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计生干部：不被理解是一种孤独

【编者按】：

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的今天，回望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会有哪些新的思考？

本文出自一位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自述，反映了一线计生人员的认识与困惑。

在我国大力推进计划生育的三四十年时间里，“限制出生”、“行政暴力”、“强制”等等是过去被贴的主要标签。大众也就感觉是在“非自愿”中执行着计生这一基本国策。现在全面二孩的实施，从政策上缓和了人们的情绪，就有必要静下来回头说说计划生育，有许多是大家该知道而没有知道或不想知道的那些事。

笔者的朋友张龙，学的是计划生育，从事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多年，这里记录下他的真实感受：

计划生育海报。

由于学计生干计生的缘故，张龙对计划生育方面的事有着不自觉的敏感。他表示，虽然20年来，自己没能取得什么成就，在这个行业里还真难取得值得宣扬的成绩。对计生工作的感情是醇厚的，却也五味杂陈：想把这行当成事业干却找不到发力点，还有一种干着干着把这行干没了的感觉。

20年来的工作中，他一直有一种很深切的感觉：真正理解计生的人非常少，甚至有些工作人员在执行计生政策的同时，内心对计划生育是陌生的，甚至还有些是排斥的。可能是从一开始就采用强力行政手段推进的缘故，计生行业在社会中的形象长期不好，计生人员也倍受指责。这些年上网的人多了，只要评论计生及其工作人员，许多网民甚至一看题目就开始围攻。这种不被理解是一种孤独。

计生政策不只约束他人，更约束计生人员自己。这些年来，工作非常难干，一度被称为“天下第一难”。在这个岗位上，有一种到处不受待见的感觉，老百姓抱怨，上级对工作指标的考核是各个系统中最严、最较真的。完成不好（常常也不是工作人员的原因，或者不是工作人员能够控制得了的），个人都要受处罚，加班加点更是家常便饭，而且还容易得罪人。这些年所在的乡镇政府中，计生办是大家最不愿意去的部门，调配工作人员时大多是“必须服务安排”而进入计生办的，乡镇全部工作人员中超过三分之一被安排到计生办干过。

张龙说，咱们总感觉只有中国才有计划生育，动不动就说人家外国才不实行计划生育。其实，计划生育从概念到各种措施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几乎没有我国原创的。这一概念是美国一名叫玛格丽特的护士提出的，起因是她接诊的一失业工人的妻子因自行堕胎而死亡，再加上许多弃婴流落街头的现状，让她萌生了实行计划生育的想法，她主要就是宣传如何进行避孕节育。玛格丽特1922年还在北京大学发表过演讲，主题是“什么是产儿节制及如何节制”。说明那时候她就认识到了在中国开展计划生育的意义重大。在当今社会，随着放开二孩，计划生育应该能够更好地回归它的本义：主动有计划地调节生育，把社会整体需要与家庭个体的生育需求有机统一起来。

社会发展到今天，计划生育不应该是被执行的，而是家庭、社会的刚性需求。在我们国家，计划生育被狭隘地理解为减少人口出生，其实鼓励人口出生同样是计划生育。像俄罗斯、北欧及东欧等很多国家增加人口出生是他们国家的刚性需求，他们是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他们限制堕胎，不提倡避孕。而在我们国家，限制人口出生是多年来的主要政策。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这个刚性需求就已经非常明显，就是人口的过快增长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承受能力等方面的矛盾逐渐突出。别的地方不好说，至少在我们这里的农村是通过“无缝隙”开垦利用荒地弥补了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土地压力。但二三十年来，农村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茺山、河滩所剩无几，农药化肥任意使用，最让我们感受明显的是各种动植物数量的急骤减少。像蝗虫牛、蝗虫、蝎子、鱼鳖虾等各种小动物虽然不能说灭绝，但很少见到。另外像蕨类植物以及各种蘑菇等在山上几乎是找不到了，如艾草之类的可以入药的植物也大量减少。不得不承认，这些变化有人口压力转嫁到环境中的因素。人口多了消耗自然就大，成了环境不能承受之重。

