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场一瞥：戈革与杨文治、钱锺书、金庸、张伯驹的信

戈革教授已经离世近十年了。有人用“平凡、孤独、倔强”来描述他的一生，其实以拍场受欢迎程度而言，他已是中国当代科技史家中最受欢迎者。不过他的名声并非源于本职工作，而是性耽“杂学”；或者说，他因“杂学”而交游者均为拍场宠儿，从而提升了他的社会知名度。

这样说并无贬意，拍场中当代学者的墨迹本就不上价，科技类更是如此；戈革先生的人际交往也绝无功利性，完全是出乎自己的兴趣。戈革生前曾有简要口述自传以及媒体专访，身后又有诸多执弟子礼者的回忆，资料俯拾皆是。不过十年也不短了，陆续流出过多通朋辈致戈革的信，最近更是接连出现几通戈革信札，可与其生平印证。

受信人是杨文治教授。杨教授生于1926年，1948年上海交大化学系毕业，从北大化学系退休后治气功，有《气功外气对生物分子构象作用研究》等诸多论文发表。戈革生于1922年，两人年龄相近，从信件内容推测，上世纪九十年代过从甚密。

先看两人的学习经历。杨文治自撰简历言明是1954年从北大化学系研究生毕业；戈革1945年考上西南联大，1949年毕业后继续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1952年毕业。信中说“清华故人，已多年不见矣”，杨文治应该是原清华化学系的：1952年秋院系调整，调整后的北大化学系由原北京、清华和燕京三校的化学系重组而成。

围绕着戈革的学历，有几件事很有意思。其一是他入读西南联大后不足一年学校即结业，三校回迁，戈革那一届物理系共五十多人，绝大部分都选择了清华，只有戈革和另外一人选择北大。戈革自己说是“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的年轻女子择偶观念在主导，其实不过调侃罢了。以1948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的物理届群英为例，饶毓泰、吴大猷、赵忠尧赴美，老清华的吴有训履职中央大学校长，叶企孙继任清华物理系主任，再加上准院士周培源、王竹溪，清华物理系实力远胜北大。后来戈革才道出选择北大的原因——北大没有体育课。

戈革二十三岁才入学，视力不佳，也非常不喜欢体育，而当时清华抓体育的是马约翰的女婿、篮球明星牟作云，此人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推崇各种球类运动，这让戈革知难而退。这个遭遇和他的学长汪曾祺类似，当然汪没有这种好运气，教大一体育的就是马约翰本人，有些驼背的汪逃不过马教授的眼睛，马氏名言“Boys！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也正好拿他开刀。两人都喜欢松散的纪律约束，不按时上课，言论上都有些肆无忌惮。戈革逝世时，有些媒体也冠之以“最后一个士大夫”，看来他与汪不无相通之处。不按时上课又读了研究生，戈革给出的理由也无关学术：一是因为他们给公费，提供吃住，二是因为研究所答应给学位。这两个后来都没有兑现，“一进校，就说一定要给系里工作，要不然不给你生活费；后来毕业的时候，什么东西都通过了，学位没人再提，没有人得到硕士学位，谁也不敢提”，这让戈革多年后仍耿耿于怀。

絮絮叨叨转述戈革的回忆，可从中看出戈革对高精尖的物理兴趣不大，本身性子也散淡得很。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来到山东工学院，也完全专业不对口，他学的是理论物理，去工学院没有用武之地，只能教普通物理。不久后去了刚成立的北京石油学院，但仍然是工学院，戈革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

这封信用的就是“石油大学”的稿纸，戈革最初的“孤独”就产生于此。在学校里，戈革说自己被视为“一个模糊的人”，学的、教的、翻译的都是大家不懂的东西，就连物理系某些同事也不懂。某位同事经常说他，电阻都不认识，算什么学问？那时候电阻没有标明欧母数，只用颜色来分，红色是多少，黄色是多少。那大概是一位出身优越的同事，戈革不敢反对，只心里嘀咕：“商店里卖这个的比你清楚，他那是学问吗？”领导就更不懂了。2001年丹麦女王授予戈革“丹麦国旗骑士”勋章，大使馆邀请来一位相关领导，还发表了即兴演讲，看到履历上戈革是石油大学的老师，领导主要谈了一下丹麦和中国的石油问题，并表扬了戈革对中国石油业所做的贡献。

后来石油学院有了物探专业，需要勘探测井方面的教学，让戈革教一门课叫“电磁场论”，戈革看了苏联课本，发现已经非常落后，于是自己动手写了教材，这大概就是戈革个性中的“倔强”吧。结果被批判为“脱离实际，故弄玄虚”，故意编这个东西整工农后代。

对自己认为外行的人或事不假辞色，这一性格贯穿了戈革一生。他翻译的剧本《哥本哈根》曾经上演，但他坚持认为演出特别失败，演出的人绝对是外行，比如玻尔从来没有留过胡子，但他们给他安上了胡子。戈革专门写了一篇《玻尔的胡子》讽刺，后来有单位邀请他去讨论该剧，戈革都拒绝了，理由是“中国人已经给他留了胡子，还有什么可讨论的”。

戈革一生中还有段既“孤独”又“倔强”的经历，就是1979年起翻译《玻尔集》。信中也有提到，“《玻尔集》之出版，费尽心血，淘尽闲气，明知此书无人读，总是倾弟一生最大的一件工作。奉遗老友，留作纪念而已！能出版即‘奇迹’，每出一卷，要付给Publishers 22,000-30,000元人民币，若无洋人帮忙，便造不成这般‘奇迹’也”。

