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跤吧！爸爸》的背后：印度妇女百年来艰难的平权史

印度巨星阿米尔·汗的新作《摔跤吧！爸爸》（Dangal）终于在国内上映。这部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去年底上映时就在印度引发争议。到了中国，同样的争议仍在上演——人们争论：剧中逼着自己女儿练习摔跤的父亲马哈维尔（阿米尔·汗饰）是不是一个想通过绑架女儿人生来满足自己毕生梦想的“直男癌”父权大家长？

争议中，许多观众和评论人都体谅《摔》的处境。人们翻出阿米尔·汗曾经多次讨论女权的真人秀节目《真理必胜》（Satyameva Jayate）和一系列融入了平等、自由理念的作品（比如激烈讽刺了包办婚姻的《三个傻瓜》），指出要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理解阿米尔·汗的良苦用心——在一个强奸、家庭暴力、包办婚姻等等性别暴力习以为常的社会中，讲述一位父亲不想让女儿成为生育机器，而是专心从事一份事业为国争光的故事，是有进步意义的。

用“直男癌”形容《摔跤吧！爸爸》可能不太公允。除了嘲讽印度地方上和国家官僚中的种种不公现象，阿米尔·汗也在片中试图消解父权的神圣感——电影开场不久，厌倦父亲残酷训练的两姐妹就开始“非暴力不合作”；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马哈维尔打破男女分工，自己架锅煮鸡肉；学有所成的大女儿吉塔回家时和父亲比试，获得了一场“弑父”般的摔跤胜利（尽管父亲的权威后来又回归了）；结尾时，本应该现身指导的马哈维尔没有出现，女儿独自思考战术战胜了对手……值得一提的还有国内上映时（因宝莱坞电影普遍太长）删减的一段剧情：妻子问马哈维尔孩子该怎么嫁人，马哈维尔回答说——我要把女儿培养得很优秀，她们会自己选择自己的伴侣。

然而，如果拿《摔跤吧！爸爸》代表印度妇女对平等的追求，也未免太过唏嘘。它之所以具有女权意义，是因为它背后那段艰难的历史：百年来，印度妇女为追求平等，投入民族独立、国家建设和社会抗争之中，又面临种种压制与反扑，每进一步，都异常艰难。

母亲与妻子：

是抗争身份，也是罗网

在上百年的印度妇女运动史上，贯穿始终的是这样一个争议：印度女性是要和男人平权，还是和男性“和而不同”地“互补”？这一争论围绕着两种女性形象展开：妇女应该是家庭中的妻子／母亲，还是应该做独立自主，拥有自己事业的女人？妻子与母亲是印度妇女最早的动员身份。而这又意味着她们和传统男权无可奈何地纠缠在一起。

在酝酿印度民族主义的19世纪中叶，生活中坚忍、持重、承担家庭劳动的妻子和母亲，成为了男性知识分子们用以指代饱受欺凌的祖国的象征符号。“印地语文学之父”帕勒登杜·赫利谢金德尔（Bharatendu Harishchandra）曾经创作戏剧《印度母亲》，剧中“母亲”在一片黑暗中醒来，唤醒自己的孩子（印度人民），她安慰着穷困潦倒的孩子们，提醒他们多忍耐些就可以等到民族的复兴，孩子们则轮流表示保卫母亲的决心。印度母亲的形象在19世纪广为流传，化为今天的著名爱国口号“印度母亲万岁！”（Bharat Mata ki jaya）——这次影片最后颁奖一幕中，观众们喊出的正是这句话。

早期的印度妇女活动家如拉玛巴依（Pandita Ramabai）等人，更关注妇女的教育、福利、婚姻、卖淫问题。比如拉玛巴依就创设妇女圣社（Arya Mahila Samaj）和“学习之家”（Sharada Sadan），为童婚寡妇提供教育机会。除了向政府请愿推动妇女受教育权之外，她还发起妇女健康运动，使女性得以进入医学院学习。然而这些社会改良呼声，面临着双重压力：渐进的改革效果不彰；逐渐兴起的民族主义者开始视妇女权益为西方舶来品，对她们抱有敌意。世纪之交，印度妇女逐渐选择拥抱“母亲”形象，加入民族主义的抗争中，争取更大空间。

拥抱母亲形象意味着强调女性生育、抚养、照顾家庭的价值，以此为基础提高女性地位。但母亲身份也同时意味着更多“传统”价值——如纯洁、保持操守，做丈夫的好妻子。印度独立运动的女性领袖之一萨加尔（Manmohini Sahgal）就批判过一位民族主义者。他的妻子参与到独立斗争中，光荣被捕，他生气地寄信给她，信中写道：“出狱之后就别回家了……尽管我为你的所做感到骄傲，但你没经过我批准。”

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不合作运动，主张忍受痛苦，承担道德义务，在“气质”上和坚忍的母亲形象不谋而合。然而甘地对妇女参与，乃至对妇女本身的态度仍然保守。1925年，孟加拉地区的国大党组织了一些妓女参加不合作运动集会，甘地几乎暴怒，在他看来，女性必须纯洁，否则将玷污斗争的道德感。

