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干文学：汉语拼音化的奇葩

距今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前，一批来自中国西北的回民进入了属于俄罗斯帝国的中亚地区。他们被称为“东干人”，这些人将自己的汉语土语带到了异乡，拼音化的东干语文学也成为异域中的一支奇葩……

进入中亚的东干人

1877年对于生活在中亚地区（当时属于沙皇俄国七河省）的吉尔吉斯人来说是个大灾年。这一年天气特别冷，11月已经开始下大雪。到12月份，这里出现了多年未遇的暴风雪，冻死了不少牛羊。不幸的事件一个接着一个：饲料、口粮、燃料严重不足，许多年迈及体弱多病者纷纷冻饿而死。吉尔吉斯人的风俗是清早哭死人，故而许多居民点上一大早就有哭声。就在此时，1877年12月6日，一批来自中国西北的回民在战乱后越过中俄边界，在错误的时间来到这个错误的地方。这些人90%已冻坏了手脚。很多人的冻伤已化脓感染，用烂布包着，多数人已留下终生残疾。当时中亚人分不清这些难民中的男性和女性，因为他们头发一样长，面孔一样黑，衣服一样破。许多妇女还穿着男人的大棉袄。东干难民的鞋是各式各样的，很多人只穿着烂棉袜子。还有人用破布裹着脚，有人用草包着脚，脚指头还露在外面。其情景十分悲惨。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署后，沙皇俄国被迫归还伊犁，又有一批新疆伊犁的回民进入俄国。于是从 1877 年到1884 年间，便在中亚形成了一个华人穆斯林群体。最初移居中亚的回族移民只有5000多人，十月革命后发展到了3万多人。随着苏联的建立，这些回民在1924年民族识别和划界时，被苏联当局定为“东干族”。

东干人的日常服饰

“东干”是个比较费解的词汇，对于其确切含义，有好几种说法。有的人认为，“东干”来自“东部甘肃”的简称，即“东甘”>“东干”。因为有些东干人来自中国甘肃省的东部。而日本汉语史学家桥本万太郎认为，“东干”来自汾河“东岸”，“东岸”变读“东干”。因为他们有的原居住在汾河东岸的一片地区。还有人认为“敦煌”或者“潼关”才是“东干”的本字。上面这些说法实际上都将“东干”看做某一个汉语词汇的谐音，但新疆和中亚一带说突厥语的民族把从陕西、甘肃迁移过去的回族移民叫做“Tunggan”，于是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东干”其实来自中亚突厥语的“turup qalghan（站下的，住下的）”的简化形式：Tunggan>Dun'gan。众所周知，“回”在汉语里既可以指回族，更可以作为动词，理解成“返回”、“回来”，恰与“tunggan”相合，或许这并不是巧合。不过，对于东干人本身而言，这些外族对其的称谓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自称为“老回回”或者地理方位更明确的“中原人”。后者在历史上同样曾经是回族的自称，直到近代，马氏家族统治下的青海回族仍然（与汉族一道）将自己称为“中原人”。

东干人的迁入实际上意味着汉语在700多年后重新进入了中亚地区。早在12世纪初期，辽代皇族耶侓大石西迁到新疆与中亚地区后建立的西辽王朝（穆斯林史料称为“喀喇契丹”即“大契丹”）就曾经将汉文作为通用的行政语文，而在这个王朝倾覆之后，波斯语、察合台语（老乌兹别克语/老维吾尔语）与俄语相继统治了这个地区，汉语汉文的存在反而逐渐式微了，直到东干人的到来。

图2 印有汉字的西辽钱币

“掏宝很伤人，历史书下埋死人”

与散居在中国各地的回族普遍使用当地汉话一样，东干人带到中亚的是一种源自中国陕西、甘肃原居住地的汉语方言，具体来说，就是汉语北方话中原官话中的一支。东干话里又分陕西话和甘肃话，两者主要差别就是声调。东干的陕西话有四类声调，和中原官话里关中片的语音特点完全相同；东干语里的甘肃话有三类声调，平声不分阴阳（即普通话第一声第二声合并），和中国西北方言中原官话里的陇中片的语音特点完全相同。

图3 陕甘一带的方言分布

但是，东干人带到中亚的只是纯粹的口语。在最初的东干移民中，绝大多数是不识汉字的农民，只有极少数阿訇会阿拉伯文。直到1895年，东干人识字（包括汉文、阿拉伯文和俄文）率还不足2％。这在当时的沙皇俄国也不是个别现象。据1897年的调查，少数民族识字率极低，高加索居民中识字者占12％，中亚居民的识字率更低，哈萨克人约为2％，乌兹别克人为 1.6％，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基本上是文盲。

