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与博物馆｜空山⑤：出山与入海

中国历史上的倭寇-胡宗宪的抗倭策略-经济学偏好的历史叙事-社会学偏好的历史叙事-出山与入海-游宦与还乡-绩溪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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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绩溪三胡都可说是悲剧人物。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悲剧的成因各不相同。以胡宗宪为例，他在中国历史上以抗倭著称。倭寇为祸，主要发生在15、16两个世纪，大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5世纪正逢日本和朝鲜半岛局势动荡，日本的浪人武士和朝鲜半岛的流民纠集为寇，在朝鲜半岛和中国沿海往来劫掠。倭寇活动最剧烈的时候，时常沿钱塘江、长江和吴淞江等沿海河流，溯江进犯，侵入内陆，太湖流域各府县，常常一夕数惊。绩溪这样离海岸超过400公里的山区小城，竟然也不能幸免。绩溪志记载倭寇入侵两次，均发生在16世纪中期。正是在这个时期，胡宗宪任浙（江）直（隶）总督，主持抗倭大局。当时的倭寇为患的原因，与15世纪颇不相同，因为日本浪人武士和朝鲜流民沿海为寇的浪潮趋于平息，16世纪倭寇的主体是中国人，大多是因海禁政策生计无着的沿海渔户和不能正常从事贸易的走私商人。

倭寇的成因是很复杂的。明朝实施海禁，对海外贸易防范极严，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传统贸易路线中绝，仅剩的贸易形式是各国入明朝贡的时候征集商船随行，货物在港口按值征税后，由市舶司统一购买。因为没有其他的贸易渠道，海商纷纷以朝贡为名行贸易之实。入贡次数一多，皇帝起了疑心，规定各国入贡的时间和次数，施行繁琐的堪合制度（一种用事实上的配额制）。因为这个原因，市舶司和到港船只经常发生摩擦。1523年，日本两支从事勘合贸易的船队（大内氏和细川氏）在宁波市舶司发生冲突，大内氏船员突然暴起，杀伤细川氏船员和明朝市舶司官员，劫掠港市后解缆入海而去。此后，日本遣明船走向衰落而走私贸易兴起。明朝海防和海禁愈严，沿海走私贸易愈兴，双方各自强化武装，冲突升级。这种情形，俨然就是19世纪欧洲各国在东亚海域寻求贸易导致中西冲突的历史预演。

胡宗宪虽然是文人出身，但并非清流。他抗倭的策略是剿抚并用。收买离间之类，自然是家常便饭，形势紧迫的时候甚至付钱让倭寇退兵。东亚海域最强大的武装走私贸易集团的头目王直，是胡宗宪的徽州同乡。招抚王直是胡宗宪抗倭策略的核心，最后却因为与同僚浙江巡抚意见不合，功亏一篑。当时中央政府政争激烈，封疆大吏不得不选边站队，胡宗宪被视作严嵩一党。他名义上是抗倭的最高负责人，但显然在政治上受到掣肘。严嵩倒台后，胡宗宪两次被弹劾。第一次弹劾，皇帝有意保全他。第二次被弹劾，罪名增加了一条骇人听闻的假诏罪，也即伪造皇帝的圣旨，于是下狱。胡宗宪写长文向皇帝剖白自己，皇帝不做回应，他就在狱中自杀了。

胡宗宪死后，他的抗倭策略被戚继光等人所继承。但倭寇消失，并不是因为明朝在军事上取得了最终胜利，而是恪于形势，不得不解除了海禁。沿海渔民生计有所出，周边国家能与中国正常进行国际贸易，武装走私变得不再必要，倭寇也就渐渐平息了。

贸易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可以消除有组织暴力犯罪和叛乱，这是经济学偏好的历史叙事。社会学偏好的历史叙事就要复杂得多。皖南、浙西和赣北的山区，因为地形原因，向来匪患甚烈。地方志上关于大小叛乱的记载，简直不绝于书。山地是逃避国家统治的避难所，也是叛乱活动的温床，这一点詹姆斯·斯科特已经反复论述。他还说，山民并不是某种古老生活方式的现代遗存，就像许多民族主义者和文化寻根主义者主张的那样。山民是一种不断更新的政治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谷地和平原国家相对存在的政治现实。山民的来源是复杂的，其中很多是从平原和谷地迁移到山地的移民，移民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逃避国家统治，简言之，一旦农民无法承受税收和劳役，就不惜放弃土地、农业技术和文字文化，变成山民。从国家的视角而言，农民变成山民，意味着文明的退化。从山民甚至农民而言，情况全然不同。在农民和山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身份可能发生转化的地方，意味着较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灵活的生存策略。

