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走向金莲川⑩：七月杨花满路飞

（一）田间土路更适合行走

六点半起床，天上一层迷蒙的白云。七点离开宾馆，向北走到镇里，找了一家小餐馆吃早饭。红米粥配咸菜，外加几个菜包子，很惬意的早餐。饭后在隔壁小卖部买了四瓶矿泉水，到即将热闹起来的小镇上走了一会儿，绕到北街那个大戏场，看戏台上方挂起了两条横幅，一个是“2016年小厂镇物质交流大会”（物质疑是物资之误），一个是“山西省古红青年晋剧院”。可惜不能留下看晋剧。想起来我只看过一次晋剧演出，还是十六年前在山西河曲县。在那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晋剧（中路梆子）和我在大同听过的北路梆子是有很大区别的。正是那次在“走西口”的门槛上看晋剧的经历，帮助我理解了包括各种山西梆子在内的山西文化何以在内蒙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八点差十分，我们告别小厂镇。我们要拜访的元代捺钵牛群头，并不位于省道S241上，所以我们没有沿着这条主要公路北行，而是继续沿着昨天走的X404，到了镇子西侧。路南地里金黄色的油菜花正在盛开，路两边的白杨树挂满了棉花一样的白絮。走了二十多分钟，王抒发觉有一包东西，主要是药品，丢在宾馆房间了。打电话过去，宾馆服务员说找到了。王抒卸下背包，转身回去，我也卸下背包就地等候。杨絮如流沙般在路上轻轻移动，路肩外的草地上更是厚厚地堆积起来，没有适合坐下去的地方，我只好站着。想起庾信《春赋》里的名句：“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江南春早，阳历二三月间就有柳絮杨花飘舞不休。北京的杨絮要到四五月才开始肆虐，哪怕住在高楼之上，一开门还是有一团团白絮从楼道冲进家里。这里的物候真比北京晚了差不多两个月，油菜花、杨絮都是显著的例证。

杨花如雪

越来越多骑摩托车或赶马车的村民往小厂镇来，大概都是赶会的，马车上的人都会仔细打量我一番，但没有人跟我说话。九点左右王抒返回，我们背上包继续走。按计划我们本该在馒头山之前就离开X404，沿葫芦河西岸北行，因为这才是元代辇路的走法。可是现代农田完全覆盖了从前的河谷，葫芦河河道只剩下一条不显眼的小水渠，我们一不留神就穿过了馒头山。到了地势稍高的地方，大地宽敞，心情舒畅，越走越高兴，竟忘记了核对地图。山坡上野花耀眼，青草随风起伏，回看小厂镇只剩一线红瓦的颜色。这样走了一个多小时，王抒看看手机，忽然说，走错了。我们赶紧离开公路，在开着紫花和黄花的苜蓿地中间找到一条土路，向东北方向直插过去。

这样的田间土路，其实比公路更适合行走，全无车辆和行人，如此安静，几乎听得见蜜蜂从眼前飞过时振动翅膀的声音。看见地里种的先是苜蓿，接着是土豆。正在花期的土豆植株长得粗壮肥硕，可以想象埋在土里的块茎也一定胖大。从2015年开始，中国政府宣布土豆成为小麦、稻谷和玉米之后的第四大主粮，开启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土豆主粮化。虽然早在明朝就已传入，土豆在中国的饮食文化里一直被视为菜而不是粮，土豆主粮化意味着饮食结构的重大改变。其实中国十多年前就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产国，产量和种植面积都已超过全球的四分之一，只是生产的科技水平和加工的产业化还比较落后。国家从战略上确定土豆主粮化，背景应该是中国的粮食危机、日益恶化的农村水土环境以及令人提心吊胆的粮食安全战略。土豆和红薯一样只有经过加工才适合储存，主粮化意味着今后我们会越来越多地吃到土豆粉做的馒头和面条。

太阳越来越烤人了，能感觉到脚下的黄土经阳光烘焙而发生了某种色彩和硬度上的变化。在土豆地里走了快一个小时，只遇到一个人，一个戴着蓝色棒球帽的村民，开着一辆不带拖斗的拖拉机。有意思的是，他把一匹马的缰绳拴在拖拉机上，那匹马就紧跟在拖拉机旁边走，后边五六米处还跟着一只伸着长舌头的大狗。我向那村民挥手示意，他腼腆地笑笑。那马和狗却自顾自地往前走，根本没注意到我们。我们到一棵白杨树下休息，喝水之后想吃点东西，才意识到今早离开小厂镇时忘了买几个馒头带上。