二孩放开，政策调整后，感受最多的就是许多人心中仇视计生的情结，作为一名从业者，觉得很不理解。这次是政策调整，不是纠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机关部门说计划生育政策终止了、搞错了。相反，计划生育将会永远开展下去，只是方式转变了，重心转移了，目标还是向着人口与经济、环境、资源相协调的方向发展。“清算”思维可能源于计划生育执行之初的一些暴力执法。对计划生育来说，从一开始成立就开展很多活动，系统本身根本来不及完善就“披荆斩棘”前行了，再说强制性是行政执法的属性之一，不然靠自觉就行了。现在翻看不同时期的计生图片，反映出当时的工作方法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确实也取得了相应的效果。张龙说，国家是在逐渐发展的，对计生心生“清算”情结是蛮不讲理的。

计划生育标语。

控制人口数量只是计划生育的一个功能，当然也是计划生育前期的最重点工作。它另外的重要功能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先说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方面，这是计划生育做得很好的工作，老百姓认可度也高，没有多少阻力。主要是从怀孕前的预防，到出生缺陷干预。费用方面由以前的财政与群众个人分担，逐步发展到财政全额承担，这个工作从计划生育系统完善开始就一直开展得很好。

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先说避孕节育。可能我们从一开始是用行政手段普及的缘故，大家心里对此是排斥的、反感的甚至是反对的。但是就算没有政府干预，避孕节育也一定是群众的客观必然选择。如果不避孕，只要是生育能力正常的人，她敢冒这样的风险吗？要知道，现实中不可能一怀孕了就生下来，而一旦需要流产，那对女方身体的伤害是相当大的，至少比做绝育手术伤害要大得多，要是多次流产就更加严重了。节育环作为这些年计划生育主推的节育办法，张龙看到网上有些文章对此进行了“血泪”控诉，认为那是因为确实有不适应的人群，写这些文章的人放大了它的副作用。这种方法的适用人群超过90%，只要不过期、不偏移，成功率在95%以上。

再说一下绝育手术，这个是让很多人闻之色变的。主要是因为很多人相信做了男性绝育手术就“太监”了，或接近“太监”了。后来因为做的人多了，也没见不正常，这种想法才减淡了。对节育手术的认知不同，会导致很不一样的结果。张龙的同事中，因为职业的关系他关注过几个人：一个是刘姐，1972年出生，本身受教育程度不高，看得出来她从内心对计生其实也很排斥，从未采取过长效的避孕措施，单他知道，她流产就有3次，放开二孩的时候，她已经46岁了，估计就算年轻些，生育能力也受影响很大了；另一个同事王姐，1974年生，从事计生工作多年，自己一直采用宫内节育器避孕，放开二孩后开始考虑要孩子，2016年3月就顺利怀孕了。

计划生育标语。

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再说流引产，这是控制人口数量的另一个重要途径，也是这些年计划生育最受诟病的地方。张龙还没有参加工作时，就听说以前有这样一个标语：“喝药不夺瓶，上吊不解绳”。据说后来演变成：“喝药掀掀瓶，上吊紧紧绳”。这些只是口口相传，当做段子一样传播，从未真正见到过有这种标语，更没见过有这样的事发生过。从后来的工作经验看，像这些说法，以及计生”联户”管理等主要意义在于宣传，只是制造了氛围，在他们当地，像“联户”管理这些办法从未真正实施过。强制流引产确实感觉不人道，尤其是到了现代社会，张龙个人也十分反对这种“补救”措施，控制人口出生都应该把重点放在避孕节育上。但不得不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计生部门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上面，群众对避孕节育的认识也很不到位。从冯建梅引产事件以后，通过媒体，各级都有了明确态度，全国就改变了这一做法。

但在以前却不是这样的，张龙曾经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情况：他们到村里时，有人把一封举报有人违法怀孕的信塞到了他们车里，回去后他们还在讨论举报是否是真实的时候，上级又把同一举报信息反馈来了，要求一个月之内必须查实，否则按举报属实扣分。当然他们只好去落实，要不然就是失职了，开车把人找到，送到医院里。事实上，基层计划生育部门最怕的就是这个工作，谁也不想去干。这些年他所知道的被强制流产的其实很少。或许他知道的并不全，但他认识的基层计生人员都尽量避免采取这种措施，就算是采取了，也不会以此炫耀。由于他大多时间是干内勤，像这种工作参加的不多，其他人参加了也不愿意说，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可见把计生人员说得如狼似虎也是片面的。

