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三九）︱种族进化：殖民与抵抗的逻辑

1904年4月，9名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Ainu）原住民，经过一个月的海陆颠簸，抵达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加入在这里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他们不是来观展的，而是和其他2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一起，作为展品供游客参观。

自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以来，世博会一直是集中展示现代工业文明、前沿科学、商贸新品以及文化景观的重要场所。圣路易斯世博会也一样：它为了纪念“路易斯安那收购”百年（美国1803年购买法属北美殖民地、领土面积翻番）而举办。美国借此机会，展示其强大的科技、工业和经济实力，并炫耀刚刚获得的菲律宾。贝尔发明的无线电话系统（wireless telephony），以及X光机等，在此亮相。世博会历时7个月，吸引了超过1900万人参观。同地还举办了第三届奥运会，当时不过是世博会的附属活动。60个参会国家中，有21个建造了自己的展馆，包括中国和日本。

日清两国都很重视这次自我宣传的机会，分别派出以农商务大臣清浦圭吾、贝子溥伦为总裁的参展团。日本馆设计成一座皇家花园，小桥流水，主建筑仿照京都金阁寺，又糅合了美国南方建筑式样。此外还有一处竹制茶室，展示甲午战争后获得的新殖民地台湾。1904年是清朝首次以官方身份参与世博。中国馆由两位英国建筑师设计，以牌坊、门楼、亭台等构成，充分表现本土建筑风格和特色。门口几位少年身着戏装欢迎游客。慈禧太后还恩准送展一副自己的画像，以表达庚子事变后中国接纳四方的新风气。

除了国家馆外，博览会还组织了其他主题展，以构建工业国家心目中的世界图景。其中重要一环是“人类学馆”，汇集包括阿伊努人在内的世界20多个土著部族人群及其生活。这是整个世博史上规模最大的“人类动物园”，由当时美国民族学局负责人麦基（William John McGee）主持，不少知名人类学家参与。麦基明确表示，要用“生活在原生环境中的活人”表现“人类由黑暗原始到高等启蒙、野蛮到文明……的历程”。这非常符合当时的“科学常识”：人类的发展是个由低到高的进阶，不同种族、民族则代表着不同阶段。下面这幅插图来自世博会发行的宣传书籍，它生动展示了这个阶梯：

在这张“人的类型与发展”（Types and Development of Men）图中，“史前人”位于最低端，之后依次是布须曼人、阿伊努人、尼格罗人、印第安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土耳其人、印度人、日本人、俄罗斯人，最高等则是欧美人。画面正中，智慧女神高举火把，照亮黑暗洞穴中蒙昧的原始人，政治含义很明确。人类学馆中，所有“野人及半野人”不但向游客展现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还要接受人类学教授们的现场教学。他们被拍照、观察、测量和比较。世博会还在同时举办的奥运会中，特设由这些展览人种参加的“人类学日”比赛，称为“野人奥运会”。

9名阿伊努人中，有3对夫妇和两个孩子，他们由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斯塔尔（Frederick Starr）亲赴北海道，在当地官员和传教士的帮助下招募。这些须发浓密的阿伊努人在博览会上引发极大兴趣。有观者称他们是“神秘的日本小原始人”，惊讶于其干净礼貌、信基督教，但有点可惜他们“不是食人族、食狗族或野人”。4名阿伊努人还参加了奥运会“人类学日”比赛，得到了射箭奖牌。

展出阿伊努人并非日本国家行为，但得到日本官员的协助。明治政府自1869年拓殖虾夷（改名“北海道”）以来，便对世居于此的阿伊努人实施同化、歧视政策。日本长期以单一民族国家自居，迟至2008年才正式承认阿伊努人的原住民身份。那么为什么在1904年还默许、鼓励对自己“国民”的奇观化呢？我们要从当时流行的种族、民族话语中理解。

19世纪殖民现代性的冲击，不但加速东亚区域秩序崩溃，而且彻底颠覆了东亚人理解自己的方式。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一种杂糅了政治、文化、血缘、语言、宗教的民族主义，由欧美输入、为东亚人改造并接受。根据这个新的国家原则，“国”与“族”不可分割。历史则按照这个“科学”原则重写，用以参照现实。

20世纪初的欧美人眼中，日本人是亚洲最“文明”的种族，他们讲究卫生、彬彬有礼，在急速西方化同时又坚守东方传统。1900年，新渡户稻造以英语在美国出版《武士道：日本的灵魂》一书，回应欧美人对日本宗教与道德的疑惑。这本书迎合了美国读者对东方的想象和口味，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热捧，常销不衰（但日译本出版后，在本国评价并不高）。在圣路易斯博览会的人类进化阶梯图中，日本人是非欧人种中最高等的，仅次于俄罗斯人，而且所有形象中唯智慧女神和日本人为女性，亦显示对日本的另眼相看。