走到小南滩村再往北，才算走回到正道上。两排高大的白杨树，显示这条路过去的地位比现在高。在小南滩、北石柱两个村，我们试图找小卖部，显然都没有。不仅没有小卖部，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所有人家都院门紧闭，只有不知哪里传来的鸡鸣说明这里并没有被废弃。走出北石柱村，路边一个村民正在收拾摩托车，我问他哪里可以买到吃的。他说，咱这村没有。问他家里是不是有馒头什么的，答说还真是没有。不过，他告诉我们前边不远是石柱村，那里有商店。走到石柱村时是十二点半，我已经饿得有点晕眩了。石柱村显然是这一带的中心，街上竟有两家商店，我们走进路北门口蹲着一条小黑狗的那一家。

店主人是一个看起来很文静的中年妇女，穿着红色上衣，围着围裙，见我们这般装束，忙叫我们坐下。知道我们饿得不行，就说，我给你们泡碗方便面吧。她从冰箱里拿出两瓶啤酒，让我们先喝着，转身去烧水泡面。我看她谈吐不似一般村民，问她是不是当过老师，她笑笑没有回答。面泡好后，我们把堆在一边的“草原白酒”搬了两箱，摞起来当作餐桌，开始享用起泡面来。她拿来两包榨菜，还拿一盒蛋糕给我们，说，吃吧吃吧，不要钱。外面正是爆热之时，室内却相当凉爽。小黑狗在我们脚边转了一圈，又到门口蹲下，注视着外面寂静无人的街道。和店主人聊了一阵，她对我们走去正蓝旗的计划将信将疑，一再说，这么热的天，不行啊。肯定是出于对我们的担心，她收拾了几样东西送给我们，再一次说不要钱。我没接受她的好意，说背包已经太重，再也装不了别的了。她一听就理解了，说，是呀是呀，千里不捎书嘛。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千里不捎书”这个说法，非常近似我家乡的“千里不带针”，但显然更有味道。

我们坐到两点才起身告辞，刚好有别的顾客进店，店主人跟我们说了再见，就忙自己的事去了。

（二）降蒙汉人的人生历程

明蒙两大势力隔着长城互相对抗的时期，既有大批蒙古人以属夷或俘虏等身份进入长城以南，也有大量明人出边叛降或被入边的蒙人掳掠进入蒙古。进入明朝的蒙古人固然有些再回北方，也有相当一部分就此慢慢沉淀进入汉人社会。同样地，进入蒙古的汉人很多也变成了蒙古人。关于边民自愿投降蒙古并为蒙古所用，明代王琼所记的一段对话很有参考价值。王琼（1459-1532）于嘉靖七年至十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所著《北虏事迹》记明蒙诸事甚详。根据他的记录，嘉靖八年（1529）七月某一天的早晨，五个蒙古骑兵来到兴武营（今宁夏盐池境内）所管的长城暗门墩下，与守墩的明军说话，自我介绍是蒙古首领小十王等派来哨探军情的。于是发生了以下对话：

“你墙里车牛昼夜不断做甚么？”（墙里，指长城内）

“总制调齐千万人马，攒运粮草勾用，要搜套打你帐房。”（搜套，指进攻河套）

“套内多多达子有哩，打不得，打不得。”（达子，指蒙古人）

……

“我原是韦州人，与你换弓一张回去为信。”（韦州，在今宁夏同心境内）

“你是韦州人，何不投降？”

“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

这个韦州人想与墩上明军换一张弓，拿回去证明自己确实到了墩下，大概明军也答应了。没想到他“举弓送墙上”，墩上的明军接了弓，却“不换与弓”，甚至可能要对这几个蒙古哨探动手，他们只好“放马北奔”。

王琼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可以给“韦州难过”做注解。他说：“琼世家太原，幼闻父祖言胡元入主中国事，不胜惊讶。及壮，见秦晋之民困于防边，父子离散，深痛惜之。”如此“难过”的边民，当然会有北投蒙古、另觅生活的。比较之下，“草地自在好过”也许并不是搪塞之语。进入蒙古的汉人除了参与军事行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明代最有名的降蒙汉人大概是赵全，他作为“隆庆和议”蒙方的代价之一，与另外八名降蒙汉人一起，在1570年12月30日被俺答送还给明朝，草草审讯一番，十八天后被杀。今天还能看到的审讯报告与判决记录，题为《赵全谳牍》，对这九名人犯都有描述，大体上可以反映一部分降蒙汉人的人生历程。

