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保谈中国善本书及版画收藏

我与冯德保（Christer von der Burg）先生相识多年，我在伦敦的工作之一就是管理他所成立的木版教育信托（原名木版基金会）。但真正坐下来采访他，却发现他的许多经历我并不知晓。在中国古籍和版画收藏领域，冯先生享誉海内外，人们常把他的名字和他的好友艾思仁（Soren Edgren）挂在一起，因为这两位经常结伴在世界各地探访珍本、善本。采访当然从他们两位共同创立的中国艺术书店寒山堂开始。

张大千题字的寒山堂书店：从斯德哥尔摩到伦敦

澎湃新闻：冯先生，您是怎么开始对中国，以及中国书籍感兴趣的？您是哪年和艾思仁先生一起创建寒山堂的？

冯德保：我年轻时最早学习法律，但我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想当律师，就转而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艺术史，希望能成为十八世纪瑞典艺术史的专家。当时为了取得好成绩，我们都会选学一门辅修课，我选择了东方艺术。我对中国书画和艺术越来越感兴趣，于是，也开始学习汉语。马悦然先生是我们的教授。思仁比我高两级，因为他曾经在日本生活过，已经会读写中文，所以他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做助教，教目录学。

毕业之后，我进了斯德哥尔摩的东方博物馆工作。我的工作是整理喜仁龙（Osvald Siren）捐赠给博物馆的、关于中国的两万五千张照片。这些照片是他在中国各地拍摄的，装在几个大箱子里，从来没有整理过。干了三年，我觉得自己也不适合博物馆的工作。我和思仁都想自己创业，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临时的。和他商量下来，我们就在斯德哥尔摩成立了寒山堂这个邮购书店，那是1972年。

澎湃新闻：你们是怎么决定使用寒山堂这个名字的？

冯德保：这是我们俩一起决定的。我们都喜欢唐诗，“寒山堂”在日语和韩语里也都有很好的意思，而且没人用过这个“号”；再有，我们住在瑞典，那里冬天很寒冷，“寒山”非常合适。思仁在加州有住处，张大千离他的住处很近。有一天，他去敲了张大千家的门，和张大千用中文聊了会天，请他题字，张大千欣然答应了。所以，“寒山堂”的匾额就是张大千题的字。

1974年，我们出版了第一本寒山堂的目录，当时思仁已经有很好的图书收藏，我也在瑞典买了不少与东方艺术有关的书籍，我们还收购了在瑞典的几位老藏书家的图书馆，这些就是我们第一批邮购的货源。

澎湃新闻：寒山堂什么时候搬到伦敦的？

冯德保：寒山堂搬到伦敦是1978年2月。思仁希望搬回美国去住，我们俩就分家了。他在洛杉矶开始他的古籍字画生意，我继续卖书，并保留了寒山堂的名字。我们俩经营的重点不一样，有一定的竞争，但更多是互补。我也希望离开斯德哥尔摩，当时考虑了几个地方：香港、东京、纽约或者伦敦。我一开始想去东京，我太太也喜欢那里，但是大儿子出生了，我们觉得可能伦敦更好，离瑞典也更近。而且Giuseppe Eskenazi每次从我那里买书都会说，如果你在伦敦就方便多了。Eskenazi是最有名的古董商之一，当时他在扩建他的藏品，他说如果我搬来伦敦，他会给我提供帮助。

澎湃新闻：寒山堂是非常专业的书商，搬到伦敦，是不是会面对更激烈的竞争呢？

冯德保：我刚刚搬到伦敦时，伦敦已经有好几家经营东方书籍的书店了：Luzac, Kegan Paul, Arthur Probsthain等等。现在只有Probsthain还在，寒山堂也依然在经营，其他都关门了。我觉得我们的长处在于我们编写的目录。我和思仁分别有艺术史和目录学的专长，所以我们的第一本目录就让人刮目相看。寒山堂的目录可以给图书管理员、研究人员或收藏家很大的帮助，提供很多资料，这是许多其他书店没有做到的。因此寒山堂是非常专门的书商。而且我们有热情，相信我们所做的事。