博览会上，日本一方面极力展现自己的文明先进不输于欧美，一方面把“文明”的日本与“蛮荒”的日本做种族主义的切割。以当时的体质人类学观点，阿伊努人高鼻深目，眼型近欧洲人，很像是高加索人种。那么在和大和民族的长期争斗中，“黄种”的大和族比（可能是）“白种”的阿伊努人更“进化”、“文明”，这不正暗示出日本人在种族进化上的独特性么？其政治象征不言而喻。

和日本介入对自身的积极奇观化相比，中国则无奈地被奇观化。同在这个“族化”的世界，中日际遇不同，反应各异。1904年的美国，排华法案已通过多年，对华人的蔑视无处不在。中国虽然是世博会参展国之一，但连赴美布展的人工，都遭遇重重阻挠和歧视。

具体策展，主要由掌控清朝海关的欧美官员负责。据张杰先生的《西风东渐》一书，主办方曾委托海关官员找一名缠足女性，欲放到人类学馆中，后因中方抵制而作罢。但在博览会另一边的“游戏园”里，商家竟租来一位随夫赴美的缠足女子，在中国茶园中奉茶。此举引来华文舆论抨击，经几位中国留学生长时间抗议，园方经理才同意撤去。活人虽然免于展览，物品却仍是猎奇的对象。一处中国展室，内有泥塑人偶一组，包括裹脚妇女、兵丁、乞丐、烟鬼、娼妓等等，还有烟枪、烟灯、刑具。大清海关的英国官员甚至带来300双小脚弓鞋前来售卖。中方官员多次交涉，却没有结果。

没有资料显示中国人对种族进化图的观感，想来应该是不快的。但对本国形象表现的不满，并不是对种族分类和进化观本身的质疑。实际上，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一批思想者是接受种族话语的，康有为甚至在《大同书》中主张灭绝黑人，让黄种与白种通婚以达致“去种界同人类”。如果世博会展出的不是小脚，而是中国某个边缘少数族群，也把他们和“中国人”作进化论意义上的切割，留学生和官员们是否也会强烈抗议呢？不清楚。

今天的学者大多同意，种族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民族主义，是现代产物。当然，对人群差异的认知和偏见是普遍存在的，这种认知通常比较随意：比如中原历代都有《职供图》，记录异族图像；首位到日本的耶稣会士沙勿略，认为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是白人；而美国主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不把非盎格鲁欧洲人（比如日耳曼人）看作白人。但种族/民族主义不一样，它是一套以科学话语包装，并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结为一体的现代意识形态。把人类按照“科学”方法区分人种，始自18世纪瑞典自然学家林奈。而人类学、特别是体质人类学的兴起，又以种种测量术强化了种族理论的“生物学依据”。到了19世纪，达尔文自然演化论被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差异。于是种、族，与文明进化紧紧联系，用以合理化殖民压迫。这些理论在今天当然已经被否弃，但在100多年前，则被奉为真理。

民族主义在东亚，是当时知识人的选择性接受和创造。在日本，福泽谕吉改造了进化主义观念，以“种族”区分“国体”，以“文明”为新道统。而接受德意志法学理论的加藤弘之、穗积八束等，则把国民、民族、国家作同一性解读。王柯先生指出，后二者对于梁启超影响至深：梁启超根据瑞士法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理论，提出中国最早的“民族主义”论述。他对伯伦知理的理解，即主要参考加藤弘之。“民族”一词，直接来自日本人对nation的汉译，本来它兼有政治意义上的“国民”，和语言、文化、血缘意义上的“族群”之意。但此后中国国内使用“民族主义”，常带有很强的种族性，典型的如以章太炎、邹容等为代表的排满革命主张。

种族/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另一条线索，是严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译介。《天演论》号称翻译赫胥黎，实际带有很多严复自己的创作。特别是，达尔文本人从未试图用他的生物演化论分析人类社会。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实在符合当时国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急迫需求，以致很多人误以为这就是达尔文的科学主张，并把物种竞争的逻辑，曲解成近乎弱肉强食。

中国和日本又影响着朝鲜民族主义者。启蒙史学重要人物申采浩便深受梁启超启发。他不但全盘借用梁重写中国史的三阶段论，而且特别突出历史书写的民族主体性。他认为“历史”记录的是“人类社会‘我’与‘非我’斗争在时空中展开的精神活动状态”。朝鲜历史记录的就是韩“民族”斗争的精神状态。申采浩这种对主体性的想象和对主观性的强调，极大影响了20世纪半岛的民族主义史学。

东亚以民族主义改造自身，一个主要的刺激当然是殖民主义在话语和实践两方面的威胁。但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看似一对敌人，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被殖民者建构了一套反抗性民族主义，可依赖的仍是殖民者带来的那套文明、进化逻辑。殖民者发明的这套压迫理论，被反抗者用来求存图强。问题是，独立、富强之后怎么办？如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文明准则，我们是否要将它施用于更弱的他者，包括国界内的与国界外的？

回到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博会举办之时，日俄战争正酣。俄国推辞参会，日本就势把为俄国预留的展区要了过来。日本不但在世博会展示自己的文明高度，不久又在战场上击败了一个欧洲大国。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历史性胜利。人类学的进化阶梯要更新了：日本人超越了俄国人，朝着“最文明种族”，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