图4 东干语分布图

这就使得苏联当局在为东干人“创造”文字时可以完全无视汉字的存在（因为东干人自身也已经忘记了汉字）。1918 年，苏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表通告，宣布政府机关、法院、学校和文化部门可以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并要求少数民族学校用民族语言教学，政府要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1932年苏联学者帮助东干族创造了拉丁化的东干文字（以东干甘肃话为标准音），包括31个拉丁字母和自创的5个字母，一个字母表达一个音素，不标声调。1929年第一本 《东干识字课本》出版后，在吉尔吉斯和哈萨克，20世纪30年代就出版了30种计10万册东干文教科书。1953年，东干文字又顺应苏联国内形势改用38个西里尔（斯拉夫）字母拼写，使得东干人成为“世界上唯一说中国话又完全用字母拼写中国话成功的人”。

东干文字母表

这样做自然是有利有弊。好处是拼音文字容易学习，1950年代末东干人便基本消除了文盲现象。但坏处也是很明显的，由于失去了书面汉语汉字的传承，东干语书面语保留了大量的日常口语用词和话语，如“吃哩”、“喝呢”，口语词过多，有失精练，缺乏应有的完整、严密和规范。如列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名句，被东干学校作为鼓励学生学习的“座右铭”，用东干文写出来，便成了“念呢！念呢！要念呢”，感觉颇为异样。同样，因为没有汉字的支撑，随着东干语文与汉语母体文化的分离，许多字只留其音却不知其义。在东干方言语音的干扰下，没有汉字对语音的固定，语音极易发生变异，进而影响到了语义的变化。譬如民歌“茉莉花”由江南传唱到西北地区，东干人再由西北地区把这首歌带至中亚时“茉莉花”本义已完全丢失，并按照东干语汇的习惯，在“茉莉花”一词后附加一“子”后缀，变成了“毛李子花”，意为“毛李子树上开的花”。而“桃饱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的俗语也东干人理解成了“掏宝很伤人，历史书下埋死人”……

独具特色的东干文学

不过，无论如何，东干文字的创造与使用，为东干人本民族的大众媒介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如1932年出现的东干人第一份报纸《东火星儿》（后更名为 《苏联回族报》），而1931年东干诗人雅斯尔·十娃子出版的诗集 《亮明星》则是东干文学成熟的标志性事件。

一段东干语学校课本的汉字还原

雅斯尔·十娃子1906年（一说1903年）5月16日出生于吉尔吉斯首都伏龙芝所辖骚葫芦乡的一个贫苦的铁匠家庭。1930年他毕业于塔什干民族师范学院，还在上学期间他就开始了创作活动。1932年起他担任《东火星儿》文学版的主编。他一生中曾两次被授予“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荣誉称号，并获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称号。

他的小说《走过的路》表现的是东干人民“昨天、今天、明天”的主题：贫苦农民出身的主人公艾底子过去靠租地种田为生，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还不够一家人的口粮。只有到了十月革命后，他才过上了幸福了新生活，从此也开始加入到为祖国美好明天而奋斗的建设者的行列。可以看出小说其中的时代特色是很鲜明的。

东干文报纸《东火星儿》

至于对故乡的热爱也是东干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题材。十娃子的作品里往往把中国称为“母亲”，把中国人民称为“兄弟姊妹”，把中国西北的回族聚居地称为“故乡”。当作者从新华社广播中得知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立即写了一首《新华的声》的诗文，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诗中写道，“毛把陕西解放哩，四川，西藏。把全东方照亮哩，就像太阳。西安今儿才高兴哩，我爷的城。高兴声我听见哩，新华的声”，这首诗歌还原成汉字，大多数中国读者完全可以看懂，却不免感觉有些怪异。东干文学作品译成中文的时候，一些不太熟悉西北方言的译者在翻译时容易出错。比如亚瑟尔•十娃子的诗《我爷的城（指银川）》开头四行出现了三种误译文本：第一种译法：“雪花飘落在我的头上，/ 我也爱唱哩：/ 虽然眼睫毛上已结下了一寸多的霜。”第二种译法：“雪也落到头上哩，/ 我爷孽障。/ 眼睫毛上也落哩一层冻霜。”第三种译法：“雪也落到头上哩，/ 我爷孽障。/ 眼遮毛上也落哩 / 一层冻霜。”而 “一层冻霜”中的“冻”原文拼为“du”，从发音看，不太像是“多”或者“冻”，而可能是“毒”，即下了一层毒霜，风霜雪剑，何其毒也之意。

或许这种疏离感正是东干文学的特色。东干文不但保留了“肉头（无能的人）”、“背锅子（驼背）”这样的西北方言特色词汇，还自创了一些新词，譬如“飞机”在东干文里，叫做“风船”。更不用说在中亚特殊的语言环境中，东干语文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大量俄语借词，如“玛什乃（汽车）、阿库闪（接生员）、根诺（电影院、电影）、康比尤特（电脑）、基万（沙发）、苏萨（貂皮）、布拉基（连衣裙）、合列巴（面包）、乌哈（鱼汤）、马林那（果酱）、嗄（公顷）”等等，故而在整个文学面貌上与现代汉语白话文已经有了相当的区别，成为汉语大家庭中盛开在中亚异域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