寒山堂最早开始经营的十来年，出售的都是西文书籍。中国的出版业恢复之后，我们开始直接从中国进书。因为中国书籍在国外几乎没有销售渠道，我们能把中国出版的艺术图书提供给西方读者，这也是别人做不到的。

澎湃新闻：您第一次去中国是什么时候？

冯德保：我第一次去北京是1980年。当时的北京还都是胡同，没什么很高的建筑。北京给人的感觉是没什么噪音，可能因为马路上汽车不多，到处都是自行车。街上人很多，人们穿的衣服大都是蓝色，晚上没路灯。外国人和当地人很少有接触，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我记得最清晰的一件事是我去了一家书店，书店里的书都是在柜台后面的，要看书的话，必须要营业员把书取出来给你，营业员的态度也不是很热情。我请营业员为我取出一本中国艺术的书，问他多少钱。他报了一个价钱，我觉得这个价钱可真不便宜，就问他怎么会这么贵？他从柜台下面取出一本英文目录，翻到一页，给我看目录里这本书的标价。那本目录竟然是寒山堂的目录！他给我报的是我自己的价格。看来他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

上海给人的印象比北京要活泼很多，感觉也更明亮些，因为晚上街上有路灯了。商店里的货物也比北京的要丰富很多。

中国善本书的收藏：中国藏家对书籍的内容的了解是西方藏家比不上的

澎湃新闻：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书商转为收藏家的？

冯德保：我一开始感兴趣的是单张的印制品。我在收购某人的整个收藏时，常常会遇到一些单张的印制品，这一张、那一张的。因为寒山堂不经营这些东西，所以就都留下来了。对艺术商人兼收藏家来说，情况常常是这样的：最初的藏品往往是自己卖不出去的东西。所以，我的收藏开始于那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出售的东西。

澎湃新闻：我知道您的收藏主要有善本书和版画两部分，能否先请您谈谈您的善本书收藏？大约有多少种？

冯德保：我收藏的中国善本书大约有五百五十多种，其中三十多种是经我手但没有出售的。九十年代后，我才开始比较主动地、有意识地收藏中国古籍，中国的市场也开始比较开放，收藏变得相对容易。

在收藏过程中，我读了郑振铎等收藏家的文字，我希望能用我的藏品来体现中国书籍插图的印刷史——这成了我收藏中国古籍的方向。我的藏书中，有宋之前的经卷，卷首有精美的木刻插图；也有宋刻本和许多明刻本，还有十七世纪早期彩色印刷出现后印的书；明末清初是中国古籍的一个消沉期，之后就出现了清朝的御制书籍，如《耕织图》。

对我来说，书籍插图比较重要，我收藏的大部分书籍都有插图，特别是徽派或南京插画家制作的插图。此外，精美的刻板也很重要。再有就是那些在中国印刷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书籍，例如活字印刷的书籍，或者是著名刻工印制的书籍。当然，因为好书可遇而不可求，对品相就不能太苛求。收藏西方的书籍时，你可以说：我再等等，会有品相更好的出来。但是收藏中国古籍，就不能等了。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澎湃新闻：是不是同一本书，不同版本的对照也很重要？

冯德保：对，这非常重要。同一本书，我希望能收藏到不同的版本，将它们进行对照，因为一本书可能会被重刻重印好几次。比如《御制耕织图》，我就有六个不同的版本。此书最初出版于康熙三十五年，也就是1696年。版本中有黑色钤印的，也有红色钤印的，这肯定是用不同板子印成的，人们并不知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大家更倾向于认为黑印的在前面。

还有《慈容五十三现》，我也有许多不同版本。我知道有一个版本的刻板都保存在合肥的安徽省博物馆中，我还特地去看过。收藏古籍，就是要争取尽可能多地去参观其他人的图书馆、藏书楼、博物馆等。