赵全是山西左卫四峰山村的村民，于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十九日（1555年2月10日）率兄弟妻子儿女及同乡村民二十多人，由宁虏堡师家口（今山西左云境内）逃出长城，投奔到俺答之子铁背台吉部下。蒙古酋长给他们中一些人取了蒙古语名字，比如李自馨改名“把汉笔写契”，但是赵全和他的弟弟赵龙仍用旧名。赵全这年已经过了四十岁，为什么还要如此孤注一掷呢？这是因为他多年来秘密信奉白莲教，现在被人扬言要举报禀官，只好与大概同样信教的家人教友一起仓皇外逃。

把赵全引入白莲教的，是山西静乐县的吕明镇。吕明镇的一个徒弟到四峰山村，对赵全和同村的丘富说，他老师手上有个宝贝，能够看出人的命运贵贱来。这大概是吕明镇发展教众的手段之一。赵全和丘富都去拜师，吕明镇对二人说，他们都有“领管万兵福分”。于是赵全和丘富帮着在沿边民众中推广白莲教，“扇惑人心，以致沿边愚民响应”。官府察觉之后，抓捕并杀害了吕明镇，吕明镇的幼子吕西川只有六七岁，得人救助，逃避他乡。吕明镇被杀，可能发生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或稍早，因为丘富就在这一年听说吕明镇事发，立即逃出长城，投归俺答部下。丘富在入蒙之后，似乎还在发挥他所学得的白莲教功夫，所以审讯记录有“以妖言诱惑本夷，用为头目”之语。赵全等人未被查出，仍在村里居住，也许还继续传习白莲教，直到六年后同村某人声言要去告官。

赵全投入蒙古，与丘富故人相会，从此共同为俺答服务。俺答让他们驻扎在“古丰州川”，即今呼和浩特一带，“各起盖房屋，立名板升，种田住牧”。板升就是蒙古语baising，意思是建筑物、房屋。这些汉人不住蒙古包，而是和在南边时一样筑墙盖房子，蒙古人遂以板升称他们所住的地方。他们为俺答做事，主要是刺探情报和走私货物，“分遣奸细入边探听虚实，交通近边城堡奸逆，具贩货物贿送俺答”。赵全还颇有政治和军事头脑，他用明朝那一套帝王体制来劝诱俺答，说俺答“有天分，尊礼为帝”，要“与南朝平分天下”。为了帮助蒙古军队入边抢掠时能够攻取城堡，赵全教导蒙古人制作专门用来攻城的钩杆等器具。俺答很喜欢赵全和李自馨，把他俩“加为酋长”，大概是给了一个那颜的名号。

接下来的十五年时间里，赵全、李自馨等人协助俺答多次入边侵扰掳掠，杀害兵民甚多，破坏极大，最为明朝边将所痛恨。李自馨曾随蒙军入边，回到自己原来住的村堡外，大声叫道：“我已在板升干下大事业，你们跟我去受用！”堡内人听了，立即大开堡门，三百多村民装载衣物，跟随李自馨“到于板升住种”。赵全后来被封为把都儿哈（BaatarQan？），“管领叛逆并召集被掳汉人一万余名”。他和李自馨等给俺答奉上皇帝称号，为俺答建立皇宫，只是举行皇宫上大梁的仪式时，忽然起了大风，大梁跌落，砸死七八个汉人和蒙古人，俺答吓得不敢进去住了。赵全自己在板升所盖大宅的二门上，写了“威震华夷”的字眼。嘉靖四十四年（1565）八月，吕明镇那个逃亡潜藏的幼子吕西川已二十出头，终于找到机会逃出长城来投奔赵全。赵全既念故人情谊，又喜吕西川“年力精壮”，让他“管领达兵”，也就是蒙古兵。这可以证明赵全手下并不都是汉人，也有蒙古人。

