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剑桥古典学家向晚清大臣颁发博士学位时的颂词

在2006年至2007年上半年的大多数夜晚，我总是坐在畅春新园狭小的博士生宿舍里，在电脑前努力写学位论文。论文的对象是关于晚清中国人的海外旅行诗文，我需要不断地翻阅钟叔河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还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以及白日里在北大图书馆古籍部抄录的一些相关资料。时常到了后半夜，觉得思路不灵，就以翻译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1844－1922）《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为消遣。作为业余爱好，我对西方古典文学总是有着浓厚兴趣，可八竿子打不着的领域，值得这么上心吗？有个研究明清小说的朋友讥笑我“看见书上有‘希腊’二字就瞎激动”，他应该没听说过“philhellene”或“Gräkomanie”这样的词汇吧，总之就是那个意思，其实还是抬举我了。

一定是在某个思维昏沉的时刻，我翻到了“五大臣出洋”的那几部日记，其中在载泽《考察政治日记》中，会看到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当时载泽刚离开英国至巴黎）记了这么一段话：

接汪公使函云：英外部咨称，谦伯里区大学堂，拟以“笃克罗”名号相赠，到英时应往该学堂行受文凭礼。案谦伯里区为英最古之大学，“笃克罗”乃英最高之学位，非品学端粹，著述宏富，为士林推重者，不轻相假。他国人得此，尤为荣誉。名实不副，予滋愧矣。

同年闰四月初二日又有一段：

至谦伯里区大学堂。府知事及中文教员相迓。副校长导观藏书楼，卷轴之富，于英伦居第三。所藏中国书一室，有七经、廿二史、诸子集之属，云为前驻华公使威妥玛所赠。既请午宴毕，入校长室少作，进博士绯衣，亦赠尚、汪二使以文科博士、柏锐文科学士之号。鸣钟辟门，循次升堂。观者云集，鼓掌如雷。校长导入坐，一博士立诵腊丁文准书，礼成而出。

1906年载泽等人在剑桥（图中汉人身份待定）

剑桥大学（即“谦伯里区大学堂”）送给了载泽等人博士头衔。汪公使，指的是汪大燮；尚公使为尚其亨；柏锐，是广东同文馆保送京师同文馆毕业的译员，在伦敦大学学工科，后调回，担任过京师大学堂的英文教员。载泽这次访英是非常轰动的，得知剑桥有颁发荣誉学位的计划后，牛津大学也急忙邀约，闹得好似争风吃醋一般。但说实话，这几位在晚清出洋人士中都应该算不得什么有才学的。至于引文结尾说，“一博士立诵腊丁文准书”，不禁令我想到，他们这些“满大人”连英语都不懂，拉丁语的内容就更别问了。晚明中国人还知道拼命学习拉丁文字母，“不求甚解海外书，无可与言室中仆”。清初人如吴渔，也坚持要“试观罗马景，横读辣丁文”。在系资料室翻阅钱锺书的《容安馆札记》抄写的两句话时常浮现心头：“明季人于西教尚识其真远，远胜清季人之妄诞。”（原话有误，今查网友“猶今視昔”先生整理的《容安馆札记》第七四八则，当作“明季人于西教尚稍识，真远胜清季人之妄诞”）而才在图书馆港台新书区读到李奭学先生的名著《欧洲文学与中国晚明》，使我“若受电然”。相比之下，有那么多机会出国的晚清文人学者太没出息了……

而在刚才那个一瞥而过、念头浮现又消逝的时刻：我对旗人出洋的经历主要关注在张德彝身上，忽视了很多的细节。一定没多想，就放下论文，再去继续摆弄桑兹的那部书。

1906年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藏书室

直到十年之后，不久之前，某兄微信告知：1906年在剑桥大学给载泽颁名誉学位时，发表拉丁文演说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桑兹。

其消息依据是现为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的汉学家艾超世（Charles Aylmer）所编订注释的《翟理斯回忆录》，载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史》（EAH）的1997年第十三、十四期合刊。通过对照这位剑桥第二任汉学教授的自传，以及整理者图文并茂的注释，我才知道1906年5月24日载泽来访时，翟理斯原来也在现场；“所藏中国书一室”，就是从首任剑桥汉学教授威妥玛传至翟理斯的办公和教学场所。载泽日记中提到的那位剑桥副校长，是Edward Anthony Beck，一位古典学者（整理过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午宴的祝酒词是翟理斯用中文说的，此事他颇为得意，然而载泽对他只字不提（只说有“中文教员”迎接）。