让人有些失望的是，中国许多图书馆的编目都只注明作者、书名、印刷年代，很少进一步提供不同版次的印刷信息。图书馆的珍本、善本书的管理人员好像根本不重视版本，觉得自己图书馆中藏有的，只要年代一致，就和别的图书馆的藏品是一样的，目录上也不进行区别。

西方收藏家看东西的角度和中国收藏家可能不一样。例如《方氏墨谱》，我意识到有两个不同的刻工，第一版的木刻就被印过好几次，后来还重新刻过另一个版本。这在各种研究著作或藏家的著述中都没有被提过。两个刻板几乎一模一样，有一样的日期等。因为我两个版本都有，仔细对比后，就会知道它们肯定是从两个不同的刻板印刷而成的。但我并不知道哪个版本是原刻版，哪个版本是仿刻版，也就是山寨版。我共有四套《方氏墨谱》，有三套是同一个板子印的，另外一套肯定是不同的板子。

这也是收藏中国古籍的另一个问题，因为刻板可以保留许多年，后代人可以拿出来重新印过。有时候能看到刻板可能受到损坏，有的地方可能补刻过。对比一下就能看出来。

我的好朋友艾思仁近些年来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主持一项大型的中国善本书目整理计划（Chinese Rare Books Project），他在编目美国所藏中国古籍时，就特别注重对比这些书的目录及卷首第一页，他已经证明：许多同年刻印的古籍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版本。

澎湃新闻：您和艾思仁常常一起去中国，你们在收藏上是否有竞争？

冯德保：我们经常结伴而行，已经有二十四年了。我们俩收藏的东西很不一样。他收藏的书常常需要有目录版本学的价值，例如是由哪位著名的藏家或学者诠注过的。他要的书不是我感兴趣的。当然，他是目录学家，会给我很多建议。

中国藏书家对书籍的内容及历史的了解，很让我钦佩。这是西方收藏家比不上的。

西方书籍的收藏和中国书籍的收藏有一点很不同：西方收藏家不太在乎书籍的内容。在西方，有人收藏旅游书、科技书、植物类的书，或是文学作品的初版本。西方的善本书大多是科技、旅行或探险的书，藏家把善本书当成一件物品来收藏，书籍装帧很重要，内容不重要，所以西方有那么多装帧师。但在中国，善本书的内容非常重要，许多是文学作品，或是佛教经书等。中国善本书中也有《天工开物》《鲁班经》《山海经》这样的自然科学作品，但远远少于西方善本书中的科技作品。

我的善本书收藏的编目都是牛津大学饱蠹楼中文部主任何大伟（David Helliwell）帮我做的，他也帮我做了很多研究。我的部分藏品曾在2005年皇家美术馆的展览“盛世华章”（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上展览过，还有一部分曾在2013年大英博物馆的“春画”（Shunga: Sex and Pleasure in Japanese Art）上展览过。

澎湃新闻：您当年收到日本涩井清氏所藏明刻本春宫图，曾在收藏界引起了一番轰动。您能具体谈谈么？

冯德保：这套东西的收藏经过非常有意思。

先前，我收藏到了一本1764年日本刻本的《明朝紫砚》（亦称《明朝生动画园》）。它出现在英国德文郡一个小拍卖行，但没有任何关于该书如何流传到英国乡村，或曾经被谁收藏的记录。我看到在1988年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曾出售过一本《明朝紫砚》，所以我就写信给专门经营日本书画善本书的Sebastian Izzard询问——Izzard当年是纽约佳士得的日本部主任。在邮件最后，我提起，如果他有中国古代版画或善本书过手的话，我会很感兴趣。他马上写来回信，给我提供了关于《明朝紫砚》的信息，并说他刚刚收购了涩井清氏的收藏，其中有几件中国的东西，有的是册页，有的是卷轴，问我是否有兴趣。

