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剑桥古典学家向晚清大臣颁发博士学位时的颂词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张治

2017-04-17 11:0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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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至2007年上半年的大多数夜晚,我总是坐在畅春新园狭小的博士生宿舍里,在电脑前努力写学位论文。论文的对象是关于晚清中国人的海外旅行诗文,我需要不断地翻阅钟叔河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还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以及白日里在北大图书馆古籍部抄录的一些相关资料。时常到了后半夜,觉得思路不灵,就以翻译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1844-1922)《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为消遣。作为业余爱好,我对西方古典文学总是有着浓厚兴趣,可八竿子打不着的领域,值得这么上心吗?有个研究明清小说的朋友讥笑我“看见书上有‘希腊’二字就瞎激动”,他应该没听说过“philhellene”或“Gräkomanie”这样的词汇吧,总之就是那个意思,其实还是抬举我了。
一定是在某个思维昏沉的时刻,我翻到了“五大臣出洋”的那几部日记,其中在载泽《考察政治日记》中,会看到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当时载泽刚离开英国至巴黎)记了这么一段话:
接汪公使函云:英外部咨称,谦伯里区大学堂,拟以“笃克罗”名号相赠,到英时应往该学堂行受文凭礼。案谦伯里区为英最古之大学,“笃克罗”乃英最高之学位,非品学端粹,著述宏富,为士林推重者,不轻相假。他国人得此,尤为荣誉。名实不副,予滋愧矣。
同年闰四月初二日又有一段:
至谦伯里区大学堂。府知事及中文教员相迓。副校长导观藏书楼,卷轴之富,于英伦居第三。所藏中国书一室,有七经、廿二史、诸子集之属,云为前驻华公使威妥玛所赠。既请午宴毕,入校长室少作,进博士绯衣,亦赠尚、汪二使以文科博士、柏锐文科学士之号。鸣钟辟门,循次升堂。观者云集,鼓掌如雷。校长导入坐,一博士立诵腊丁文准书,礼成而出。
1906年载泽等人在剑桥(图中汉人身份待定)
剑桥大学(即“谦伯里区大学堂”)送给了载泽等人博士头衔。汪公使,指的是汪大燮;尚公使为尚其亨;柏锐,是广东同文馆保送京师同文馆毕业的译员,在伦敦大学学工科,后调回,担任过京师大学堂的英文教员。载泽这次访英是非常轰动的,得知剑桥有颁发荣誉学位的计划后,牛津大学也急忙邀约,闹得好似争风吃醋一般。但说实话,这几位在晚清出洋人士中都应该算不得什么有才学的。至于引文结尾说,“一博士立诵腊丁文准书”,不禁令我想到,他们这些“满大人”连英语都不懂,拉丁语的内容就更别问了。晚明中国人还知道拼命学习拉丁文字母,“不求甚解海外书,无可与言室中仆”。清初人如吴渔,也坚持要“试观罗马景,横读辣丁文”。在系资料室翻阅钱锺书的《容安馆札记》抄写的两句话时常浮现心头:“明季人于西教尚识其真远,远胜清季人之妄诞。”(原话有误,今查网友“猶今視昔”先生整理的《容安馆札记》第七四八则,当作“明季人于西教尚稍识,真远胜清季人之妄诞”)而才在图书馆港台新书区读到李奭学先生的名著《欧洲文学与中国晚明》,使我“若受电然”。相比之下,有那么多机会出国的晚清文人学者太没出息了……
而在刚才那个一瞥而过、念头浮现又消逝的时刻:我对旗人出洋的经历主要关注在张德彝身上,忽视了很多的细节。一定没多想,就放下论文,再去继续摆弄桑兹的那部书。
1906年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藏书室
1906年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藏书室
直到十年之后,不久之前,某兄微信告知:1906年在剑桥大学给载泽颁名誉学位时,发表拉丁文演说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桑兹。
其消息依据是现为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的汉学家艾超世(Charles Aylmer)所编订注释的《翟理斯回忆录》,载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史》(EAH)的1997年第十三、十四期合刊。通过对照这位剑桥第二任汉学教授的自传,以及整理者图文并茂的注释,我才知道1906年5月24日载泽来访时,翟理斯原来也在现场;“所藏中国书一室”,就是从首任剑桥汉学教授威妥玛传至翟理斯的办公和教学场所。载泽日记中提到的那位剑桥副校长,是Edward Anthony Beck,一位古典学者(整理过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午宴的祝酒词是翟理斯用中文说的,此事他颇为得意,然而载泽对他只字不提(只说有“中文教员”迎接)。