在赵全之前和之后投奔蒙古的沿边汉人，各有各的原因，各有各的命运。以《赵全谳牍》所记的几个为例——

湖广黄冈人周元，因犯罪“问发大同威远卫充军，拨付本边守墩”，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叛投虏地”。他在老家犯的什么罪呢？“因在本县书写，积年害民”，这是非常含混的说法。我估计并不是指他替人书写状子，从中渔利之类，而可能是书写“反动言论”，犯了政治罪。周元入蒙后，“改夷名大笔写气，向在俺答营教诱侵扰中国”。隆庆四年（1570）冬，俺答为与明朝达成和议，按照明人给的名单抓捕在蒙汉人，其中就有周元。周元闻讯，立即服毒自杀。

张彦文本来是山西行都司大同后卫后所的低级军官（试百户），嘉靖四十年（1561）冬跟随大同总兵刘汉与蒙古兵对阵时，见蒙军势盛，“丢弃弓矢出边，投入俺答部下”。这一年张彦文已经五十五岁了，算得上是一个老资历的军官，为什么还要叛逃呢？他年轻时被蒙古人掳去，可能在蒙古时间不短，得以学会蒙古语，后来逃了回来，因“通晓夷语”到大同正兵营当“通事”，积累功劳而升为百户。他在边外蒙人中的经历对他影响极大，很显然对蒙古人是有感情的。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起，他曾多次在明蒙两军对峙时，向他熟识的蒙军酋长传递情报，造成明军重大损失。这种情况，明人称为“卖阵媚虏”。他在边内可能并无家累，才会临阵投敌。他入蒙后，也起了个蒙古语名字“羊忽厂”。隆庆和议时明朝要俺答交人的名单上，也有张彦文，他与赵全同日伏刑。

同在那份名单上的，还有刘天麒。刘天麒又名刘四郎，陕西延安府府谷县人，投在老营堡游击李应禄手下做家丁。李应禄克扣军饷，剥削军粮，对手下动不动就“捆打”，激起怨愤。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十三日（1562年6月14日），刘天麒与同营多人协谋造反，砍伤李应禄，各骑官马，带领家属一百三十多人，从老营堡的丫角山出边，投奔俺答。俺答给刘天麒改名刘参将，“送发板升住种”。

与王崇古一起主持隆庆和议的方逢时对赵全在板升的势力有这样的描述：“赵全有众三万，马五万，牛三万，谷二万余斛。”又说：“李自馨有众六千，周元有众三千，马牛羊称是。”此外汉人小头目还很多，“余各千人，蜂屯虎视”。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春夏耕牧，秋冬围猎。”赵全在板升的大宅子“僭拟王侯，丹青金碧，照耀龙庭”。方逢时所言或不免夸张，不过大体上可以参考。

草原上的汉人如此之多，绝大多数就长留草地了，一方面成为草原垦殖耕种的主力，另一方面也慢慢融入蒙古社会，成了蒙古人，也就是今天蒙古族的一部分。所谓民族，无论是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民族，还是前近代的族群，其本质都是政治体，其边界从来都是流动和开放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些研究者至今还以为各民族是某种生物学上可以彼此区别开来的人群，真是离题万里。

（三）到达石头城遗址

从石柱村向北是蒙古营村，蒙古营村以东宽阔的草滩，则是石头城水库的上游。这座水库是截流葫芦河形成的，始建于1976年，三年后拦洪，后来又多次续修，成为中型水库。走到蒙古营村以北，可以见到水库蓄水不多，只在靠近大坝处有点水，水量大概与未名湖差不多。因枯水而露出来的水库底部，已成百花烂漫的草滩。水库东岸是野马营村，村边是车水马龙的S241，全不似水库西侧的寂静落寞。东边远远的是一线青山，几乎每一个山头上都立着一个风力发电机，它们的白色身影倒映在水面上，像是一根根漂浮的火柴棍。

石头城水库是以库北两公里的石头城村命名的，而石头城村又得名于村南的古城石头城遗址。我们之所以从小厂镇走葫芦河西岸向北，而不是走河东的S241大路，就是为了拜访这个古城遗址。研究者相信，元代辇路和驿路上著名的牛群头，便在这一带。元代辇路北出沙岭，紧傍葫芦河西岸，直到牛群头，与西南来的驿路相合。牛群头既有皇帝的捺钵，也有驿路的驿站，另外还设有维持治安的巡检司，人口规模相当大。那时候沽源镇一带还没有形成大型聚落，方圆百十里内最大的市镇就是牛群头。

