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与我之间》：作为黑人，如何打碎美国梦

【编者按】在美国出版于2015年的《在世界与我之间》获得了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该书作者塔纳西斯·科茨供职于《大西洋月刊》，是近年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非裔作家。《在世界与我之间》中，黑人作家科茨通过与儿子通信集的方式，试着回答困扰美国几个世纪的种族问题。《在世界与我之间》中文版日前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本文选摘自该书序言。

科茨于1975年9月30日出生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西区。他父亲，一位饱学的黑人，给他取名塔那西斯，一个埃及名字，意思是努比亚（Nubia），“黑人的土地”。他就读于有“黑人麦加”之称的霍华德大学历史系，但就读五年之后在没有取得学位的情况下离开，成为家庭中唯一一个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此后他投身新闻业，先后为《村声》《华盛顿城市报》和《时代周刊》工作，并为《纽约时报杂志》《华盛顿邮报》等报刊撰稿。目前，他是《大西洋月刊》的专职作家。

2016年，他入选《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提名人是著名民权律师和作家布莱恩·史蒂文森，他在引介词中写道：“我们许多人早已知道塔那西斯·科茨是美国最能打动人心、最有思想的发声者之一。关于种族问题和这个国家不光彩的不平等历史，他的及时、雄辩和基于扎实研究的作品早已成为必读文献。”

《在世界与我之间》是他于2015年出版的著作，一出版即受到广泛欢迎，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位，为他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和麦克阿瑟“天才”奖等诸多大奖。

一

《在世界与我之间》的书名来自理查德·赖特1935年发表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上的一首诗，也就是本书题记中的那首。赖特的诗描述了一次恐怖的私刑（lynch）之后的场景，这种迄今仍然没有绝迹的私刑是白人针对黑人的私人暴力。私刑不只是一种报复，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恐吓，是阻止黑人行使法律已经赋予他们的权利的手段。比如，20世纪初，美国政治家西奥多尔·G.比尔波（Theodore G. Bilbo, 1877-1947，曾担任密西西比州州长和参议员）就曾公开说：“你我都知道阻止黑鬼投票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你在选举日之前的夜里行动。”显然，私刑在密西西比这样的州成为家常便饭，在白人圈子里可以用“你懂的”来指称。

如今更为常见的是警察和社区保安针对黑人的暴力：2012年2月26日，手无寸铁的十七岁黑人少年特雷翁·马丁被佛罗里达州桑福德一个封闭社区的保安乔治·齐默曼枪杀，2013年7月 13日，齐默曼被法院宣判无罪；2014年7月17日，在纽约斯塔顿岛贩卖香烟的黑人埃里克·加纳被警察掐脖子致死，涉案警察未受检控；2014年8月9日，十八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被二十八岁的白人警察达伦·威尔森开枪射杀，此后威尔森被法院宣判无罪（陪审团由九名白人和三名黑人组成）；2015年7月10日，二十八岁的黑人女子桑德拉·布兰德因开车时涉嫌违规变道被交警拦下，后来与交警发生争执而被捕入狱，三日后在狱中用垃圾袋“自缢身亡”。这一类针对黑人的暴力事件不断发生，施暴者往往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这些毁灭者身上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恶，哪怕在这个时刻来说。这些毁灭者仅仅是在执行国家的奇思异想，正确地阐释它的传统和遗产。”

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问题意识下写作的，它采取的文体形式是致儿子的信。这种文体模仿了詹姆斯·鲍德温1963年出版的《下一次将是烈火》，但这两本书的内容和精神风貌却迥异其趣。《下一次将是烈火》写作于民权运动风卷云涌的时代，在书中，作者告诉自己的外甥要为自己的黑人身份感到自豪，意识到黑皮肤下的灵魂之尊严、人性和力量，要勇于对不公正说不，“把美国改变成它必须变成的那个样子”。