艾超世在附录译出了前面所引的载泽日记的完整内容。其后附有《剑桥大学报道》（Cambridge University Reporter）的官方记录，其中明确证实载泽与汪大燮得到的是法学博士（Doctor of Law）名誉学位，尚其亨得到的是文学博士（Doctor of Letters）名誉学位，而柏锐得到的并非文科学士而是文学硕士（Master of Arts）名誉学位。需要补充的是，至少在当时，所谓荣誉学位还存在很大分别，一种大概可叫作完整的名誉学位（complete degree honoris causa），只颁发给本校成员（比如向一位已获得硕士学位的有杰出贡献的本校教授颁发博士学位）以及国中权贵，接受者还须交纳五十英镑；另一种则可叫作头衔式的名誉学位（titular degree honoris causa），不必交费，是更为纯粹的荣誉，主要是颁发给外国名流的，载泽等人接受的都是这种学位头衔。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的三十来年中，在剑桥获得完整名誉学位的人士有百余位，是获得头衔式名誉学位者人数的三分之一。

艾超世所引的官方报道结尾还收录了桑兹的拉丁文演说词全文，附有几个简注。桑兹生前出版了一部《剑桥演说与书简集》（Orationes et Epistolae Cantabrigienses，1910），收录了他自1876至1909年期间担任大学“公共发言人”（Public Orator）的所有拉丁语发言稿，其中就有此篇（197-198页）。上面关于荣誉学位的解释，就见于此书的前言。剑桥的所谓“公共发言人”，主要的工作是在以校方名义向重要人物颁发名誉学位时，发表一个拉丁语的公开演说。而桑兹精晓古希腊及拉丁文学中的演说家与修辞学家著作，曾编订校勘了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提尼以及西塞罗等人的许多文本，可谓深谙演说的技艺。这部文集前面的二百三十四页篇幅，依照时序收录了他针对五百三十一位领受荣誉学位人士的演说词，其中载泽等人排在第四百三十三至四百三十六则。绝大多数情况下，桑兹是每一人次，无论详略，都有一小篇内容称颂表彰的，这次接待的由于是中国使团群体，相对来说是陌生的，他只好发表了一篇总括性的致词，就依次引出四位受领学位者。现将原作译出，全文如下：

中华帝国使团中有一位显赫人物，众人皆知他是皇帝陛下的堂兄，出于簪缨之家、世胄之门，如今远游而考察异邦制度，犹如阿纳卡西斯再世，他近日抵达吾邦，我谨以本大学之名义向其致意。我校最早的学院成立之日，早在六百余年前，那还是蒙元统御中国的世代。而甚至在我们据以建立纪元的那个神圣时刻，他们国家的古代学说、真理以及表现形式便都已散发出活力，又经由帝国里的众多官吏长久以来所不断验证、甄选并维持至今。与彼同时，苏格拉底向我们教诲，未经理性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大学对于青年人即如此要求，至于我等老朽则大可不必这么严格了。而中国的古代智慧也令我们感到惊奇不已，我们的汉文藏书，俱出自往昔那位超卓出众的大使，尽管还缺少某些要籍，但毕竟这在全球范围看，至少在目前的西方各国，乃是最先成规模之处。进一步说，并不能仅仅依靠于西方各国或东方各国，而是在寰宇之内，所有的才智之士凭着对学问的共同爱好而彼此联系起来。事实上，在西方世界，亚里士多德曾经在他某部名著开篇说，“求知乃全人类之本性”。在东方世界，在同样显赫之著作的同一位置，孔子也曾强调，“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nihil esse pulchrius quam discere, atque ea quae didiceris, vitae in usum convertere）。然而不论东西，可以说，最为崇高的，莫过于后一位哲人对人类最宽广之爱的称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in orbe terrarum toto sumus omnes fratre）。

桑兹《剑桥演说与书简集》

艾超世在注释中说，阿纳卡西斯（Anacharsis）是西元前六世纪游历希腊的斯基泰王子，固然不错。但他未说出这个人物在古典学家心中的地位。阿纳卡西斯是古代作家笔下的外邦贤达之士，在雅典与梭伦论交，甚至有时被视为“希腊七贤”之一。十八世纪法国有位博学的古物学家，让·雅克·巴忒勒密（Jean Jacques Barthélemy，1716-1795），用了三十年时光写成一部小说，题为《青年阿纳卡西斯希腊游记》（Voyage du Jeune Anacharsis en Grèce，1789）。即以这个斯基泰王子为主人公，将自己全部的古典学识转化成笔下完整的文物与风俗图卷。桑兹在自己那部《古典学术史》第二卷对此小说曾有一大段介绍，而他一向喜欢强调在意大利与希腊的“漫游时代”（Wanderjahre）对学者来说是多么有意义。因此，由载泽来访而摆出这个典故，也可看出并非草率应付了。