我们从石柱村到石头城水库走了半小时，再走半小时，即下午三点十分，到达石头城遗址。古城只剩下四面早已倾颓、仅有一两米高的城墙，公路穿城而过，城内都是农田。这么小的古城，当然不会是当年市镇的全部，而只是牛群头许多个城堡式建筑中的一个而已。我们在城墙上向东走走，走不通时就下到城内玉米地里，继续向东，再爬上东城墙。东城墙的外侧，是葫芦河河谷在地势平缓的低洼地带形成的巨大沼泽地，满眼长草，棕黄色的骆驼和花白的牛羊散布其间。沼泽彼岸，看起来很远很远的地方，是那条忙碌的S241，来来往往的汽车如彩色虫子一般移动着。这么平坦敞亮的风景突然出现在眼前，如大风吹沙一般吹走了遍布全身的疲劳感。我们在城墙上卸下背包，坐下休息。

王抒在城墙上捡到几个瓷片，认出是元代的磁州窑。前两天下过大雨，松过的田地里冲刷出好些瓷片。我们到城内的地里寻找瓷片，竟然找到青瓷、白瓷、青花瓷等多种瓷片，有些看起来非常像钧瓷。找宝的工作很容易上瘾，我们竟然来来回回寻寻觅觅了半个多小时，找到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瓷片。虽然地表建筑早已荡然，残碎的瓷片却多多少少存储了一些往昔时光。手里拿着一个砖头大小的釉陶残片，猜测它原属一个水缸呢，还是一个大酒坛？一片连着一小块底座的折腰白瓷，让人想象那完整的器形会是什么样，什么人曾使用它，它平时摆放在哪里？一个陶片上的墨笔痕迹，让人疑惑那是绘画呢，还是文字？

周伯琦记他扈从北巡，从沙岭北行的辇路“历黑嘴儿，至失八儿秃。其地多泥淖，以国语名。又名牛群头”。清人收周伯琦诗文入《四库全书》，修改了他的多处音译专名，这里的黑嘴儿被改成哈扎尔，失八儿秃改成什巴尔台。如果清人的理解是正确的，黑嘴儿与哈扎尔对应的是同一个蒙古语词，那么大概就是gazar（土地，平地），指的是从沙岭到小厂镇以后的平地，也就是地理上从燕山北麓下到葫芦河河谷的平敞地带，位置应该在小厂镇与石头城水库之间。失八儿秃（什巴尔台）是蒙古语shabartai（沼泽，泥淖），指的就是石头城遗址东边这一大片沼泽地。

周伯琦记牛群头用了较多笔墨：“其地有驿，有邮亭，有巡检司，阛阓甚盛，居者三千余家。驿路至此相合，而北皆刍牧之地。无树木，遍生地椒、野茴香、葱、韭，芳气袭人。草多异花五色，有名金莲者，绝似荷花而黄，尤异。”野生金莲花进入周伯琦的视野，是从牛群头开始的。今天若非种植，在这一带是看不到金莲花的。他描述牛群头的诗句“万灶闾阎聚，千辕骠骑营”，也是强调此地人口众多，商贩发达，所谓“市楼风策策”，“阛阓甚盛”。可惜今日石头城村并不大，而且和我们沿路所见村庄一样，安安静静，见不到什么人。

元人胡助的一首《宿牛群头》很有意思：

荞麦花开草木枯，沙头雨过茁蘑菇；

牧童拾得满筐子，卖与行人供晚厨。

写的是初秋景象。中原夏日“荞麦花开白雪香”，而这里荞麦开花的时节，真的已开始降雪，田野间草木枯萎，准备迎接冬天了。草地硕大的蘑菇会在雨后蓬勃而出，牧童放牧时随手采拾，装满一筐带回，卖给市镇上的驿馆客栈，就是晚餐上一道让行人感到温暖、暂忘羁旅之苦的佳肴。很多年前，我在青海和新疆的草原上，都见过当地人临到做饭时才跑出去采蘑菇，不一会儿就拿回来几个大草菇，一个不止半斤重。对旅行中的人来说，那的确是难忘的美味。