艾超世在附录译出了前面所引的载泽日记的完整内容。其后附有《剑桥大学报道》(Cambridge University Reporter)的官方记录,其中明确证实载泽与汪大燮得到的是法学博士(Doctor of Law)名誉学位,尚其亨得到的是文学博士(Doctor of Letters)名誉学位,而柏锐得到的并非文科学士而是文学硕士(Master of Arts)名誉学位。需要补充的是,至少在当时,所谓荣誉学位还存在很大分别,一种大概可叫作完整的名誉学位(complete degree honoris causa),只颁发给本校成员(比如向一位已获得硕士学位的有杰出贡献的本校教授颁发博士学位)以及国中权贵,接受者还须交纳五十英镑;另一种则可叫作头衔式的名誉学位(titular degree honoris causa),不必交费,是更为纯粹的荣誉,主要是颁发给外国名流的,载泽等人接受的都是这种学位头衔。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的三十来年中,在剑桥获得完整名誉学位的人士有百余位,是获得头衔式名誉学位者人数的三分之一。
艾超世所引的官方报道结尾还收录了桑兹的拉丁文演说词全文,附有几个简注。桑兹生前出版了一部《剑桥演说与书简集》(Orationes et Epistolae Cantabrigienses,1910),收录了他自1876至1909年期间担任大学“公共发言人”(Public Orator)的所有拉丁语发言稿,其中就有此篇(197-198页)。上面关于荣誉学位的解释,就见于此书的前言。剑桥的所谓“公共发言人”,主要的工作是在以校方名义向重要人物颁发名誉学位时,发表一个拉丁语的公开演说。而桑兹精晓古希腊及拉丁文学中的演说家与修辞学家著作,曾编订校勘了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提尼以及西塞罗等人的许多文本,可谓深谙演说的技艺。这部文集前面的二百三十四页篇幅,依照时序收录了他针对五百三十一位领受荣誉学位人士的演说词,其中载泽等人排在第四百三十三至四百三十六则。绝大多数情况下,桑兹是每一人次,无论详略,都有一小篇内容称颂表彰的,这次接待的由于是中国使团群体,相对来说是陌生的,他只好发表了一篇总括性的致词,就依次引出四位受领学位者。现将原作译出,全文如下:
中华帝国使团中有一位显赫人物,众人皆知他是皇帝陛下的堂兄,出于簪缨之家、世胄之门,如今远游而考察异邦制度,犹如阿纳卡西斯再世,他近日抵达吾邦,我谨以本大学之名义向其致意。我校最早的学院成立之日,早在六百余年前,那还是蒙元统御中国的世代。而甚至在我们据以建立纪元的那个神圣时刻,他们国家的古代学说、真理以及表现形式便都已散发出活力,又经由帝国里的众多官吏长久以来所不断验证、甄选并维持至今。与彼同时,苏格拉底向我们教诲,未经理性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大学对于青年人即如此要求,至于我等老朽则大可不必这么严格了。而中国的古代智慧也令我们感到惊奇不已,我们的汉文藏书,俱出自往昔那位超卓出众的大使,尽管还缺少某些要籍,但毕竟这在全球范围看,至少在目前的西方各国,乃是最先成规模之处。进一步说,并不能仅仅依靠于西方各国或东方各国,而是在寰宇之内,所有的才智之士凭着对学问的共同爱好而彼此联系起来。事实上,在西方世界,亚里士多德曾经在他某部名著开篇说,“求知乃全人类之本性”。在东方世界,在同样显赫之著作的同一位置,孔子也曾强调,“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nihil esse pulchrius quam discere, atque ea quae didiceris, vitae in usum convertere)。然而不论东西,可以说,最为崇高的,莫过于后一位哲人对人类最宽广之爱的称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in orbe terrarum toto sumus omnes fratre)。
桑兹《剑桥演说与书简集》
艾超世在注释中说,阿纳卡西斯(Anacharsis)是西元前六世纪游历希腊的斯基泰王子,固然不错。但他未说出这个人物在古典学家心中的地位。阿纳卡西斯是古代作家笔下的外邦贤达之士,在雅典与梭伦论交,甚至有时被视为“希腊七贤”之一。十八世纪法国有位博学的古物学家,让·雅克·巴忒勒密(Jean Jacques Barthélemy,1716-1795),用了三十年时光写成一部小说,题为《青年阿纳卡西斯希腊游记》(Voyage du Jeune Anacharsis en Grèce,1789)。即以这个斯基泰王子为主人公,将自己全部的古典学识转化成笔下完整的文物与风俗图卷。桑兹在自己那部《古典学术史》第二卷对此小说曾有一大段介绍,而他一向喜欢强调在意大利与希腊的“漫游时代”(Wanderjahre)对学者来说是多么有意义。因此,由载泽来访而摆出这个典故,也可看出并非草率应付了。