从戈革自述可知，“Publishers”最初是商务印书馆。开局比较顺利，一连出了三本，但第四本时（此处戈革记忆有误，只有第一、二卷为商务出版），出版社开始注重经济效益，让戈革自己掏钱出。后来“洋人帮忙”搞到了钱，又因为人事抵牾改到科学出版社，出着出着也不出了。第十卷由香港出版，不能在大陆卖，都在戈革手里存着，第十一至十二卷生前译成未出版。所幸《玻尔集》第一至十二卷由华东师大出版社2012年一次出齐了。

《玻尔集》十二卷，在戈革眼中仍然不能称为“全集”，他说以科学的角度而言，世界上不可能有“全集”。他举例说，如果要给钱锺书先生出全集，他们又怎么会知道他和我的私人通信呢？两人的交往，源于戈革为钱锺书治印。

戈革自1954年开始，通过收集印谱无师自通，一生治印达数万枚。戈革嗜好文史，一直对钱锺书很佩服；他清华的同学乔佖，是钱先生的研究生，曾让他为钱先生刻印。“文革”后恢复联系，钱先生致信给他，“辗转得来书，惊喜交集，尊飨印章，至今宝藏，未遭劫火”。信末还盖了那三方印，并注明“此即兄妙手奏刀者也”。这也是戈革平生最重视的一份情谊，后来自费出版的《史情室文帚》一书还特地影印了这封信，不过这封信在戈革过世后已由其后人送拍卖会了。

两人虽从未谋面，但书信不断。1986年，戈革“突发奇想”，希望保藏更多的钱先生手迹，于是从南纸店买来空白册页，选了自己新出版的几本书以及新刻的三方印，托人带到钱瑗处，请钱先生在空白册页上写几首自己的诗。没过多久诗册寄回，录有五十首旧作，戈革欣喜若狂，将诗册视作“镇斋之宝”。这本诗册也在戈革过世后由其后人送拍了。

和金庸先生的交往也是因治印而起。曾有金庸致戈革信流出——

戈革先生：

接奉大函，及拙作十四部小说之精印篆印，十分感动。先生篆刻拙作人名达一千二百人之众，精力可佩。“鹿鼎记”一印“鹿”字出众形意,具见匠心，其余亦皆苍劲古朴，佩服佩服。弟拟于适当时候在《明报月刊》发表，大功告成后弟当设法资助付印，以酬知己。

又，先生曾撰文评论拙作，以先生文字修养之佳，见解必多，是否可于研究Niels Bohr之暇，草成是书，由弟出版，尚请示知。

此请大安！

弟金庸顿首 三.廿一

先生年长于弟两岁，北国苦寒，请多珍摄，日后盼能来丹麦奉访。

《金庸小说人物印谱》在戈革致杨文治信中也多次提及，还不断更新进度，他治印的速度也是惊人的，以《天龙八部》为例，一月内即告完成，共一百三十五人、一百八十五印，至于最后完成数目，戈革估计是一千五百枚。据江晓原先生《金庸、倪匡与戈革——再谈〈挑灯看剑话金庸〉》一文，最后完工时凡一千两百余人，共一千六百余印，并曾制成印谱十余部。遗憾的是，《金庸小说人物印谱》终究没有出版。

戈革算是金庸的超级粉丝，然而对其他武侠小说家，他就没那么客气了。先说古龙：“古龙书从来不描述武术招数，只讲些奇特而不可信的情节，他写的‘正人’皆带流氓气，古人说话都用‘一石二鸟’， ‘色狼’之类的现代外来语，故弟对之一向评价超低。”这和《挑灯看剑话金庸》中观点一致。至于倪匡，水平“则更不行”，倪匡的高稿酬“足见港台之‘商化’和‘俗化’也”。江文中提到他曾从戈革处借阅多达十册的倪著《我看金庸小说》，看来戈革也是读过此系列评论集的。《挑灯看剑话金庸》一书的体例，如给十五部武侠小说排列名次，品评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乃至采用“九品人物”系统等，都是因袭倪匡的写法，至于人物入到哪一等，这就是个人所见了。

江文说《挑灯看剑话金庸》一书中“戈革评判人物，常有极具特色的见解和议论”，我也喜读金庸，也曾通读此书，真没读出高明之处。江先生后文也提到“十几年间，这部书稿转辗于海峡两岸多个出版社之间，一听有这样一部稿子，开始都很兴奋，可是看了书稿之后却都敬谢不敏了”，出版社也有自己的看法。后来《挑灯看剑话金庸》由中华书局接受，印刷数不大，现在也溢价几倍了。

戈革的朋友圈里还有一位张伯驹先生，经周汝昌结识。戈革自述除张先生的词社外，平生没有参加过任何团体。两人只见过一面，通过书信参与词社活动，彼此也有唱和，可惜“文革”中没有保留下来。这封张伯驹致戈革的信就很可贵了。

戈革爱书法，也绘画，但自称画艺不精，只为怡情。据江晓原先生说，他还会玩玉，会玩葫芦，信中提到的有收集邮票、烟标，还下围棋，虽然棋力不济，“与外孙下棋要输20-50子之多”。他去逛过劲松“潘家园文物市场”，“无收获，只花了10元taxi钱”，言下之意不是头一回，可见是收藏界的前辈。爱好如此之多，而戈革的晚年还是挺寂寞，他曾在名片上印制：“我是一个被孤立的科学工作者。”

戈革先生之于收藏界还有个莫大的好处，就是有信必回，有求必应，收藏圈子里有通过给名人写信获得名人墨迹的知名人士，就收藏了他不少墨宝，当然，在他的回忆中，戈革已经变成了“我的老朋友”。

作者为“废纸帮”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