北宋使节路振出使契丹辽国归来所写的《乘轺录》，提到辽帝避暑之地，也就是滦河上游这一带的气候，“地寒凉，虽盛夏必重裘”。又说：“宿草之下，挖掘尺余，有层冰，莹洁如玉，至秋分则消释。”所说草下的冰冻层，其他材料中记为“黑色者数尺”，其实是一种季节性冻土层。今日石头城村旁边的沼泽地下，仍旧有冻土层，盛夏也能见到。正是因此，契丹人选择这里作为夏捺钵，而金人继承了这种做法，并把这一带改名为“金莲川”。元代牛群头的富盛繁华，一定程度上跟辽金的传统有关。

下午四点一刻，我们离开古城遗址，沿着沼泽的边缘北行。两头在水草间的骆驼见我们走近，抬起头，伸长脖子，其中一头向着我们迈了几步。我估计它不是要吓阻我们，而是为了看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向它们挥手致意，翻过一个大石堆，走到岸上。回头看，真是“草色浮天涯”，沼泽地同时也是大草原，青葱壮丽，点缀着成群的牛羊。

（四）英国人卜士礼的上都之旅

据说马可·波罗之后第一个到访其地并且辨认出这里就是元上都的欧洲人，是英国人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卜士礼1868年（同治七年）作为医生加入驻北京的英国公使团，此后在中国生活长达三十二年，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东方学家。他在中国陶瓷和钱币的收藏与研究方面，算得上西方人中的先行者。在西夏学、蒙古学、契丹大小字和女真文研究等领域，他至今仍是学术史回顾常常要提到的人之一。他的传奇性成就之一，是第一个指出居庸关云台六体铭文中长期被当作女真文的那种文字，其实是西夏文。此外，他还第一个认出了西夏钱币上的西夏文“大安宝钱”。

1872年（同治十一年）秋，卜士礼与使馆秘书Thomas G. Grosvenor（1842-1886）一起，到长城以北旅行，9月16日到达上都。1874年2月9日，卜士礼向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报告了这次旅行的收获。同年6月22日，他又专门就对上都的考察与研究在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作报告，报告全文以《蒙古旧都上都札记》为题，发表在下一年出版的该学会杂志上。我把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翻译如下（原文不分段，我擅自为译文分了段）：

我和Grosvenor先生于1872年9月16日访问了上都遗址，该遗址位于多伦西北八十里，蒙语地名为“兆奈曼苏默”（一百单八庙之城）。

道路先经过一列列低矮的沙丘，再翻过一个由陡峭的火山丘陵组成的山脉，往下到达一个宽阔的平原，平原上满是长长的青草和香气袭人的灌木丛，其间腾跃着数不清的羚羊。草原缓缓倾斜，终于抵至一片河谷沼泽，宽达二十英尺的河流贯穿其中。当年运粮食的平底船从大海爬高行驶至此，从南方各省送来供给城市与宫廷的稻米。如今此地唯一的建筑物是一座小小的喇嘛庙，住有六七个可怜兮兮的僧侣，河谷两岸散布着几个属于察哈尔部的帐房。

古城被遗弃已有好多个世纪了，遗址满是疯长的杂草，成了狐狸和猫头鹰的巢穴，它们捕食的对象是数量众多的土拨鼠和松鸡。古城略高于河床，河流从城墙外东南方向四五里的地方流过。远方是高大的兴安岭山脉，由西南向东北延伸，在更远的北方高耸起许多山峰。

城墙是土筑的，外层砌上砖头或未经切割的石块，虽依旧挺立，却多多少少近于荒颓。由这样的城墙构成双层城郭，外城四方周长约十六里，六座城门，内城周长约八里，只有东、西、南三座城门。内城的南门保存如昔，二十英尺高、十二英尺宽，顶着一个完美的圆拱。北城墙与南门对应的地方没有门，而是一个很大的、外贴砖头的方形土堡，上面是那种常见的插满枝条的敖包，枝条上绑缚着破破烂烂的丝棉彩旗，象征着当今蒙古人对此地的迷信与敬仰，正如现在那个地名所宣示的——“一百单八庙之城”。

两道城墙之内，到处是原属大型寺庙与宫殿的大理石或其它遗物，有些建筑的台基轮廓还隐约可见，破碎的狮子、龙，以及其他石雕的残骸，横七竖八地倒伏于地，半掩在绵密的草丛中。几乎没有一块石头能保持叠压在另一块石头之上，难以想象还有比这里更荒残的废墟，然而一切都表明过去这里有过一个人口众多且繁荣富庶的城市。