如果农民/山民的生存空间继续被压缩，就会发生叛乱。普通叛乱和地方割据，其实只有一线之隔。隋末歙州人汪华据有六州（宣、歙、饶、婺、睦、杭），称吴国，自号吴王；唐末钱俶在钱塘称王，都杭州，对吴淞江流域的开发贡献很大。这些割据势力在军事上能够自存，有赖于天目山和黄山阻隔了长江中下游势力的东进。但这种阻隔又是有限度的。隋唐鼎革，汪华不久归唐，被封为越国公；赵匡胤才攻下南唐，钱俶即献土归宋，可见他们的明智。

北宋时，摩尼教徒方腊在歙州造反，官军平叛后，将歙州改为徽州。徽的意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是绑腿，从中引出美善之意，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认为，其本义是指三股线（也有说是九股线）编织的绳子。改歙州为徽州，有绑缚之意。北宋灭亡时，赵氏宗室南下，自觉长江不足据，于是选择杭州作为行在，仍然是借重山区作为军事屏障。这和汪华、钱俶甚至方腊的故事，并无本质分别。

失去山区的屏障，就只有入海一条路了。宋末元军占领杭州后，文天祥等人就是带着小皇帝退到海上，沿浙江、福建、广东海岸漂泊。元末，江西人陈友谅占据长江中游的九江，台州人张士诚占据长江下游的苏州，唯独凤阳人朱元璋起家是在淮河流域，但朱元璋一旦据有金陵，立刻进驻宣徽，控制了从长江流域到钱塘江流域的通道，后来与张士诚争天下，就具有了战略优势。张士诚问鼎失败，残部退入海上，并没有向明朝臣服。这是朱元璋下令海禁的原因之一。满清入关，明宗室从北京退到南京，接着退往浙江和福建沿海，和南宋灭亡之际文天祥的逃亡路线，是完全一样的。靠着台湾海峡的阻隔，郑成功父子（老家在福建泉州）尚能割据台湾多年。为了封锁郑氏，清朝仿照明代旧例，又实施了几十年海禁。

海和山一样，都是帝国的边疆地带。胡宗宪时代的倭寇首领中，王直（日本文献称汪直。汪姓在徽州极常见，可能是王直母亲的姓氏）是徽州歙县人，本来是在中、日和中南半岛之间从事贸易的舶商，且和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一样，在日本有贸易基地（郑芝龙在日本娶妻，生郑成功）。其时葡萄牙人刚刚开辟绕道好望角的亚洲航路，王直将葡萄牙商人引入日本，并先后在宁波外海的双屿、舟山的沥港等地开辟了国际性的走私贸易港口。王直绝非一般海盗商人，明人自己也说，王直的诉求无非“要挟官府，开港通市”。他实际上扮演了东亚海域贸易秩序维持者的角色。双屿、沥港先后被摧毁后，1557年，胡宗宪招抚王直，许其不死。王直上岸，旋遭浙江巡抚诱捕，1559年被杀，胡宗宪未能兑现承诺，也就丧失了作为谈判者的信誉。王直死后，东南沿海的武装走私集团缺乏制约，盗贼蜂起，一时为甚。1565年，胡宗宪下狱身死。两年后，海禁解除。

从历史学者的角度看，胡宗宪和王直这两个徽州人的死，是不折不扣的悲剧。但历史像走马灯，总是悲剧转闹剧。记得前些年有人在徽州修王直墓，引起历史民族主义者的不满，有人专门从南京去毁墓，当时报道甚多。一建一毁，都不是围绕历史，而是围绕历史叙事和对历史叙事的解释发生的。

