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美国新闻处”在台港

惠特尼（J. Whitney）的《告密者——中情局如何计诱世界名作家》对华人地区（包括两岸三地和南洋诸国）不着一字，并不等于冷战期间美国没有在这些地区进行文宣工作，笔者这点凭空臆测的看法，终于得到证实。友人郑树森教授传来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王梅香写成于2015年1月的博士论文《隐蔽权力：美援文艺体制下的台港文学（1959-1962）》（下称《论文》），对美国在台湾和香港地区文化界的“渗透”工作，作了巨细无遗、证据确凿的论述。《论文》文长凡三百余页，资料丰硕、文字可读，香港出版商没理由不设法出版，而它更应译为英文，以补《告密者》之不足，如此方能让人看到美国在冷战期间针对共产阵营的“反宣传活动”全貌！

王博士爬梳《论文》涵盖时期十余年的有关资料，揭露了不少过去不为外行人所知的内幕，证实了若干文化圈流传已久的“传闻”，读来真的令人大开眼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上一面倒向苏联，在文学艺术领域亦断绝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一项统计显示，在1919至1949年间，内地翻译的外国书籍中，“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占百分之六十七，译自苏联的仅百分之九点五”。解放后天翻地覆，前者缩至占全部译书百分之二十点五，而后者则大增至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五。苏联在内地影响力大增，不在话下。另一方面，解放前大受内地观众欢迎的好莱坞电影，解放后更完全被禁。为了扭转此一劣势并通过“文宣”推广美国的政策，于五十年代初期已在全球七十六国设有二百十七个办事处的“美国新闻处”（“美新处”），“接受美国领事馆（使馆）的指示”，负起“通过文化活动、宣传活动支持美国政府的各项外交活动”的重任。

“美新处”的活动是多方面的，《论文》仅及“文化界”的书籍和期刊而未及报章，但已足教人了解美国文宣手段的厉害！

现在识字分子几乎无人不知的台湾《现代文学》杂志：“事实上是‘美新处’提供资金让他（林按：白先勇）去办……”《论文》缕列了不少事实，特别说明“美新处”购买大量杂志运至南洋一带销售，那等于杂志社有充盈的“卖书”收入，证明“美援”（也许说“变相的美援”较恰切）的说法并非捕风捉影。然而，参与杂志创办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及陈若曦，均为文反驳这种“指控”（接受外援有损“保持文学独立及自主性的尊严”），他们不约而同撰文指出，“美新处”只买过“两册”或“一些”《现文》，可见这些“蛋头”真是不食人间烟火……香港作家对接受“美国人赞助”比较坦然，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来港的文化人经济拮据，美方通过相关机构（前为“亚洲基金”后是“美新处”）“协助落难知识分子”（据卢玮銮及熊志琴的《香港文化众声道1》），而这些知识分子所以心安理得，是因为他们认为是在香港从事文化工作而非替美国做“文化宣传”。他们当中确有不少人“事后”才醒觉自己曾为老美工作——这是若干年后与香港作家打交道的燕归来（本名邱然）、陈濯生和徐东滨（曾任《明报》主笔的政论家）等人是“美方在地（香港）联系者”的身份暴露后，这些精神上“受愚”而物质上肯定同时“受惠”的作家学者才知道的真相，但已事过境迁、无关宏旨了。上述三位文化界名人，当时俱为“美资”友联研究所（及出版社）的骨干。

“美新处”宣扬美国文化，主要手段是付出高于当时本地媒体所能负担的稿酬，招聘台港名家翻译“美国文学名著”；以文学论文学，这些书籍大部分文笔优雅，有益西方价值的世道人心，就此角度，“美新处”绝对做了一件好事。台湾的译者，港人较熟悉的有梁实秋、夏济安和余光中；香港较著名的则有林以亮（宋淇〔奇〕的笔名）、张爱玲和姚克。现在几乎无人不知其名的著名作家张爱玲的“重要经济来源就是‘美新处’的稿酬……”据1953年11月30日香港美国领事馆的档案，当年“美新处”以四百美元的代价向作家购买手稿，以当时汇价，折合二千四百多港元，是“天价”。据《论文》的考证（王博士下了不少真工夫），当时“一名教师的薪水一个月约三百港元，写一书可赚进八个月薪水……”这大概是指官校教师待遇，私校当然远远低过此数……顺便一提，笔者五十年代末在坚尼地城屈地街一间鞋厂“打杂”，包食住月薪三十大元（包食住的同义词是工作不分昼夜每天十二小时以上），可知一书本所得酬劳有多高，替“美新处”写书、译书马上跻身中产，为了在社会梯阶向上“移动”，作家还不设法替它工作吗？