被强制流产的数量远远不是有人想当然以为的那样：在他刚刚工作的那几年，可能是以前的工作惯性带来的震慑力强，群众有意外怀孕都自己悄悄流产，再后来想超生的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外出居住，根本不会让计生人员找到，因为在“人口法”实施后，计生办只会到当事人家里找。相反的，因排斥避孕，不按计划生育要求采取适宜的避孕节育方法的人怀孕流产的太多了。没有查到权威的统计数字，但工作中知道，每年自己去流引产的数量也很大，这些都没有任何的强制。计生部门其实也采取过很多方法来解决意外怀孕的问题，在近15年左右的时间里，计划生育部门还经常地发放流引产补助费，他们就经常碰到来办公室里说要去流产，要求给予医药补助的妇女。

张龙个人觉得前些年一直做得不够的，是优化人口结构工作。现在人口性别失衡得厉害，现实情况比我们想像的还要严重，长期以来“重男轻女”的后果体现得越来越明显。现在在农村“被剩下来”的男青年比比皆是，像一般五六百口人的小村，有5个以上的年龄25岁以上的“准光棍”非常多见，而1500口人以上的村，往往30个都不止。前些年提倡“晚婚晚育”的时候，要是25-30岁没找到媳妇还不是太说明问题，但现在不再实行“晚婚晚育”了，25岁已经生完两个孩子的大有人在，所以叫他们“准光棍”一点也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会产生更多的综合条件分值低的找对象“困难户”出现在“真空地带”而找不到人结婚，这些人在农村占比最高。这也就解答了我们常见的疑问：1992年以前，尚处在还不能选择性别生育的年代，为什么那时生育的男孩就成“准光棍”了？

这几年经常遇到长得很正常甚至长得很好的小伙子与带着孩子的女士登记结婚，张龙本来以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家庭经济不好，后来问了村干部，他们并不是贫穷户。要是说有一两个这样的案例，可能是因为感情深，不在意对方是否有孩子，还可信。但是这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感情深”恐怕就解释不了了。他就有一位朋友人长得很普通，家庭情况也算偏下的，但老实肯干活，到处打工赚钱，经济上也还算不错，可是30岁了就是找不到女朋友，可能真着急了，就找了一个比他大六岁、带了一个孩子、结过两次婚的女方。婚后发现他的这个老婆还特别不孝敬公婆，并患有多种疾病。这大概是性别比失衡留下的“真空”太大，他们不得已的选择吧。婚后就算感觉很不好，也会更加缺少“再选择”的能力。

人口出生性别比是一个比值，是每出生100个女孩对应出生男孩的数量，在自然完全没有人为干预的状态下，这个数值在105 ±2或3，就是说本来男婴出生就比女婴多。性别比在自然状态下就已经有所失衡了。医学的发展还为选择性别打下了科技基础，这个大家都懂。这些年的工作中张龙发现性别比治理效果不佳，并不全是计生部门的错。治理性别比的重点应该在卫生系统，因为计生部门做性别比治理工作有“先天不足”。这些年计生部门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方式就是让群众自己在尚不能看明白性别之前上报孕情，然后一直跟踪到出生。这个方法效果很差，因为对于不报孕情没有任何的法规规定应该怎么样，不配合的人非常多。孕妇再有主观愿望，没有技术人员，没有设备什么也完成不了。毕竟相对于数量庞大的育龄人群，卫生人员及B超设备数量要少得多，而且这些人有执业资格、工作单位等可进行行政处罚，治理起来可操作性要大得多。

2016年1月1日开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人口政策进行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的最大调整。作为与计生结缘颇深的人，最能深切感觉到政策调整后带给计生干部生活的巨大变化。媒体关注的多是如何“惠及民生”，好像哪一个或几个人得到实惠了，就是“惠及民生”了。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公平和政府公信力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骑着政策界限生的人不少。现在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以前违法生育了的，按照规定进行了处理处罚的心理失衡了，就是媒体上常说的，“让老实人吃亏了”，听话了，吃亏了，今后就很难再像以前一样积极配合了，因为比他们生得早的没有进行处理处罚的，现在一点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