我当然知道高罗佩（Robert H. van Gulik）曾在1951年出版的《秘戏图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中提到过涩井清氏的收藏，也发表过几张插图。但这套东西后来就销声匿迹了，特别是在涩井清氏1992年去世后，没人再见到过这套藏品，有人甚至怀疑是被他的家人销毁了，例如高居翰（James Cahill) 2003年就在他的《狄公和消失了的明朝春宫图》（Judge Dee and the Vanishing Ming Erotic Prints）里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所以当Sebastian 告诉我他收购到涩井清氏藏品中的中文书时，你可以想象我有多兴奋。当时我要等三四个月才能看到原件，在这期间我非常心急，生怕卖家会改变主意。当然，我没有同意他们所开的价格——开价太高了，我还讨价还价了一番。

我觉得这套明刊本真是与我有缘分。如果当时没有发那份邮件，我就不可能知道这套收藏的存在。Sebastian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过这套东西，广告中都没有。可能因为涩井清氏的儿子不想让人们知道他父亲居然收藏春宫图，要保护父亲的名誉。

这套藏品中有日刊本一种、明刊本九种，有册页装、折装、线装、卷轴等。题目包括：《胜蓬莱》（线装一册）《风流绝畅图》（折装一册）《风流绝畅图》（册页装一册）《风流绝唱图》（册页装一册）《花营锦阵》（卷轴装一卷）《花营锦阵》（卷轴装一卷）《青楼剟景》（卷轴装一卷）《（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义》（卷轴装一卷）《京刻唐明皇杨太真外传》（线装一册）。这九本书都是独一无二的。

香港的《东方艺术》（Orientations）在2009年4月特地出版了关于这套藏品的专辑，艾思仁、高居翰等都写了文章。

澎湃新闻：我记得您说起过您在韩国收藏到的三本活字印刷的善本书也是运气。您能说说么？

冯德保：那是许多年前的事儿了。我和思仁在韩国寻找韩国的活字印刷的版本。他觉得能找到的机会不多。

那是个星期六，下着大雨。我们去了一条有几家书店的街，第一家书店关门了，准备去第二家书店，但还没走到，雨却越下越大，我们只得到路旁一栋楼的屋檐下去躲雨。思仁看到门边上写着大楼里公司的名字，大都是韩文，我俩都不懂。但有一个公司名字里有中文，好像是“古籍书店”，我们就上了一楼，还真有一家出售中、日、韩古籍的书店。思仁看到书店里的老板，悄悄告诉我，这人以前在那家关了门的书店里工作过。但对方只会说韩语，我们没法交流。正巧，书店里又来了一位顾客，竟然是大学里的汉语教授，他给我们当起了翻译。

我们问起韩国的活字版本，书店老板说很难找到，但他自己的藏书中有，并且已经收藏了三十多年了。我们问他是否考虑出售，他拒绝了。我们就问是否可以让我们看看，他说可以。我们一看，他的收藏中有三种活字印刷的版本是在古腾堡印刷之前的。当时有一本类似的曾在佳士得拍卖过，价格高达到十万英镑以上。他说他要关门吃中饭了，给了我们一个他的藏品目录。我们就花了整个中饭的时间研究这个目录。吃过中饭我们又回到这家书店，原来那个中文系的教授也在鼓励这人出售他的收藏，说你留着这些书干嘛，快卖给这两个老外吧。所以，他就报了个价格给我们，我们当场就接受了，直接带走了这三本书。其他的书他后来寄给了我们。所以，收藏在许多时候是靠机遇。

澎湃新闻：您不仅收藏书，还自己出书。2015年，您以中国传统雕版样式出版了莫言的短篇小说《大风》，可以说是“现代新善本”，此书和它的刻板、装订、印刷工具等后来都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博物馆中展览过。请您讲讲过程？