桑兹在典礼上介绍载泽时说，“我请您诸位来见证我们心灵上的兄弟，著名的王公，中华帝国之特使”（Animi nostri fraterni in testimonium praesento vobis Ducem illustrem, TSAI TSE, Imperii Sinensis legatum extra ordinem missum）；继而便介绍汪大燮是“在文学与哲学方面造诣深湛的中华帝国驻英著名使臣”（Vir litterarum et philosophiae in studiis praeclarus, WANG TAHSIEH, Imperatoris Sinensis inter Britannos legatus illustris），尚其亨是“中华帝国的杰出人物、特使”（Vir insignis, SHANG CHI-HENG, Imperii Sinensis e legatis extraordinariis unus）；柏锐是“同一使团中出类拔萃的杰出文士”（Vir eximius legationis eiusdem litteris conscribendis praepositus）。值得注意的是，桑兹的演说词每次引介领受者时，有固定的套路，说的是“Duco ad vos etc.”，“我向你们引介……”，惟有这次他改了花样，原因就是上文最后提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中国古话。

我啰嗦地介绍并翻译（不能保证准确）了这段资料，想要说明什么呢？如果讲拉丁语这种古典语言，在中西文化交流早期历史中的介入，自然有大量的、更重要的文献例证。即使是晚清，也有某些时刻更值得大书特书。比如那位勤恳的日记作家张德彝，在他的《八述奇》中，两次抄录他观看古罗马戏剧的情形，各有十多页篇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此前曾有尹德翔撰《晚清使官张德彝所见西洋名剧考》一文，翻检《稿本航海述奇汇编》中记载详细的西方戏剧十四种，于此两处未曾道及。根据日记所述，我们得知张德彝是圣诞节期间在西敏公学（Westminster School）看的演出。该校向来特重拉丁文教育，发音独树一帜，有“西敏拉丁”的称号。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即形成了每年圣诞节排演普劳图斯、泰伦提乌斯作品或是其他新作拉丁文喜剧的习惯。根据人物名称和故事梗概，可确定是前一部是普劳图斯的《仨钱儿银币》（Trinummus），后一部则系泰伦提乌斯模仿希腊喜剧家米南达所作的《安德罗斯女子》（Andria）这部喜剧。两部古罗马喜剧作品，张德彝能够提供这么详尽的介绍，在后文还描述了演出舞台布景以及自己的观感，可谓极其珍贵的资料，但这无非只是因为张德彝是“日记狂人”，并非他特别重视拉丁文学。钱锺书晚年读《八述奇》，他那样博览的人，因为找不全一套娄卜古典丛书的普劳图斯戏剧集，竟也不知道张德彝看的前一出为何剧（见《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十册，291页）。而直到2015年，王焕生译普劳图斯、泰伦提乌斯的传世作品全集出版，这两位拉丁文学的喜剧家才算首次以完整面貌来到了中国。

最近，我在准备我这学期因自己的浅陋无知而斗胆开设的一门新课，“近四百年中西文学交流”。我请教研究明清音韵学的同事：为什么在晚明有了《西儒耳目资》这样好的拉丁字母注音方式，也有了方以智、杨选杞，甚至可能还包括刘献廷等中国读书人在这方面的勇敢探索，可是到了《康熙字典》那里还要用反切法呢？同事搬出他老师的论文来给我看。虽然我是外行，但也注意到，里面有一个意思是很明白的：即使只是拉丁字母，对清代的中国人来说还是觉得太难，于是在当时未能改变中国的注音传统。

回到晚明与晚清面对西学态度的比较上，也许相较于晚明人对拉丁字母都认个半天，晚清人出国，其实是素质高了，他们见识的古希腊罗马文化肯定更多，也许多到不屑于事事记述。凡事视为理所当然而不闻不问，除了能抬高自己身价声名的虚浮之物而无所用心，这真是文化交流过程中特别要不得的。

于是，剑桥的古典学家在欢迎中华帝国使臣时发表的这篇拉丁语演说词，可能只有我才会觉得意义特别。从“游记西学”里追索近代中国知识更新的点滴进步，从西方古典学术史中探寻其悠久传统的现代嬗变，我在这两个题目游离徘徊乃至分不清主次偏重的时候，哪里想到，写博士论文时为消遣而翻译的作者，和相隔遥远的论文对象，早已存在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