城郭之外，还有第三道墙，比那两层城墙要小些，却是从外城的南墙和东墙延伸出去的。古城的西北，现在看是一个覆盖着青草的台地，包括一片约五平方英里的区域。这一定是马可·波罗描述过的那个宫苑。

在外城东北角一块隆起的、明显是一个大寺的台基上，有一方断碑夹杂在许多古物间。露出地面的碑身上半截有元朝的篆书汉字铭文，周围是一圈深浮雕的龙。铭文为“皇元敕赐大司徒筠轩长老寿公之碑”。这是碑首。下半截的巨大大理石碑身无疑深埋在青草之下，但我们没有合适的工具把它挖出来。碑身文字应该讲述碑首提到的那位佛教僧侣的人生、官职和成就——他的僧侣身份是由“长老”这个称呼所证实的。

很多年以后，1986年10月间一个飘风骤雨的下午，一辆军绿色吉普车从只有十几栋房屋的正蓝旗驶来，一直开进上都的内城。恰好风停雨住，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个西方青年。这两个剑桥大学的本科生，追随马可·波罗的足迹，从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出发，经以色列、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进入中国新疆，从新疆经河西走廊、兰州、西安到北京，再从北京经承德、多伦，终于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上都。他们相信自己是卜士礼之后第一批访问上都的欧洲人，他们手里关于上都的旅行指南只有卜士礼那篇文章。这两人中的那个小伙子，是后来成为著名旅行作家的威廉·达尔瑞坡（William Dalrymple），他的第一部书《在上都——一次追寻》（In Xanadu：A Quest）叙述了那个漫长、艰难又妙趣横生的旅行生活。从年初在剑桥的校园里制定计划开始，他们就想着把这次探险的终点设在上都。然而，因为没有办理好足够多的旅行文件，他们一到正蓝旗就被警方控制，按理要立即遣送回北京。但那个穿着蓝色中山装的蒙古族党员干部似乎感动于他们对忽必烈汗的痴情，决定在遣送他们时绕道去一趟上都，让他们有机会在上都古城遗址逗留一小会儿，这才成全了他们的万里奔波：

暴雨过去，我们都下了车。那几个蒙古人靠在吉普车上，点着了香烟，开始聊天。路易莎和我则要恭敬得多。我们旅行了一万两千英里，才终于抵达这里。我们站在通向宫殿台地的斜坡下面。同样是在这里，七百一十一年以前，马可·波罗也站在他世界旅程的终点。

这次追寻马可·波罗足迹的探险因为一个仪式而具有了特殊的意义。8月间从耶路撒冷出发时，威廉·达尔瑞坡到圣墓教堂（the Holy Sepulchre），从据说是长明不熄的油灯里，取了一点灯油，就像1271年初秋马可·波罗所做的那样。不过，达尔瑞坡所取的灯油并不是中世纪所用的橄榄油（人们都相信那是用圣地橄榄山上的橄榄制成的），而是市场上买来的葵花籽油；他也没有用马可·波罗那种山羊皮制作的袋子来盛圣油，而是用了一个小小的塑料瓶。但他的确和马可·波罗一样，万里迢迢，穿过整个亚洲大陆，把这点圣油带到了上都：

我从背心口袋里掏出那瓶圣油，路易莎在我后面两步远，我们慢慢爬上那个斜坡。到了顶上，我跪倒在当年忽必烈宝座所在的宫殿前，拧开瓶盖，把圣油淋到地上。那油开始还流动了一下，很快渗入土中，只留下几个闪烁的斑点。毛毛雨之中，在离剑桥大学半个世界那么远的地方，路易莎和我同声吟诵柯勒律治的诗篇《忽必烈汗》，这首诗使忽必烈的宫苑得以不朽，而此刻我们就站在它的废墟上。

（五）第一件事就是伸手摸手杖

疲乏不是一种感觉，疲乏是突然跳进头脑的一个意念，比塞进背包的一块大石头更清晰、更实在。从石头城村往北，我们走的土路穿过一片白杨林，如雪的绒絮在空中飘飞，落在地面的浮动不歇，填充了草丛间的一切空隙。这时候我感到腿脚沉重，有点走不动了。脚上水泡引发的疼痛传染到肢体的其他部位，全身每一块肌肉都开始离心离德。一旦意识到疲乏，疲乏便浸透了你的意识。

