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黄道炫：中共如何在“裂缝”中实现腾飞

4月19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道炫应邀在华中师范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中共革命：裂缝中的成长》的讲座。他以时间为顺序，从多方面讲解了中国共产党从苏维埃时期到抗战时期是如何在“裂缝”中寻求生存并发展壮大的，提出了一些革命史研究的新思路。本次讲座为华中师大“重访与超越”民国史工作坊系列讲座之一。

历史研究的价值

讲座开篇，黄道炫先阐述了他理解中的历史研究的意义。他认为，仅仅把历史局限于吸取经验教训的说法稍显狭窄，“正像很多人说过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从来不吸取教训。”历史的悲喜剧会不断重演，就像一个人，尽管会无数次反省自己的缺点，但缺点还是会无数次出现。比如蒋介石经常在日记中反省自己的错误，发誓要改，不久却依然犯错误。从其身上可以看到，所谓的自省能够对一个人发生多大作用是需要打问号的；同理，历史研究对一个群体、国家、民族能发生多大作用也是需要打问号的。

黄道炫将历史类比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一个人步入老年，会越来越多陷入回忆，这种个体的回顾和对过往经历的寻找，与一个民族、群体对自己历史的寻找有相通之处。“一个民族到了一定程度会有追思的欲望，而历史学家承担的就是帮助民族完成追思的欲望。历史就是在社会大框架中，给人提供回顾追思的场所。在正常的社会中历史不会成为显学，历史研究就像园林中一方小小的水塘，有人经过可能会驻足观看，大部分人视而不见，或许还有人会说，这都什么呀，一点也不好看。”

讲座中的黄道炫

“裂缝”的含义

接下来进入正题，黄道炫首先讲解了主题中“裂缝”的含义。他解释道，所谓“裂缝中的生长”，主要是从国内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国内利用夹缝生长。如果放开眼界来看，还可以看到中共的发展在整个国际环境下其实也是在“裂缝”中生长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革命是在巨大的社会文化转型中发生的。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近年来多为人接受，“中国中心观”强调中国本身的内在变革动力，是对既往的冲击反应模式的挑战，但是仔细分析，“冲击反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这两个概念本质上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严重冲突。黄道炫认为，“冲击反应”固然强调了冲击的一面，但丝毫不会忽视被冲击一方的主体反应，中国的反应当然会由中国作出，而这种反应当然会具有中国意志。关键在于，不能假设所有文明如果独立发展都一定会走相同的道路，进而得出没有外在刺激中国也会走上近代化道路的说法。

他认为，在近代中国，应该承认外界刺激的决定性影响。这种冲击促成了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正是这样的转型形成的冲突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留下了很多的“裂缝”，这些“裂缝”造就了新文化运动，同时也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提供了契机。“裂缝”在古今中外大概都广泛存在，但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年间表现得特别明显，因而具有讲述的意义。

“裂缝”与“统一战线”

黄道炫认为，近代中国的“裂缝”当然不仅仅体现于社会文化方面，更多地体现于政治当中。晚清以来的大变局对旧有王朝体系形成巨大冲击，地方逐渐尾大不掉，富国强兵的理念又使军权不断膨胀，这些问题，民国成立后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迅速暴露，地方割据成为常态。

作为近代中国成功的政治力量，中共特别善于发现、利用并制造“裂缝”。“统一战线”就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发现、利用、制造“裂缝”非常好的切入点。黄道炫说，中国政治中，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人情发挥重要作用。帝制中国，皇权及儒学拥有最高的政治和文化权威，人情相对会处于次一级的地位。到了民国，皇权消亡，儒学式微，虽然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但“三民主义”在国民党内部也受到质疑，“三民主义”不足以维系国民党人的中心信仰。因此这时维系政坛和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就是人情。

黄道炫指出，国民党人很大程度上没有理念、原则，几乎只有人情。这种人情政治在国民党内有其维系功能，比如蒋介石一直骂顾祝同，但也一直在用他。这里或许传达两个层面的用意：一是必须使用自己圈子里的人；二是如果像顾祝同这样较为平庸的人物都能得到重用，那能力更强的人也会受到鼓舞。当然这里也有蒋个人的性格，他内心世界有其软弱的一面，对自己的故旧不太能够下狠手。这里就体现了民国的人情，最高领袖也是以人情在用人，人情是当时的“凝固剂”。

