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龙江︱刘雨楼和他的日记(上)

赵龙江

2017-05-16 10:2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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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为《刘雨楼和他的日记》上篇。
自存中有一本旧日记,为早年遛书摊时偶见,粗略过目,感觉所记颇有内容,单是日记主人的一笔字,就很令我心仪,显然出自文化人手笔。况且摊主索值低廉,未议价便买了下来。
这是一本商务印书馆定制的“民国二十七年国民日记”。日记的主人叫刘雨楼,一个陌生的名字。翻阅中,我粗略了解了日记作者在这一年(1938年)当中大致的行迹:作者供职于国立北平研究院,负责庶务,这年他已身在上海。我想,他应是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离平抵沪的(另据资料记载,该院镭学研究所已先在1936年下半年迁往沪上,与药学研究所同在上海福开森路395号办公)。
从日记内容看,此时作者的家人尚留居北平,他只身在沪,与部分同事处理院内总务琐事。当年4月,受副院长李书华指示,开始准备并实施赴滇行程:由上海码头乘法国邮船,两天后到香港与李书华副院长汇合,短暂休整后,乘法轮抵越南海防,又经嘉林到老街(越南西北部边境城市,隔南溪河与中国云南省河口市相望)乘车过河,经开远到达昆明。从上海到昆明,一共用去两周时间。当年4月25日,昆明黄公东街十号被选为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随后物理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动物学研究所、史学研究所等也陆续迁滇。
商务印书馆定制的“民国二十七年国民日记”
这部日记记录了作者从上海到昆明日常生活及工作琐屑,诸如接待友人、出入银行、监理工程、流连书店、外出购物,等等,也包括人事交往以及个人感受。另外,还有诗词若干,多为有感而发之作。
刘雨楼,摄于上世纪四十年代
日记中涉及人物,除去作者家人,也包括研究院、各研究所相关人员,以及负责行政总务的同事,另外还有一些,则是作者各时期的朋友。特别是其中的部分研究人员,后来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学者,有些人在当年就已是本学科的佼佼者,比如物理学所的严济慈(物理镭学所所长,昆明时期兼代研究院总办事处主任)、陆学善(陆禹言)、钱临照、顾功叙、王承宗、张鸿吉等,化学研究所的刘为涛(所长)、周发岐、张汉良、白金传(白剑秋)、李秉瑶等,药物所的赵承嘏(赵石民,所长)、梅斌夫等,生物学所的经利彬(经燧初,所长)、李登榜(李时敏)、刘玉素等,动物学所的陆鼎恒(陆惟一,所长)、张玺(张尔玉,动物所研究员,兼任云南水产实验所所长)、张修吉(张瑞云)、周启曜(周霁光),植物学所的刘慎谔(刘士林,所长),史学所的徐炳昶(徐旭生,所长),海外人地研究会的毕修勺等等。
翻检这部日记,我无意中发现了北平沦陷时期著名女作家雷妍的名字——刘植莲,原来她就是日记作者的长女,让我意外且兴奋。刘雨楼育有儿女四人,依年龄排序:长女刘植莲,次女刘植兰,儿子刘植岩,三女刘植荃,作者在日记中也常有与子女互通信函的记录。
记得我把收获刘雨楼日记的情形汇报给孙嘉瑞(梅娘)老师时,梅娘回忆说,她年轻时与雷妍就是好朋友,当年两人常在一起,她也常去雷妍家里,她记得雷妍有两个女儿。梅娘当即为我写下了雷妍女儿的名字——“刘琤”和“刘珂”。在友人帮助下,我辗转找到了北京舞蹈学院的刘琤老师,后来又见到了工艺美术学院的刘珂老师。通过刘琤对她外祖父的回忆,以及前些年我所读到的昌黎作家董宝瑞先生相关文章,我也粗略知晓了刘雨楼先生一生大致轨迹。