冯德保：从2006年开始，瑞典的诺贝尔博物馆每年都要请世界各地的书籍装帧大师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进行装帧并展览。我的一位好朋友是瑞典的书籍装帧大师，她安排了2015年的展览，当时展出的莫言的作品都是西书的装帧方式，其中有中国装帧师做的书，但也是西书样式。我们谈起这件事，我就打算用中国传统的刻板及装订方式来出版一本莫言的书。通过瑞典皇家学院的好朋友，我们联系上莫言，他答应让我们出版他的中篇小说《大风》。

我把原稿交给了北京文津雕版的姜寻，请他按照宋本《草窗韵语》里的字体来集字排版，刻板由煮雨山房工作室来承担，所有的版子都刻在杜梨木上。莫言在高密的邻居邓辉剪了五幅剪纸为插图，插图的刻工是中央美院的崔德政。此书用最好的手工宣纸印成，传统的线装本，也有函套，限量两百七十四本。

后来，所有的材料、工具和制成之后的书都在诺贝尔博物馆中进行了展览，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呢！

版画收藏：木刻版画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艺术方式

澎湃新闻：您除了中国善本书外，也收藏中国木刻版画，并积极推动中国现当代木刻版画的发展。您在1997年成立了木版基金会，邀请中国六十位版画家每人创作了一幅版画，发行了“木版原作集”，后来又注册成立了公益机构“木版教育信托”，在英国宣传推广中国木刻版画。《原作集》是如何开始的？

冯德保：在版画领域，木刻版画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艺术方式。最早的书籍、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868年的《金刚经》，卷首的插图就是非常精美的木刻版画。其他的版画样式，例如铜板、丝网等，都是从西方进入中国的。所以在这么多年来去中国的过程中，我开始关注中国当代版画。当时我感觉到，木刻版画在艺术种类中好像是一位穷亲戚，非常需要鼓励。

我有一位老朋友叫Verena Bolinder-Müller，她的丈夫收藏登山书籍，所以她对中国西藏非常了解，她也经常去中国和日本，热爱东亚文化。1997年，她姐姐去世，给她留了一笔钱，她说她自己不需要那么多钱，就和我商量是否能一起为中国艺术做些什么，我们就计划了《中国版画六十家原作集》的项目。我们成立了木版基金会，开始收藏中国现当代的木刻版画。

木版原作集三：刘春杰 《童谣如梦》

当时在贝尔法斯特大学任教的巴大玮（David Barker) 教授给我们介绍了许多版画系的系主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的龙安妮（Anne Farrer) 博士和艺术家徐冰都为我们推荐艺术家。这套《原作集》是中国当代木刻版画的一个横切面，新老艺术家都有，比如彦涵、赵延年、晁楣、周胜华、徐冰、陈琦、苏新平、王超。我们还出版了一本精美的画册——《中国当代木版艺术》。

《中国当代木版艺术》

那几年，Verena和我一起去中国多次。她极具个人魅力，充满正能量，特别热情、开放。她一进房间，气氛马上就活跃起来，所有的艺术家都热爱她。从1997到2003年，我们大约收藏了六千五百多张中国当代木刻版画，可以说是中国之外的最大的一个收藏了。

2003年，木版基金会还在大英图书馆举办了大型版画展《中国当代版画：1980-2000》，由龙安妮博士策展并编辑画册。这个展览展出了两百多件中国木刻版画，展览还到其他国家巡展。

2009年，我们正式注册了木版教育信托。

澎湃新闻：您个人收藏的中国明清时期的年画，特别是姑苏版画，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超过了所有的博物馆收藏，可以说是全球第一家了，能否谈谈这部分藏品？

冯德保：八十年代时，我从法国收藏家杜伯秋（Jean-Pierre Dubosc）手上买到了三百五十张年画。他曾是法国外交官，1927年到1945年在法国驻北京大使馆就职，为欧美的许多藏家和机构收藏中国书画。他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曾娶中国古董商人卢芹斋的小女儿为妻。杜伯秋对中国年画很感兴趣，在中国时，就让各地的熟人帮他收购年画。我从他手上收购了他的年画收藏，但我自己并没有留下，而是转手卖给了大英博物馆。但这批收藏让我对年画开始感兴趣。