按照《论文》抽丝剥茧的剖析，“美新处”办事有规有矩，非常认真，与作者签的合同及金钱交易，全部记录在案，杜绝了华人社会贪污徇私的“习惯”。其“天价”稿酬，是买断作者的版权，即在他处（主要指南洋）出版或译为外文，“美新处”均毋须再付稿费，因此，这是“打响算盘”的交易，“美新处”不一定赔钱。据名作家陈纪滢的说法，她的小说《荻村传》由张爱玲译为英文，“美新处”支付的“翻译费一万多美金”，这确属天文数字……不过，书的畅销与否，真的有点扑朔迷离，因为不少“反共小说”，“美新处”不惜工本大量购买，然后运往他处，特别是华侨密集聚居的南洋各地销售，不管能否卖出，对出版社来说已是畅销书。“美新处”除办刊物（如《今日世界》半月刊）及出版社外，还出资办印刷厂，由其承印今日世界出版社要出版的书籍……

现在一般人提起“三毫子小说”，都说是环球出版社（东主罗斌）所创。其实不然，它的出现，可追溯至1955年“美新处”出版的《小说报》，《论文》引述名作家刘以鬯的话：“由‘美新处’的高级职员背后操纵的虹霓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报》，稿费高，有‘三毫子小说’之俗称”；在该刊发表小说条件之一是“必须有反共意识”。《小说报》停刊后，罗斌的“环球小说丛”取而代之。资料显示“环球”从1961年起，每十天推出一种三十二开本的“环球文库”流行小说，每册四角，那等于说三年多来出了一百七十九期的“三毫子小说”告一段落。当年盛行一时的“小小说”，不论售价三角或四角，都染上浓浓的反共色彩。

《小说报》停刊后，“美新处”主办及“支援”的刊物有《今日世界》《亚洲画报》《儿童乐园》《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生活》《祖国周刊》和《人人文学》；而体制上、形式上为“非政府机构”（NGO）的“美资”出版社，则有亚洲、友联、人人和自由。被网罗为“香港美新处联合编辑计划”当“编辑顾问”的学者、作家名单，十分耀眼，计有钱穆、陈伯庄、杨宗汉（翰）、梁寒操、罗香林、王书林、丁乃通、简又文、唐君毅、宋奇（淇）及马鉴；除宋奇时任职“美新处”，其余俱为港大、新亚和崇基的教授（时联合书院尚未成立）。五六十年代香港“绿背文化”鼎盛，不难想见；当年饮“美奶”的作家不少享誉甚隆，如方龙骧、迟宝伦、李维陵、易君左、陈俊人（万人杰）、南宫搏、董千里（曾为《明报晚报》主笔）、齐桓（孙述宪）、黄思骋、王敬羲、潘柳黛、马朗及彭歌等，皆在本地拥有大量读者。

“美新处”通过这些“外围”组织，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反共宣传和推广美国价值观，惟它的工作必须“隐蔽”，即只能半公开进行，所以有此需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此为国共之争，美国只宜扮演“权力中介”即“保持中立”（一如今日之于台湾和钓鱼岛）的角色，如此才不致直接卷入国共斗争的漩涡；其一则如郑树森教授在《从诺贝尔到张爱玲》一书的观察：“在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明显缺席的反倒是港英殖民地政府，其角色近乎‘裁判’、‘警察’，遇有哪一边越位过火，就进场缓冲”；“主人家”英国人坐山观国共言文之争，作客的美国人便知进退、守分寸，不会做出令主人下不了台的事。英国人的政治权术（Statecrafts）确有过人处，她的置身事外，令有关各方都不敢太过分，如此才造就香港的“安和利乐”，成为各色人等均可在此相安无事自由活动的大都会！