但当“统一战线”介入的时候，这个“凝固剂”就会产生很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依据是阶级分析，什么人可以成为统一战线的对象，是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确定的。比如说在苏维埃时期，资产阶级不一定能够成为统一战线对象；到了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加深，阶级矛盾相对缓和，资产阶级就可以成为统战对象。“统一战线”的出发点是有高度原则性的，但是其运作方式却往往通过人情完成。抗战时期中共对很多国民党官员的渗透都是通过亲缘、地缘关系得以实现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实现就是攻破各个势力的“人情裂缝”的过程，比较典型的体现了中共在“裂缝”中生长的一个侧面。

“裂缝”与苏维埃时期中共的发展

黄道炫认为，近代中国“裂缝”最重要的体现，当然还应从具有统治地位的力量，其发展通常不平衡这一角度理解。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多次讲到国民党统治力量的不平衡发展，讲到军阀混战给革命发展带来的契机，因此提出武装割据。所谓的“割据”，就是要利用对方的薄弱环节，在乡村、边缘地区寻求发展。从苏区时期根据地的名称也可看出，比如鄂豫皖、湘鄂赣、湘赣等，这些地区都是几个省的边缘地区、三不管地区。比如江西，30年代从省会南昌到最南边的三南地区送一份公文要花一个多月，如此情况下省级的统治权力行使非常困难，边缘地区统治力量十分薄弱。

他还指出，苏维埃革命前期，国民党的内斗是另一个巨大的“裂缝”。1928年到1930年连续发生的蒋桂、蒋冯、中原大战，也就是毛泽东讲的军阀混战，使国民党对中共几乎无暇顾及，这几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神奇发展。这当然首先是中共艰苦奋斗的结果，但抓住这样的机会乘势而起也十分重要，到1930年形成了中国苏维埃的一个高潮，以致当时李立三甚至觉得已经可以进攻中心城市，革命胜利指日可待了。

观察苏维埃革命，可以看到，“裂缝”的大小相当程度会影响到革命的成败。1927年苏维埃运动刚爆发时，中共领导的暴动最多发生于江浙地区，因为革命需要较好的环境、知识分子、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对外部世界较好的认知，如此，人们才更容易产生不满和革命的动力。但这些地区面对的是更加强悍的统治力量，也是政治上的“裂缝”最早被弥平的地区，这些暴动基本都失败了，江浙地区后来反倒成为中共力量最弱小的地区。同样，苏维埃革命初期的几次大暴动最初都在城市或准备向城市进军，最后却成功在农村，因为城市和乡村两者，统治力量截然不同。

黄道炫著《中共苏区的革命（1933-1934）》

“裂缝”与中共长征的胜利

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长征。黄道炫认为，长征是中共从一个逐渐被弥平的“裂缝”转移到一个更大“裂缝”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在东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和对敌对势力的控制能力都极大地增强，这给中共在东南地区的生存带来了挑战，在统治“裂缝”逐渐被弥平时，中共继续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东南地区生存空前困难，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很多，这一点也不能不引起充分注意。

当红军选择离开时，或许会发现，从全国政治力量来看，南京中央板块与北方板块、西北板块、西南板块之间有很大的“裂缝”。在北方地区，国民党直接控制的范围大概到达河南，其他地区都处于国民党直接控制之外，西北地区、西南地区更是如此。这些都是中共可以利用的地方。比如长征前夕，中共就和粤方达成借道协议，很大程度解除了西进的障碍。