杜伯秋的藏品也让我意识到，有许多中国古代年画散落在欧洲，可能比在中国流传下来的还要多，只要花费时间精力和心思就能收藏到。后来，通过一位好朋友、美国学者Ellen Johnston Laing的介绍，我收藏到在美国的王商一的藏品，也都是年画。王商一是广东中山人，上海南阳商学院毕业的，但是喜欢中国书画篆刻，师从黄君璧，后来成为蛮有名的一位画家。他六十年代搬到美国密歇根居住，他的这批年画是从全国各地收藏来的，有杨家埠、杨柳青等各地出品的年画，许多是门神等传统图像。密歇根大学后来出版了Ellen的著作《中国流行版画的艺术及美学》（Art & Aesthetics in Chinese Popular Prints: Selections from the Muban Foundation Collection），就是关于这套藏品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古代年画，特别明清时候的年画，在中国境内流传下来的非常稀少。因为年画是实用的东西，今年春节贴过之后，第二年刷上新的，旧的就扔掉了。没有作品就没人收藏，没人收藏也就没有市场。但是在西方不一样，1980年代初，我在巴黎遇到一位名叫Huguette Beres的女士，她是古董商，她的母亲收藏中国年画，还办过画展。后来，我从她那里收购了所有她母亲的藏品，都是明清时代的姑苏版画，这些我自己都留了下来。它们是我收藏的明清姑苏版画的基础，这些版画在中国境内是很稀少的。

澎湃新闻：是不是可以说，您目前主要的收藏点就是明清姑苏版画？请问您现在收藏了多少张？

冯德保：对，现在我集中精力收藏明清时代的姑苏版画。这些民间版画之所以在海外还能收藏到，要感谢日本。因为当时有许多中国人住在日本长崎，而且日本人也很喜欢姑苏版画，所以许多当年流入日本的都被保留了下来。日本人对这些版画的处理不一样，他们会把它们装裱成轴，当成书画一样来对待。

另一个中国没有姑苏版画的原因是：在1860年前后，苏州被太平天国烧成一片灰烬，桃花坞也被烧毁。

这些版画在欧洲也多有保存。欧洲人把它们当成墙纸来装饰房间，特别是那些大豪宅。只有在过去的三四年中，大家才意识到这些墙纸其实是木刻版画，不是画上去的。例如在斯德哥尔摩，我发现有家人家古老的大箱子里贴的衬纸是姑苏年画，可能当年那家人的祖辈曾为东印度公司工作，漂洋过海就带着这只箱子。他们通过斯德哥尔摩博物馆知道我收藏这些版画，就与我联系了，我把整个箱子都买了下来。箱子和版画在一起，如果要展览的话，这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物品。

现在我已经收藏了一百五十多张明清时期的姑苏版画，许多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仕女、风景、山水、花鸟等各种题材，这些版画中有一部分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讲究透视。许多都尺幅巨大，场面宏伟，非常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年画。张烨2012年出版的《洋风姑苏版研究》中用到我的许多藏品，但是从那本书出版之后，我的藏品又增加了许多。我自己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这批姑苏版画还没有全面展览或结集出版过。

澎湃新闻：现在收藏在中国是年轻人很热门的爱好，您对年轻的收藏家有什么忠告？

冯德保：永远不要为投资而收藏，永远收藏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一边收藏，还要一边学习。你的知识越多，你的藏品也就会越好。再回头看看你早先的收藏，你会决定有的藏品可以分手了。

澎湃新闻：出售藏品，你会觉得伤感么？

冯德保：当然，与某件藏品分手，你确实会有些伤感，但同时，出售的藏品会被其他藏家欣赏，并有机会被别人收藏，这是在往前走。我已经享受过了，该给别人一个机会去享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