显而易见，在“美新处”卵翼下出版的书刊，在“戳破中共的宣传”上，成效甚著；不过，在“小说化”过程中，内地一些所谓消极现象亦无可避免被夸大……“美新处”邀约（“主题”书写）的《愤怒的江》，是作者南宫搏据1954年长江大水灾（张公堤决堤）的实况加工渲染（加盐加醋）而成，“美新处”大感满意，因为它揭露了“在苏联专家协助下”中共有能力防洪不过是一句空话！

就“美新处”大搞文宣活动的目的，其在香港的工作，大收成效、物有所值，是彰彰明甚的。对大部分有难民身份的港人来说，除加深对大陆的认识，还有因此培养出欣赏西洋文学作品的积极意义。“美新处”的出版物，特别美国经典小说的翻译，所起作用，与那段时期的粤语电影不少采用西洋古典音乐中旋律悦耳的乐章为配乐一样，令观众对古典音乐发生兴趣；“美新处”的书刊撩起不少读者对西洋文学的好奇进而设法读“原典”，在提高这个难民城市的人文质素上，居功至伟——这也许正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预期之外的结果”吧。

和《论文》几乎同时“出版”的《亚洲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下称《推手》）一文，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张杨，原刊2015年第二期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今年1月4日多维新闻转载，改题《遏制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创办背后的美国因素》。

顾题思内容，本文是作者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馆藏“亚洲基金会”（下称“基金”）档案的资料写成，对在“1967年以前一直接受中情局资金资助”的“基金”如何在香港从事“（美国）政府乐见其成但又无法直接参与的活动”，特别在资助香港“大专院校”上的工作，有具体翔实的论述。必须一提的是，该“基金”亦是个“隐蔽组织”，其运作是“让所有的美国援助都隐在台后，实际事务则让亚洲人出面”。“基金”的任务在“整合”解放后不到两年间涌港七万一千多名难民中约二万五千名知识分子，其“第一注”二十五万美元的经费，来自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1953-1961在位）就职后不久的美国政府，而其目的在“有选择地帮助在香港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美国这样做的长远目标，在“扶植并支持中国内外反中共力量，以抵制北京政权的控制”。而“基金”自定的工作范围，除“寻求反击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反击共产主义的宣传”，还致力于“破坏滋养共产主义的土壤”。这正是“基金”定下大力赞助中文高等教育为其政策的依据。

被“基金”外围组织“孟氏教育基金”（下称“孟氏”）招揽协助其推动这项工作的“知名华人学者和教育家”，有岭大前校长李应林和新亚书院院长钱穆，他们知否“孟氏”资金来自中情局，外人不得而知，但肯定他们了解“大老板”是“亚洲基金”。

为了“与左翼支持下的中文书院及知识分子进行对抗”，“孟氏”资助的书院共九所（光夏、广东、华侨工商、新亚、珠海、崇基、文化、香港书院和广侨），除提供名目繁多如教职员薪酬、学生宿舍、图书馆的资助，还向“所有中文书院在籍学生的百分之十五提供奖学金”。追求知识之外，尚受“经济诱因”吸引，八所书院（不计广侨）的学生由1951-1952年的七百七十二人增至1953年的一千四百人，1954年（加广侨）更达两千余人（当年港大只有学生数百）。学生人数大增令“书院领导层”有“结成一体”的想法，经过长期酝酿，1957年，崇基、新亚和联合这三所中文书院成立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经过与港府多次调协，终于在1963年10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

美中不足的是，《推手》在美方对各院校的资助上有很详尽的报道，但成立中大它究竟出了多少钱，则只字未提，仅说“如果没有基金会的援助，中大的成立还要推迟许多年”。

无论如何，美国直接、间接的经济援助，“整合”了逃难来港的学者和教育家，各书院的学生大幅增长以至中大的成立，令中情局反击共产主义阵营的短期目标与长期推动“文化自由”观念、“借美国对文化的宽容态度来展现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肯定大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