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在大城市

你知道吗？如果将人体肠道的皱褶全部展开，其总面积可以达到200平方米。换句话说，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连我们身体内的大便都不如（手动狗头）。

在人口压力巨大的中国，蜗居问题早已不是新鲜话题。那么，在相对地广人稀的欧洲发达国家呢？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近年也出现了日渐常见的“蜗居”，并且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关注。下面我们一起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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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人住在“棺材屋”

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蜗居问题日益普遍。据估计，香港有20万人住在所谓的“棺材房”里——在板间房的基础上以“井”字形上下分割成的小房间，人在房间里只能直挺挺躺着，空间狭小得有时连腿都伸不直。

在英国媒体眼中，这样的叙事充满了异国情调，但在英国，狭小的居住空间也渐趋常见。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居住在合租房中，英国私人租房者的平均居住面积从1996年的31平方米减少到25平方米。

随着发达经济体以城市增长为中心，住房供应未能及时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土地价格随之飙升，因而租客和新置业者不得不栖身于愈加狭小而昂贵的空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已入市的业主房屋资产成倍增加，居住空间越来越大，资产组合愈见丰厚。在英国，居住空间不平等的问题日益加剧。

研究表明，这些趋势对人们的个人和集体福祉有重大影响。在个人层面上，人们并非天生就对何为“足够”的居住空间具有既定的认知，相反，这是由个人所习惯使用的空间大小和身边其他人所占用的空间大小决定的。

与此同时，在社会层面上，空间不平等既是社会经济条件受限的产物，同时也进一步恶化了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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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的空间才算够？

居住空间的大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统一的公式。不同人和不同社会对居住空间有不同的使用和理解方式，文化碰撞时也会产生有趣的差异。

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人种志学家埃伦·J·帕德记录了一位墨西哥移民的说法：“我看到这么多美国人独自生活，我想他们一定很孤独。”鉴于这种观念多样性，狭小的居住空间并不会对所有人产生相同程度的影响。

房子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地位商品，可以通过有效地展示所有者的财富和品味来决定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即便一个人的生活空间足够大，足够满足他的基本需求，他仍然会因为比邻居、朋友或家人的房子小或大而感到羞耻或骄傲。

在最近的一项关于英国住房预期的研究中，一个小户型单位的新业主接受访问，表示会觉得因为继续住在自己的一居室公寓里而受到别人异样的眼光。她说：“似乎社会和朋友觉得一个人拥有怎样的成就，就应该拥有怎样的居住条件。”

美国经济学家萨拉•J•索尔尼克和戴维•海明威在2005年进行过一项研究，其中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自己的房子面积更小，只要比别人的房子大一点点就行。

同样来自美国的数据表明，个人的居住空间预期明显受到当地最大房屋面积的影响，当出现更大的房屋时，附近居民的住房满意度就会下降。而目前英国或德国未发现类似的社会比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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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空间不平等

看到上面这些理据，对于那些以猎奇心态关注别人逼仄居住空间的行径，我们可能会感到不齿。诚然，某些炫富式消费者确实有这样的倾向，但大多数人可能只是渴望一个“正常”大小的居住空间，渴望在家里进行“正常”的活动。如果连招呼朋友来家中作客都做不到，那么难免会感到羞耻。

实际上，这种不平等还会对蜗居人群产生更多现实层面的不利影响。英国的教育体系默认所有家庭都有足够的居住空间让孩子在安静的环境中做作业，而那些无法达到相应居住标准的家庭中，孩子就很可能面临更差的学习成果。

疫情令人们更多留在家中，更加剧了蜗居带来的不利因素。在最近一项关于新冠疫情如何改变人们使用家居环境的研究中，不少受访者提到，因为要在家工作还有视频会议，他们不得不向同事坦诚，自家没有沙发或多余的房间。

在有需要的地方建造更多的住房，从而提高平均居住面积，肯定有助于减轻蜗居带来的实际负面影响。

但是，除非真正解决日益严重的居住空间不平等问题，比如通过对房屋资产征收累进税或建造更多的社会保障性住房，否则蜗居家庭仍将遭受耻感困扰并被排斥在诸多社会规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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