刘雨楼长女刘植莲(雷妍),北平沦陷时期著名女作家。摄于1931年前后。
刘雨楼先生本名润春,字雨楼,一生以字行。昌黎县两河村人。1888年6月3日,即清光绪十四年四月廿四日,他出生于两河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刘冠儒是一个务农好手,曾经拥有较多的庄田和较大的院落,是“庆丰堂”的主人。刘雨楼自幼在家乡私塾念书,1905年秋天到永平府参试,科举停办后,与乡人李大钊、李书华等考生一起被永平府中学堂录取,他与李大钊是同班同学。1907年夏天,李大钊考学天津时,他也同赴津门,考入长芦银行专修所。毕业后,学校以其成绩优秀,拟保送他到东瀛深造,但未成行。我曾问起过刘琤老师,她回忆道:
刘冠儒是一个种庄稼的好手,诺大的家业都是他打拼出来的。这也是他不愿我外祖出去上学的重要原因,所以在外祖父读了几年私塾后,便不准他继续读书,并在我外祖父十三岁时便给他娶了我的外祖母,就是为拴住他的心,同时也好在家和他一起打拼,扩大家业。但我外祖父对外界事物非常向往。苦恼的外祖父在村外的河滩上苦苦冥思了三天三夜,是我外祖母的母亲得知此事,请人找到外祖父,并与之长谈,得知外祖父有自己的理想,便下定决心,把婆家分给她的田产全部卖了。我的曾外祖母谢杨氏二十三岁就守寡自己带着一个女儿,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我外祖父就是用这笔钱上的永平府中学堂及大清银行专修科。
刘雨楼这一支能离开昌黎主要是曾外祖母谢扬氏给打下的基础,因此外祖父对她敬重有加。刘冠儒是十六岁得子,他自己还是个孩子,对这个早来的儿子非常不喜欢。不仅不让他读书,同时极其虐待我的外祖母。把她当小丫鬟使用,做全家的饭(包括长工及农忙时的短工)喂牲口,还要做针线活。并且随时辱骂。外祖父工作后实在看不下去,就把家眷接到昌黎县城在教堂的院里租了几间厢房,同时也就把曾外祖母谢扬氏接了出来,从此谢扬氏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这样我母亲及二姨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也在昌黎贵贞教会学校读书。以后全家总是随外祖工作的变化,从山西、山东、天津……频繁迁徙。直到三十年代才定居北京。

毕业后,刘雨楼投身金融业,先后在大清银行、中国银行、边业银行、农工银行、东莱银行供职,曾在大连、青岛、天津和北京等地任银行分号的襄理,乃至经理等职。后来,因得罪上司而被迫去职。有关刘雨楼这段经历,刘琤老师也有回忆:
他离开银行的理由听我母亲说是因为得罪了人,他的上司向他要银库的钥匙,他认为不符合规定,开银库应该是有规定的人数一起去。所以他没有交给这位上司钥匙。但听我三姨(刘植荃)说是银行的一笔款要做投资,他对股票的行情没估计对,所以做赔了。我想应该是二者都有,被拒绝的上司不是正好利用他做赔了股票的事开罪于他吗?他失业后曾在家赋闲很长时间,是老同学李书华把他接到北平研究院做庶务的。
刘琤和刘珂,摄于1938年。照片黏贴于刘雨楼日记中。
据北平研究院历年《职员录》(参见刘晓《国立北平研究院简史》附录2《北平研究院职员总表》)记载,在1935年职员名录中就已经有刘雨楼的名字,即此可断定,日记作者至少在1935年就已来到国立北平研究院。在转投同乡李书华任常务副院长的国立北平研究院之后,最初任会计课办事(同样参见刘晓《国立北平研究院简史》附录2《北平研究院职员总表》),虽是他熟知多年的业务,但同行的嫉妒,加上他本身性格上的骨鲠倔强,不愿屈从,致使他时常郁郁寡欢,空有能力而无法施展,从他所记日记中也有所体现:“ 研究院之事务方面,北平诸君如XX、XXX等,皆未能尽职。以李圣章之提携,直如一人得道,鸡犬飞升。而李润章先生休休有容,不辨贤愚,是其高处,亦是其短处,偶触念及此,辄欲作不平之鸣,吾将老矣,与润章之私交公谊,不好不厚,倘遇不得已时,惟有一走了事,绝不愿再受XX等之排挤。”(5月27日日记)“ 晨院长谈及X抢全院钥匙之事,令我向X道歉。在院长之意,不过为调和感情,令我屈服,未尝非是,但我已年逾知命,穷通生死均可置之度外,若向竖子折腰,以遗终身之玷,绝对可。”(10月20日日记)“......我毫无权势,又何能不屈服于强暴。XXX之人格,吾不敢论,而对我用暴横压迫,则事实俱在,可恨之至。”(12月1日日记