在长征过程中，中共也在不断地寻找“裂缝”，即寻找敌人力量的薄弱区，以求得自己的生存。黄道炫列举了毛泽东与林彪观点分歧的例子：在长征过程中，林彪批评毛泽东带领红军走的是“弓背路”（即弯弯绕的路）；而毛泽东则批评林彪“你还是个娃娃”。毛泽东之所以这样批评林彪，是因为当时中共面临的形势十分凶险，生存是第一要务，而要生存就必须寻找对手力量薄弱的地区，那么“弓背路”也就不可避免了。如果中共走“弓弦路”（即直路），虽然耗时短、消耗少，但这些大路上很可能碰到强大的对手，会付出更多的人员伤亡，甚至有不测之灾。所以对中共来说，最安全的路就是山路、偏远的路、尽可能没有敌人的路，最大限度避免发生硬碰硬的较量，全力保存革命的火种。

黄道炫认为，这体现了毛泽东作为领袖，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以及自身生存道路的精准的认识。而他之所以能够比别人更灵敏地去寻找“裂缝”，和其在苏维埃时期主张“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一脉相承。

“裂缝”与中共在抗战中的崛起

接下来，黄道炫阐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裂缝”来发展自己。中外史家在分析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崛起时，无一例外都会提到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根据地。黄道炫将目光聚焦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地区。抗日战争前中共在华北地区几乎一无所有，而到1939年却成为该地区一大势力，他认为，这和1938年中共做出的决策有关，实际上也和对手各方暴露出的“裂缝”有关。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最初的战略展开重点是山西。一是因为山西有很多山地，便于开展山地游击战；二是因为山西离陕甘宁根据地较近，方便撤退。所以中共将出动的部队几乎都投放在山西，试图实现“四面开花”的局面。在此期间，中共在正面战场配合国民党军队努力作战，付出很大牺牲。

黄道炫认为，对中共来说，如果一直坚持在山西展开山地游击战，也有许多隐忧。山西发展空间较小，如果只局限于山西，中共便不会有后面那样广阔的发展格局；而且，山西已经聚集了多股势力，如阎锡山、国民党中央、日本人等等，较为拥挤，发展空间受到很大限制。1938年，中共派出了一些小规模的部队，如陈再道率领的东进纵队，向东进入华北平原。黄道炫推测，中共采取这些行动，一方面是进行试探，看看能成多大的气候，另一方面是为太行山这一俯瞰华北平原的堡垒建立前进阵地。大概中共领袖自己也想不到，这个行动进行得十分顺利。据《陈再道回忆录》的记载，陈再道的部队在一月份出发时只有五百人，而到四月份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三四万人了。同时，冀中地区、山东地区的根据地队伍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黄道炫指出，中共在此时期的发展固然与自身的艰苦奋斗分不开，但是也不能忽视当时华北局势的影响。实际上，华北地区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强有力的控制，更多的是处在地方实力派的控制之下，当日本人攻入华北地区后，地方实力派便纷纷作鸟兽散。日本人由于在此地区的进攻较为顺利，直接打到黄河地区，主力越过华北平原进攻徐州、武汉，后方控制薄弱。华北地区在抗战初期就成了一个力量真空的地区，出现了一个战争状态下的巨大“裂缝”。

毛泽东等人发现了这样的机会，并迅速地抓住了机会。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等发布命令，指示八路军全面向华北平原出动，开展大规模的平原游击战。第二天，八路军总部便发布命令，派遣了一万多部队，从多个方向大举进军华北平原，开展平原游击战。毛泽东随后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两篇文章解决了怎样在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的难题。此后，中共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相关资料记载，1938年6月份，中共军队发展到了十四万人；而到1938年10月份，中共军队已经发展到了差不多二十万人。平原游击战的决策，大大拓展了中共的生存发展空间，当然也有很高的难度，中共依靠军政高度结合，依靠有力的游击战，最终在华北平原坚持下来，并实现巨大发展，可以说，这一步是中共实现后来腾飞的革命性的一步。

最后，黄道炫总结道，中国共产党的迅速成长与其善于利用机会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所有的成功者，其成功的主因都来自于其自身，中共强有力的组织、宣传及控制、动员能力，是中共成功的决定性内在因素，同时，正确的策略运用，善于抓住机会，也是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历史总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尽可能多地呈现历史运动的复杂场面，才可能更加逼近当时的历史现场，谈论中共成长中利用“裂缝”的事实，毫无疑问也是建基于这一认知，而不是以单一的“裂缝”考量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