桑兹在典礼上介绍载泽时说,“我请您诸位来见证我们心灵上的兄弟,著名的王公,中华帝国之特使”(Animi nostri fraterni in testimonium praesento vobis Ducem illustrem, TSAI TSE, Imperii Sinensis legatum extra ordinem missum);继而便介绍汪大燮是“在文学与哲学方面造诣深湛的中华帝国驻英著名使臣”(Vir litterarum et philosophiae in studiis praeclarus, WANG TAHSIEH, Imperatoris Sinensis inter Britannos legatus illustris),尚其亨是“中华帝国的杰出人物、特使”(Vir insignis, SHANG CHI-HENG, Imperii Sinensis e legatis extraordinariis unus);柏锐是“同一使团中出类拔萃的杰出文士”(Vir eximius legationis eiusdem litteris conscribendis praepositus)。值得注意的是,桑兹的演说词每次引介领受者时,有固定的套路,说的是“Duco ad vos etc.”,“我向你们引介……”,惟有这次他改了花样,原因就是上文最后提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中国古话。
我啰嗦地介绍并翻译(不能保证准确)了这段资料,想要说明什么呢?如果讲拉丁语这种古典语言,在中西文化交流早期历史中的介入,自然有大量的、更重要的文献例证。即使是晚清,也有某些时刻更值得大书特书。比如那位勤恳的日记作家张德彝,在他的《八述奇》中,两次抄录他观看古罗马戏剧的情形,各有十多页篇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此前曾有尹德翔撰《晚清使官张德彝所见西洋名剧考》一文,翻检《稿本航海述奇汇编》中记载详细的西方戏剧十四种,于此两处未曾道及。根据日记所述,我们得知张德彝是圣诞节期间在西敏公学(Westminster School)看的演出。该校向来特重拉丁文教育,发音独树一帜,有“西敏拉丁”的称号。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即形成了每年圣诞节排演普劳图斯、泰伦提乌斯作品或是其他新作拉丁文喜剧的习惯。根据人物名称和故事梗概,可确定是前一部是普劳图斯的《仨钱儿银币》(Trinummus),后一部则系泰伦提乌斯模仿希腊喜剧家米南达所作的《安德罗斯女子》(Andria)这部喜剧。两部古罗马喜剧作品,张德彝能够提供这么详尽的介绍,在后文还描述了演出舞台布景以及自己的观感,可谓极其珍贵的资料,但这无非只是因为张德彝是“日记狂人”,并非他特别重视拉丁文学。钱锺书晚年读《八述奇》,他那样博览的人,因为找不全一套娄卜古典丛书的普劳图斯戏剧集,竟也不知道张德彝看的前一出为何剧(见《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十册,291页)。而直到2015年,王焕生译普劳图斯、泰伦提乌斯的传世作品全集出版,这两位拉丁文学的喜剧家才算首次以完整面貌来到了中国。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书影
最近,我在准备我这学期因自己的浅陋无知而斗胆开设的一门新课,“近四百年中西文学交流”。我请教研究明清音韵学的同事:为什么在晚明有了《西儒耳目资》这样好的拉丁字母注音方式,也有了方以智、杨选杞,甚至可能还包括刘献廷等中国读书人在这方面的勇敢探索,可是到了《康熙字典》那里还要用反切法呢?同事搬出他老师的论文来给我看。虽然我是外行,但也注意到,里面有一个意思是很明白的:即使只是拉丁字母,对清代的中国人来说还是觉得太难,于是在当时未能改变中国的注音传统。
回到晚明与晚清面对西学态度的比较上,也许相较于晚明人对拉丁字母都认个半天,晚清人出国,其实是素质高了,他们见识的古希腊罗马文化肯定更多,也许多到不屑于事事记述。凡事视为理所当然而不闻不问,除了能抬高自己身价声名的虚浮之物而无所用心,这真是文化交流过程中特别要不得的。
于是,剑桥的古典学家在欢迎中华帝国使臣时发表的这篇拉丁语演说词,可能只有我才会觉得意义特别。从“游记西学”里追索近代中国知识更新的点滴进步,从西方古典学术史中探寻其悠久传统的现代嬗变,我在这两个题目游离徘徊乃至分不清主次偏重的时候,哪里想到,写博士论文时为消遣而翻译的作者,和相隔遥远的论文对象,早已存在着联系。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桑兹,五大臣出洋,载泽,名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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