类学的研究视野纳入其中，我相信一部新的二十世纪中国视觉艺术史将是跨学科的合作产物。

历史记忆中的“移民”问题是一个非常丰富、复杂的场域，法籍中国近代史学者王枫初教授的《移民与政治：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1919—1925）》（安延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从域外观看中国移民的特定历史视角，在“留法勤工俭学”这个似曾熟悉的话题中看到长期以来被忽视、被遗忘的历史现场。本书聚焦于1919至1925年之间 “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在法国生活、学习及参加政治活动的经历，以细致、微观的观察和分析还原这段历史；同时它试图把留学运动纳入到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之中，也有意厘清该运动在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叙事与现代性叙事中的真实地位、作用和意义（“革命主题的隐退让我们得以用另一种方式解读中国的20世纪”——“引言”）。但是，由于作者的真正着力之处是以大量的档案、当年的报刊文章、回忆录等历史资料还原这场运动的历史情境与人物遭遇，因此对这段历史记忆如何被重塑以及如何被嵌入中共成立史研究系谱之中等问题则未有深究。

从挖掘与运用史料的角度来看，该书最重要的是利用法国方面的档案与报刊史料，这往往是被国内研究者所忽视的。作者查询、使用的法国档案主要来自警察系统、外交系统和协会系统，另外还有来自战争部和商务与工业部的史料；其中“警方的档案是有关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从事政治运动最好的信息资料载体”，尽管由于语言问题使人名、籍贯等基本信息的辨认存在困难，但这些史料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27页）。例如，关于1925年6月21日留法学生袭击中国驻法公使团的爱国示威行动，其前后发展过程和现场情态以及出自邓小平之手的两份油印传单等物证，都见诸警察系统的档案。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论证这次行动的实质性影响和后果，从而确认对旅法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来说，“1925年不仅是一个转折，也是一个终点”（238页）。

1924年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影

留法勤工俭学这段历史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建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在主导性叙事中被选择、提炼为一幅简单化的图景，曾经发生过重要作用的各种思潮、事件和人物的复杂性与实质性影响都难以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这种状况甚至在198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整理出版的多卷本《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中也表现出来：以对人物、思潮的政治评价作为史料取舍的标准，于是有些曾在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史料被排除，而作为“学习宣传马列主义”的对立面的“反动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也被排除。虽然这种状况在后来的史料整理出版工作中得到扭转，但是在主导叙事中仍然难以还原那场运动的历史情境。该书第四、第五章分别以留法学生的政治活动、政治行动为主题，作者以丰富的史料所描绘的历史图景包括有留学生群体与个人复杂的思想光谱、留法前后的个人经历与真实诉求、留法期间各个阶段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状况与思想转变、政治行为之间的真实关系、留学生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的关系、他们受国际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影响与联系、中国留学生在法国乃至欧洲社会引起的反响等等。这些史料与论述应该成为后来研究的重要参照。

作者并没有忽视运用中文史料，甚至表示在研究中使用最多的还是中方出版的史料，但是百密有疏，难免还是有一些遗漏。例如罗章龙回忆录《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中有“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专节，但是该书对此未作关注，只是在提到毛泽东与罗章龙的通信时引用罗章龙的《回忆新民学会》。本来，罗章龙在他的回忆录的这一专节中谈到了筹备赴法留学过程的许多具体情形，其中指出李石曾对此运动倡导最力，但其意在为个人谋利，而且心机周密；在另一方面，他宣称所信仰的世界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也对被留法计划所吸引的青年学生产生广泛影响。王著对李石曾在运动中的作用多有论述，本应对罗章龙对李氏的上述评价作出回应。另外，多年来国内各地的方志办、党史办等单位从宣传地方革命前辈的角度出发，也编辑出版有许多留法学生后人的回忆史料。该书原著出版于2002年，如果日后有修订计划的话，相信作者不会忽视这些地方性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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