一辆装满化纤袋子的电动小三轮车从后面开过来，超过我们时，头上包着蓝花布的女司机瞟了我们一眼。要是能搭一程就好了，我想。不知从哪里开始，背包变得越来越重，我不停地用手向上托起背包，让肩膀和后背稍稍放松。一步一步地数着走路时，周围的景物渐渐失去了生气，本来就在云层间若隐若现的太阳，似乎消失了。路东草滩上那些黄白黑褐杂色花毛的奶牛，不再吸引我的目光。下午五点十分，我们走在横跨河谷的小路上。我对王抒说：“咱们明天在沽源休息一天，不往前赶了。”王抒说：“我也这么想，您要不说，我还不敢提。”我们原计划今晚走到沽源，明天从沽源前往塞北管理区。从这里到沽源还有十多公里，照前些天的体力我们能在天黑前赶到。既然决定休整一天，那么今天就不必走到沽源了。我说：“过一会儿我们到五花草甸附近找辆车去沽源，明天再回来补走这一段。”

新思路一明确，好像忽然多了些力气。走过河谷草滩，到了热闹的S241上，正在张承高速出入口附近。沿路往北走几百米，到义合成村南，离五花草甸已经不远了。我们在路边伸手拦车，很快就有一辆SUV停下，车上三个小伙子，在轰轰响的音乐中吸烟。听说要去沽源，就告诉我们，他们只是路过沽源，可以把我们丢在路口。六十块，行不行？行。背包堆进后备厢，人挤到后座上。十几分钟后，我们已经站在沽源县城南边路口的花坛边了。再拦一辆出租车，司机听我们说了要去的宾馆，摇摇头道，没多远呀，走走就到了。意思是不必打车。我们坚持用他的车，果然掉个头一拐弯就到了。到达宾馆的时间是六点十五分。

一进房间，放下背包就洗澡。越是疲劳，对洗澡的需求越高，似乎随水而去的不只是汗渍和灰尘，还有日益沉重的呼吸和日益显著的虚弱。洗完澡，检查脚上的水泡，处理时不小心把皮撕掉一块，这下子走起路来更疼了。没有像往常那样先洗衣服和收拾背包，直接躺下小眯一会儿。虽然累得窗帘都顾不上拉，躺下却一直没有睡着，脑子里呼呼呼地过起了电影。奇怪的是，出现在眼前的与这些天的行走并不相干，而是，真的很奇怪，是一些非常遥远，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记得的那些人和事。比如我小时候在深山林场，那些松涛阵阵的冬夜，围在烧着树根的火盆旁，我听那几个林场老工人谈天。他们一会儿说《三侠五义》，一会儿说长毛贼，我都听得津津有味，舍不得回家睡觉，直到父亲在外面叫我。我还记得那个我喊柳大伯的老人说，这孩儿有意思，喜欢听这个。哦，不对，他们不是老人，除了那个在国民党军队当过班长、小时候练过武艺、老家在山东茌平的池爷爷，火盆俱乐部的其他成员都还没有退休，大概也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以如今的标准，他们都还算是中年。

王抒七点半来叫我，我们下楼去找餐馆。我告诉他：“刚才出门，我不由自主拿起了手杖，想起是吃饭，不是出发上路，才放下了。”他哈哈一笑：“我没告诉您呢，昨儿夜里我起来上厕所，第一件事就是伸手摸手杖。”想起我读过的一本记长程徒步的书，提到一两个多月每天使用登山杖，回家后非常不习惯空手上下楼，“也许没有人会相信，登山杖已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沽源是近年来热火起来的坝上旅游的重要一站，宾馆餐厅很多，县城也干干净净，宽阔的人行道铺着彩色的瓷砖，到处是特产商店。晚风清凉，街上漾着宁静与透彻。我们进了宾馆对面的一家餐馆，点了丰盛的晚餐，特别是吃了莜面。邻桌是一家北京人，大概是小两口带父母出来玩。他们一直在回顾两天来坝上旅游的经验与教训，一致谴责中午在某处吃的烤全羊，说根本不值那个价钱。

“空气真好。”像是父亲的那一位说。

“啥都巨贵。”像是母亲的那一位说。

“明天回去，直接上张承高速，比丰宁快多了。”像是女婿的那一位说。

我们饭后在街上走了一会儿，脚上仍然疼痛，身体却轻松许多。我想，明天休整一天，就没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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