胡宗宪时代的党争，自然要延伸到历史叙事之中。严嵩的政敌、上海嘉定人徐玠主持修撰的《明实录》中说，胡宗宪私德不彰，贪污腐化，在大营与幕僚挟伎为乐。这些记载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至今很难说清。不过，当代旅游业钟爱的不是《明实录》上的春秋笔法，而是有人情味的轶事。史书对胡宗宪是褒是贬，对他的故乡龙川一带的旅游事业没有任何影响。据说胡宗宪少年时曾在龙须山上的寺庙中读书，我猜想迟早这座寺庙会重新出现在游客面前。其实，1564年胡宗宪被罢职，到他再度入狱，中间有两年时间是在龙川度过的。那是命运悬而未决的两年。身在徽州的山水之间，却心悬紫禁城里的风吹草动，胡宗宪的精神状态一定极端紧张。但反过来说，就算胡宗宪身死异地，在史书上声名狼藉，也并不妨碍他永远生活在故乡和宗族之中。

宋之后，游宦与还乡成了科举制度的两个面向。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特别是安徽南部的山区地方，在宋、明和清三代科举中取得的成功，特别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游宦与还乡的循环。如果乡村士子登科之后一去不返，科举就变成了抽水机，乡村最终难免陷入资源匮乏、人才凋零的境地。但官员在仕途终结之后告老还乡，意味着他们不在乡的时候仍然会持续对家乡投入资源。对接这种资源的形式，往往是宗族。

其实，直到近代，像胡适这样的地方名人，也仍然是通过这种形式回馈家乡的。绩溪博物馆藏有几通胡适信札，一来二往，谈的都是在家乡办学、修路、建医院、修志等事。历史上安徽南部因为土地有限，年轻人口总是不断流出，但离乡与返乡既然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是循环发生的，人口和资源的平衡就能够维系在一个平衡点上。这和最近20年中人口流出的形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绩溪博物馆落成不足10年。去时是雨后的下午，天气闷热。博物馆位于县城老区，周围是连片的民居，建筑很好地融合在面馆、电信营业厅、理发店和服装店之间。馆内空间相当大，沿展陈线路一路走过去，多处在布展施工，因未开空调，如同进出几个巨大幽暗的山洞，尤感湿热。但展厅之间有两处内部庭院，如同徽派民居中常见的天井，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博物馆建筑设计如此现代，相对而言，展品的数量、质量和陈列方式，就要逊色一些。

比较可珍贵的展览有两个。其一是以沙盘模型的形式展出绩溪几个重要古村，可以直观看出地理环境（山、水、可耕地）对村庄聚落的形成及其最终形态的决定作用。这些古村都是聚族而居，而聚族而居是大规模外来移民的特征。历史上这一带属于山越故地。东晋以来，北方汉人家族不断南迁到这里。每逢改朝换代，人口地理的诸因素就会发生重新组合。在大规模移民过程中，移民群体必然要与土著居民发生冲突。历史上这种冲突不但激烈，还旷日持久，常常延续数代人乃至更久。山区作为匪盗藏身和活动的主要区域，占据了较好位置的村庄需要时时警惕零散的武装劫扰，在战争时期努力自保，就更不用说了。今天尚存的古村庄有周密的空间规划，特别是对水的强调，显然有军事防御方面的考虑。换句话说，这种空间形态极有可能是为了应对暴力冲突发展出来的。

博物馆内还有一个规模很小、但位置很核心的胡适展览，展出胡适与族人、乡人之间的信件，以及他尽心尽力参与筹划故乡建设的遗言与遗物。胡适平生事迹主要发生在大城市，一生开风气之先，与他长期生活在上海和北平这两座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城市密不可分。但胡适身上传统的一面（比如他经常被人提到的婚姻和故乡情怀），则与他少年时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传统和现代在胡适身上既有冲突，也有调适，如此才合成他奇特而丰富的人格。展品数量不多，但足可以让人对胡适有一种不同于固有印象的亲切的认识。

2021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关于胡适的常设展旁边，是中共在绩溪进行山地游击战争的特展展板，数量很多，事迹写得很细，很能增进游客对这一山地作为地理-文化单元的特色和历史延续性的认知。

走出展厅，进入一处庭院。天并没有黑，只是天气缘故，光线很暗淡，一群群燕子来来回回地掠过。燕子抄水，必有飞虫。庭院一角有水池、喷泉和堆石，是建筑师对徽山徽水的象征性表达，如今变成微型生境，吸引食物链上的各种生命，上演着永恒不息的戏剧。

（本文作者夏佑至系作家，著有《蒙尘记》、《上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