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舆情监测室：民不告官不究，谁来终结学术不端

这几日，舆论场又掀起了关于“论文造假”的大讨论。

4月21日，世界学术出版巨头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的一则撤稿声明让不少中国网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斯普林格宣布撤回旗下医疗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于2012年至2015年发表的107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于中国作者，涉及协和等国内知名医院、医学院的524名医生。

联系起中国论文在2015年和2016年已有过因为造假被撤稿的“前科”，此次再度大规模被撤稿引起舆论极大不满。一时间，多年来国内学术科研界存在的论文造假、评议造假等情况引发了网友热议，对于学术论文存在问题的讨论在网民中甚嚣尘上。

中国科协被骂不要脸，冤不冤？

中青舆情分析师注意到，尽管对撤稿责任存在争议，仍有过半网友将矛头指向论文作者，相信中国科研人员学术不端。

据了解，本次遭到撤稿的107篇文章涉及的问题均为在“同行评价”中作假(论文提交的评审人建议中，使用了评审人的真实姓名，但假冒了其电子邮件地址，这让编辑以为文章发送给了真正的评审人。在出版社与真正评审人进行调查和沟通后，确认评审人并未对论文做过评审——笔者注)，且绝大多数都属于第三方公司操刀。

目前，对于每位作者是否对这种评审造假操作一无所知仅有猜测，并无实际依据，况且论文同行评审造假并不说明论文内容造假。而斯普林格在宣布撤稿的同时，并未具体甄别造假情况和个体责任，容易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解：中国学者主观上造假，从内容到投稿都造假。这也便戳中了网民对造假行为的深恶痛绝。有网友愤而讽刺道：中国人又创了一个世界纪录，集体论文造假的纪录。

被网友们忽略的另一个信息是，斯普林格同时强调，撤稿事件是全球性问题，不是只针对中国作者的论文，其他国家作者的论文也存在因虚假同行评审等原因被撤稿的问题。他们发现并调查的问题文章与这一时间段内所发表文章相比，所占比例极小。

但舆论斥责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科协在21日发出“应该以适当方式让公众了解撤稿事件中各方主体的责任”,“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也有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的回应后，非但没有获得“讲公道话”的评价，反而被舆论视为不要脸地推卸责任。

对此，有一些网友试图为作者喊冤。如网友“@也许还有那些也许”呼吁道：“让我上去科普一下，评审人造假和学术造假不一样，前者是上杂志的流程有问题，后者是内容有问题，都有错，但本质不一样，别被带乱了节奏。”

自媒体作者“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也表示：“论文同行评审造假和论文造假不是一回事，每个署名作者的责任也并不明晰，有的还在申诉过程中。论文造假和医疗水平也并没有必然联系，如果媒体上来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抡棒子，只能进一步加深患者的不理解和对立心理。”

他的担忧并非毫无依据。即便论文评审造假并不等于医生医术低下和内容造假，却有媒体和网友将之与医术不精、医德沦丧划，甚至医闹强行联系，这对医生群体而言无疑是一记不负责任的形象抹黑。

争议之下，还有不少网友选择接受“论文造假和论文审稿人造假不属于一码事，但是可以统称学术造假”的说法，坚持认为，正如孔乙己狡辩“窃书不能算偷”，无论是评议造假还是内容造假，其核心的学术造假行为都不能被淡化。

论文代工厂野蛮生长，谁之过？

那么，为什么中国论文屡屡被曝出造假？谁该为此埋单？

对此，主流舆论认为，科研体制的唯论文论和科研工作者自身的道德缺失都是问题症结所在。

以本次涉及到的论文多为医学类为例。在国内，医生晋升需要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普通医院需要国内期刊，比较大的医院需要核心期刊，而一些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则要求必须是SCI收录。那么问题来了：在评价体系以学术论文为硬性指标，且学者人数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期刊版面来稿供大于需了怎么办？

为了完成指标，有人选择抄袭造假，有人则选择了流水线式的论文代工厂，接受第三方提供的学术论文润色、代投甚至代写服务。

“以刊登论文的期刊的地位来为学术论文定分值，以此在职称评聘进行分数排名，对于人事部门来说非常省力，然而这样做直接相当于在本就数量不足的期刊版面中再次缩小范围，这种做法，能省一时之力，但后果是使得更大规模的人群集中攻关更小范围的期刊，因此国际国内通行的同行评议机制，原本是行之有效的防火墙，现在已经被轰击的千疮百孔。”北京印刷学院讲师周康如是说。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魏坤琳在微博中发文表达对当前科研体制的不满：“那么这个对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扭曲的评价体系，可以改一下了？”而网友@我是洋蒙甚至质疑：“是谁逼着学者们拼命发表水货论文的？屠呦呦为什么得诺贝尔之前连个院士都不是？”

部分网友叩问论文指标对医者本职工作的实际作用，并赞成破除“做一百次手术不如发一篇SCI论文”的人才评价体系。

同时另有网民认为，考评体系不是为谁而服务的，而是择优选拔，正如同考试一样。考试作弊，是考生的责任，不能怨考题。因此破解该难题，须让科研工作者提升道德行为，端正学术态度。

民不告官不究，谁来终结学术不端？

随着本次舆情事件的深入，4月23日，多家网站公开了本次造假事件中涉及的524名医生名单。来不及进一步解释和申诉，名单上的每个人迅速被舆论的斥责声紧紧包围。

有媒体找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发现，在2014和2015年立案调查的学术不端案件中，受到处罚的共有119名相关责任人，22人次受到内部通报批评，12人次受到“通报批评”——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最严厉的处罚，仅仅只是在网上公布通报批评的消息。如何让学术造假的个体受到应有的实质性的惩戒，使其不敢再作假，也是伴随着事件的发展舆论相应关注的焦点。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直指我国惩处不力：尽管主管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都设有“学术道德委员会”、“科研诚信办公室”等学术监督机构，但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往往是“民不告官不究”，没能达到震慑心怀侥幸者的效果。

然而网友“Aurus”则指出：“造假、发现、公示、严惩、平息，一次又一次，周而复始，不触动学术造假的根源，永远跳不出这个循环。这根源绝不是惩处太轻，而是‘造假’这一行为对于大多数无暇顾及论文的一线工作者而言，太过必要”。甚至有舆论认为，唯论文论不改，被撤销的第108篇论文就在路上。

中青舆情分析师认为，本次造假事件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不排除一些论文作者不明实情而躺枪。在进一步调查结果出来前，任何针对中国科研群体的批评未免有些简单粗暴、以偏概全。与其横加指责，不如给真相多一点耐心，对中国科研多一点信心。我们既不放过抱着侥幸心理的造假者，也不能冤枉兢兢业业做研究却无辜躺枪的学者。

不可回避的是，“学术论文抄袭现象严重”已在舆论场形成刻板印象。随着一次次事件的积累，网络舆论场也由最初的愤怒转化为了在争辩中“思考”，本次网络舆情的核心议题便是公众在事件中检视中国学界存在的问题：如何整治学术造假？刹住不良科研风气？如何破除唯论文论的评价体系？如何防止学术造假行为“前仆后继”？

这不应该只是网络舆论场要思考的问题。

（原题为《107篇中国论文被撤稿，先别急着喊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