但本书却是一部“毁梦”的作品：“美国梦是一切艺术、勇敢思考、诚实写作的敌人”；“我忽然之间觉醒，教育的目的就是引发不适感，教育不是为我提供一个美国梦，而是打破所有梦，打破有关非洲、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所有安逸神话，将我丢进丑恶的人性中”；“美国的统一筑基于一个各方都感到舒适的叙事——奴役说成仁慈，偷盗身体者说成白衣骑士，大规模的战争杀戮说成一场竞技，似乎交战双方都是荣耀、勇敢、锐意进取的运动员。内战的谎言是诉说无辜的谎言，是美国梦。历史学家编织了美国梦，好莱坞加强了美国梦，小说和冒险故事为美国梦镶上金边”。

美国梦所包含的核心要素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中多有展现。此书是美国19世纪最畅销的小说，发行第一年（1852年）即售出了30万册。据传，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后的第二年，林肯总统在白宫接见了此书的作者斯陀夫人，林肯握住她纤细的小手，对在场的众人说道：“这就是造成这场大战的那位小妇人呐！”此书在20世纪初由林纾译为中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是《黑奴吁天录》。

科茨是一位无神论者，他对斯陀夫人的作品中所展现的这种宽恕施暴者、用爱和善意来感化恶人的基调是深恶痛绝的。而善意和爱是美国梦的主线。正像斯陀夫人的作品所展现的那样，奴隶制的恶在于奴隶主的恶，如果全美国的奴隶主都是谢尔比夫妇和圣克莱尔那样的好人，如果全美国的奴隶都是像汤姆叔叔那样善良的基督徒，美国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林肯和后来的制度改造者把美国梦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不能改造奴隶主，那就废除奴隶制，让奴隶们获得自由，从而承担起对自己命运的“个人责任”。但科茨指出：“教育者个人的‘意图’是不是高贵的，并不重要。忘记意图吧。不管是机构还是它的代理人，对你的‘意图’都是次要的。我们的世界是现实的。……很少有美国人会直接宣称，他们赞成黑人被抛弃在街头。但非常多的美国人会尽一切可能来保全美国梦。……使用‘意图’和‘个人责任’这套话语是为了宽泛地推脱责任。错误总会犯；身体被毁灭；人们被奴役；我们的意图是好的；我们尽力了。‘良好意图’是直面历史的护身符，也是守护美国梦的一粒安眠药。”

在林肯通过一场牺牲了62万人的生命的内战废除了奴隶制一个半世纪之后、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宣布“隔离但平等”的政策违反宪法半个多世纪之后、在民权运动和平权法案推进了黑人权利的法律形式保障数十年之后，对黑人的歧视和身体控制仍然遍布于美国社会。身为黑人就意味着被排斥、被隔离、被当成“安全隐患”。

科茨一反此前黑人政治意识中主流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叙事逻辑，拒绝建构出一个统一的“黑人身份认同”：“一个作家——我为之努力的身份——必须警惕每个梦想、每个民族，即便是他自己的民族。”他转而诉诸一种“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将关注点落在身体上：身体的安全、身体的表达、身体的自由。

作为一个父亲，他首先关注的是儿子的身体安全和身体福祉。他最恐惧的是，儿子某一天出门后就再也回不来，变成新闻里的一个名字，一个被警察暴力或街头暴力剥夺了身体的名字。贯穿全书始终的就是这样一些名字：“我写信给你，因为在今年，你看到了埃里克·加纳因为卖香烟而被勒死；因为你知道，雷妮莎·麦克布莱德在求助时被射杀，约翰·克劳福德只是到一个百货商店逛了逛就被枪杀。你看到，穿着制服的男人们开车撞倒并谋杀了泰米尔·莱斯——他只有十二岁，是他们宣誓要保护的孩子。你看到，穿着同样制服的男人们在路边不停地殴打祖母辈的玛琳·平诺克。如果你以前不懂的话，你现在懂了，你所在国家的警察局被授予了摧毁你身体的权力。”