正因为他秉性刚正,外和内介,不善附和权要,故为忌者所排压。他通常只能选择隐忍自克,偶尔也在日记中用文字发泄一下。我曾留意作者日记,排比《职员录》中相关会计、出纳以及其他行政总务人员,发现其中河北、京津籍贯几乎占绝大多数,其他也多来自北方诸省,江南人无多,我想其中一定不乏裙带关联和其他特殊关系。
除了与同行时常出现的不协调外,作者与院内个别专业研究人员似乎也偶有隔阂。其实这本不奇怪,从北平研究院人员组成结构即可看出,这里的研究人员几乎均有留洋背景,尤以留学法国为多数,这些“娇子”往往自视甚高,以学问才气自雄,个别者原本带有盛气(当然他们也未必有意傲视于人,多数情况下,日记作者与他们交往还算和谐),所以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难免出现不协调。刘琤老师在回忆中,也向我说过类似情形:
外祖父说他一生跟财阀、军阀和学阀都打过交道,但觉得学阀是最不好打交道的人,他们自恃有才,很是霸道。早年在山东时,一个张姓的军阀曾经绑架我外祖父,让东莱银行给钱赎他。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不清楚,但外祖父说,军阀还是可以商量的,可以讨价还价。财阀不过是图个利润。学阀那份傲慢,那份自以为是,尤其是觉得行政人员不懂业务,很是瞧不起。所以他在北平研究院做事时,常常受窝囊气。
刘雨楼日记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随北平研究院部分人员分流到上海。据刘琤老师说,当年北平研究院南迁,人员路费需由个人自行筹措,否则只能失业。当时作者一大家人,原本生活上已是困窘拮据(作者从银行转到研究院后,薪资水平已大不如前,除日常生活开销,还要挤出一部分供子女学费,加上长女刘植莲毕业后起初尚未工作,以及年幼的一双外孙女......生活压力可想而知),为了这份工作,为了保住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只能想尽办法,变卖家中稍可值钱的物件。刘琤老师回忆道:
七七事变后,先是全家凑钱让我舅舅及三姨离开北京,我想当时外祖父心里是明白的,他的儿子(刘植岩)是共产党,他愿儿子尽早离开。当时连曾外祖母把她的陪嫁金簪子都拿了出来。钱凑齐了,舅舅和三姨就走了,我到现在还记得舅舅穿一件白色长衫,手拿一顶草编的礼帽,三姨穿一件竹布旗袍,一起在门口向外祖父行礼,曾外祖母激动地跑回屋大哭 。外祖父只是长叹……后来北平研究院要迁往云南,要有能力跟去云南的人,去后才可继续工作。但当时去云南要走上海,海路去香港,经越南海防再坐火车去昆明。家里的钱是不够的。这时有一些朋友前来劝说:如果他肯留下,可以在所谓的华北联合准备银行任要职。他坚决地推掉了。恰好我父亲托人带钱来让我母亲带两个孩子去武汉找他。我母亲觉得孩子太小,我刚三岁,妹妹不到一百天,母亲很难在枪林弹雨中带孩子走这么远。就把钱都给外祖父做南迁路费。大约9月底或10月初外祖父才走成。
据国立北平研究院《职员录》记载,就在这年(1938年),刘雨楼先生代理庶务课长,兼代总办事处文书工作。从刘先生日记中,可以看得出他的认真细致,虽事务繁复,他确总是一丝不苟,办事井井有条,这或许得益于他早年的银行工作养成的习惯。只是因办事较真,不免得罪他人。若非与李书华有同乡之谊,恐怕也早已失去了饭碗。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民国日记,北平研究院,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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