除了这些新闻里的名字之外，对科茨触动最深的、也是他想让儿子了解更多的，是他的大学好友普林斯·琼斯的悲剧。“普林斯·琼斯有王子一样的风度。他很英俊，高高的个子，棕色的皮肤，身体颀长有力，像橄榄球队中的外接手。他是一位著名医生的儿子。”同时，他是一位基督徒，一位积极向上的全优生。但他在一次开车去看女友的旅途中再也没有回来：他在乔治王子郡被一个黑人警察射杀了。这个警察错误地把琼斯当成一个他受命追踪的嫌疑犯，一路跟踪他从马里兰州经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到弗吉尼亚州，在离琼斯女朋友家只有数英尺的地方将他枪杀。科茨写道：“普林斯·琼斯的遭遇让我恐惧到极点。如果他，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社会精英的孩子，‘加倍优秀’信条的守护圣徒，都难逃厄运，谁还能逃脱？”琼斯的悲剧使科茨看到，身为一个黑人，不管你多么乖、多么奋发向上，想要进入白人主导的主流社会，你的身体也是危险的，是很容易被摧毁的。

科茨对自己的黑人同胞也并不抱太大希望。他的成长经历使他知道，许多黑人青少年把恐惧转化为愤怒，他们没有归属感，从不觉得自己属于某个社区、某个城市、某个国家。这些在严酷环境中野蛮生长的孩子对自己的黑人同胞也是非常凶残的，一言不合就会毫无节制地使用暴力。他的第一本书《美丽的抗争》便讲述了自己如何在这种环境中幸存下来的经历，当时他每天都要担心能否从家安全到达学校，放学后又能否活着从学校回到家里。

在本书中，他也写道：“‘温良人必承受地土’于我毫无意义。在巴尔的摩西区，温良人被围殴；在沃尔布鲁克枢纽，温良人被践踏；在公园高地区，温良人被毒打；在巴尔的摩市看守所的淋浴室，温良人被强奸。我对宇宙的理解是实体上的，而它的道德轨道却向混乱的方向弯曲，然后结束在一个封闭的盒子里。”然而，黑人的愤世嫉俗和暴力倾向是次生的现象，是被美国梦及其所代表的主流价值拒斥的结果：“‘黑人对黑人的犯罪’是个术语，是语言暴力，掩盖了那些设计契约的人，那些确定贷款的人，那些规划住房项目的人，那些建造街道和给一个个贫民区画上红线的人。”在为《大西洋月刊》等媒体撰写的文章中，尤其是在《要求补偿的理由》（The Case for Reparations）中，科茨令人信服地申言了造成黑人处境恶性循环的制度性原因，包括住房政策、城市规划法和银行贷款政策等。但制度反思并不是这本书的主题，毕竟一位父亲写给儿子的信，是一种私人叙事。

二

科茨的这本书正是“身份政治”的代表作之一。白人有白人的“身份政治”，黑人有黑人的“身份政治”，科茨试图用生动且深刻的笔触揭示黑人的屈辱，从而使屈辱更加屈辱，借此唤醒黑人的种族意识，使黑人精英不再“自以为是白人”。他没有点出觉醒之后怎么办，但与白人和解、共同追逐“美国梦”显然不是他的目的。基于种族身份认同的政治观无法促进国家整合，而只会强化区隔和冲突。“来吧，互相伤害吧”是身份政治的必然结果。与《正义的慈悲》不同，《在世界与我之间》并不试图促进制度上的改进，也并不试图去同情或帮助具体的、个别的黑人蒙冤者和受害者。因为本书作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大多数人的种族意识，一种不会随着法律变革而改变的文化：“你可能也听到过关于多样性、敏感性训练和执法记录仪的讨论。这些措施当然是好的，也是有用的，但它们低估了任务的复杂性，同时也让这个国家的公民假装他们与受命保护他们之人的态度真的有所不同。而真相是，警察淋漓尽致地反映了美国的意志与恐惧，反映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解，不能说是专制的少数人强加于人的。”作者向自己的儿子（其实也向所有读者）残忍地展示出：作为一个黑人，你在这个国家注定就是低（白）人一等的，在世界与你之间隔着一个种族主义的屏障，使你无法尽情地拥抱世界、享受世界呈现给你的全部可能性。

对比一下本书所描写的普林斯·琼斯的命运和《正义的慈悲》中沃尔特·麦克米利安的命运，我们会发现惊人的相似性。麦克米利安是一位遵纪守法、勤劳本分的黑人，出身贫寒，但靠自己的聪明和吃苦耐劳过上了与他的种族、阶层“不相称”的小康生活，以至于后来有些白人（包括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毫无根据地宣称他是个潜藏的“大毒枭”。另一件使他深受某些白人憎恨的事情是他与一位已婚白人女性有染。在将“跨种族性行为”视为十恶不赦罪行的阿拉巴马州，仅仅这件事就可能使他遭受当地屡见不鲜的私刑。于是，当门罗维尔的白人姑娘隆达·莫里森在1986年11月1日被人杀害，而警方历时数月未能破案之后，声名狼藉、已经卷入另一起谋杀案的白人拉尔夫·迈尔斯在其漏洞百出的口供中声称麦克米利安是杀人凶手。他后来很快翻供，但警察把他和麦克米利安一起投入了死囚牢房。把尚未审判的犯罪嫌疑人投入死牢即使在阿拉巴马州也是极其罕见的。精神濒临崩溃的迈尔斯同意与警察合作，警察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在审判中，一位名叫罗伯特·E.李·基的法官展示了各种偏见。尽管三名检方证人的证词都漏洞百出，而麦克米利安却有确凿无疑的不在场证明：数十位证人可以证明他在案发当时正在家中烤鱼。只有一位黑人陪审员的陪审团最终宣判麦克米利安有罪，确定刑罚为不可保释的终身监禁。这时基法官再次出马，利用阿拉巴马州法律赋予法官的“推翻权”，修改刑罚为死刑。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史蒂文森是在案件已经终审、麦克米利安在监狱中等候死刑执行的阶段介入案件的。他所创办的“平等司法倡议组织”一开始便专注于为贫困的死囚提供法律服务。尽管他提供了很多新的无罪证据，甚至包括关键证人迈尔斯推翻自己此前证供的新证词，但僵化、腐败的阿拉巴马州司法系统却拒绝纠正错误。直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影响巨大的栏目《新闻60分钟》深入报道了此案，揭示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惊人不公，情况才有了转机。上诉法院以定罪证据不可靠为由发回重审，检方在重审程序中撤回指控。麦克米利安走出死牢时，他已在这里被关押了六年之久。作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史蒂文森致力于在进入司法程序的具体个案中保护黑人的权益，他的主业是刑事辩护律师，而不是作家，他的工作被许多人认为更有建设性。但史蒂文森在他的作品中也指出，鉴于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乃至整个国家机器都充满歧视地针对黑人，自己的建设性努力也只能帮一个是一个，无法扳正整座倾斜的大厦。从这个意义上讲，科茨的工作与史蒂文森的工作是互补的，科茨旨在唤醒人们（包括白人）对种族问题的觉醒，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史蒂文森们的工作就会少许多障碍。

美国思想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曾经说过，“核心的保守主义真理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决定一个社会的成败，核心的自由主义真理则是：政治能改变一种文化，并且阻止它的自我毁灭”。这里的文化是指一种一个人、一群人乃至一代人所无法改变的社会积习或传统，而政治则是指有目的、有组织的人类集体行动。“身份政治”本身必然是一种保守政治，因为它用某种人的努力所无法改变之物来作为政治认同和动员的基础。科茨的观点目前之所以看起来激进，完全是因为白人仍占美国人口的多数，美国迄今为止的全部制度都是白人主流文化的产物。假设黑人人口某一天超过了白人，黑人文化成了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黑人成了政治中的“建制派”，科茨的“黑人民族主义”就会转化为一种保守的力量。但这种可能性只存在于遥远的未来，不是现在需要担心的事情。从美国目前的人口构成来看，美国白人人口大约为2. 5亿，占总人口的70％以上，黑人人口为3900万左右，占总人口12％，已经不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最大的少数族裔是拉美裔，人口有5000万以上，占人口总数的16％左右。正是因为这种人口结构，特朗普这种不惜得罪全部少数族裔的竞选策略才会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