女性加入不合作运动历经艰难。一开始，她们只能承担辅助工作。男人们则排斥她们。到1930年甘地组织“食盐进军”，妇女们直接向他抗议，才得以参与到斗争一线，直面警察和英印政府。不仅是甘地，就连崇尚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不少革命者，也认为男女关系将损害革命斗志， 从而不允许女性加入自己队伍。同一时期，泰戈尔也以小说《四章》（Char Adhyay）抵触激烈的社会革命，坚持“传统”的社会性别，他通过男主角的视角暗示：持有激烈革命观的女主角离经叛道，不适当地失去了自己的女性气质。

于是，走向民族解放前线，并不意味着改变印度妇女在家庭中的身份，她们一面抗争，一面在男性目光下，被期待为坚忍的母亲、顺从的妻子，革命者的伴侣——而非革命者。

《摔跤吧！爸爸》正是跳脱出了传统上的妻子-母亲身份。马哈维尔没有要求自己的女儿成为母亲，成为妻子，而是成为拥有专业技能的独立女性。在印度妇女的平权历史中，男性甚至连“独裁”的指手画脚都意兴阑珊，阿米尔·汗饰演的独裁、父权的马哈维尔，反而是多少能体谅女性辛苦的“罕见”角色了。

民族独立与社会革命的紧张关系：

作为“西方势力”的女权主义

印度妇女面临的压迫，往往被视为一整套封建的“社会文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文化”并不是“自古以来”的产物，甚至是在现代印度民族独立的历史中，或多或少诡异地得到了加强。

百年以前的印度，完全是英国殖民地。印度民族主义从开始便无法和英印统治正面抗衡，转而追溯伟大的“文明传统”，希望在文化上抵制“欧洲式”的生活方式，对于和欧洲传教士、殖民地政府保持着关联的妇女运动，印度知识分子们戒心满满。1891年，英印政府试图将女子合法性行为年龄从10岁提升到12岁时，民族主义领袖提拉克（Tilak）就表示了反对。在很多人看来，诸如寡妇殉夫（sati）、童婚等等习俗，无论多么不符合现代标准，都是印度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面临欧洲文化入侵的前沿战场。

由是，印度独立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反对社会革命的保守性质，尽管改良社会一直是运动主旨之一，但国大党人对社会的想象，尤其是西化的改革议程，长期以来都有所保留。这种在“民族传统”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徘徊，同样发生在妇女运动领袖身上，如带头参与不合作运动，最早被警察抓捕的妇女领袖奈杜（Sarojini Naidu）等人，都否认自己是欧洲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拒绝以“男女都一样”想象印度妇女的觉醒身份。

但印度独立运动中，仍然有不少妇女选择了激进道路。既然男性的激进组织不接纳，不少妇女就自行组织。1931年，两位十来岁的女孩高希（Shanti Ghosh）和乔杜里（Suniti Chaudhary）刺杀了地方上的治安官。次年，另一位妇女瓦迪德尔（Preetilata Wadedar）袭击了加尔各答的一处英国俱乐部，并在面临拘捕时服毒自杀。与此同时，更多妇女开始组织工会、罢工。刚成立不久的印度共产党也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尽管男性干部们不愿意相信她们。这些激进行动展现着独立意志与行动力，却没有得到主流社会认可。

印度的独立运动主流，是甘地和格末拉夫人（Kamaladevi）等人动员农民和农村妇女的非暴力不合作。在国大党内，虽然有尼赫鲁等人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式的现代化理念，然而妇女在其中仍是辅助角色——农民运动建立了大量奶牛保护会、种姓会、乡村五老会，女性的基层组织却仍然较少；而民主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议程，则不包括改变印度家庭的生活模式。

从19世纪末到1947年，印度妇女从社会革命起步，加入民族革命。然而民族革命没有带来预想中的社会全面变革，妇女在印度独立运动中的身份显得尤为尴尬。1925年成立的“全印妇女大会”就是典型例子：妇女领袖们加入国大党，转向要求印度人民的政治解放，却渐渐在关涉妇女的社会进步议题上脱离激进。妇女大会转化成了民族运动的动员助手，面对1947年之后出现的新兴女权运动，她们也不再积极参与。

女权主义者也许可以指望强势的印度中央政府大刀阔斧提升妇女地位。然而这取决于主政者如何看待妇女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女儿，印度至今唯一的女总理英迪拉·甘地，就在1980年的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我不是女权主义者……首要的问题是缩减贫富差距……在西方，所谓的妇女解放就是让女人变成男人一样，但坦率说来，我认为这只是把一种束缚变成另一种。”

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1975年到1977年间，英迪拉·甘地曾经是历史上最接近独裁权力的印度总理，然而她的权柄，更多用在了国有化、提高行政效率和计划生育上，印度妇女的权益，并没有因大权在手的女总理而有所不同。

印度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这段历史提醒着人们，不同运动之间既可以相互促进，也有可能出现收编与依附，削弱其中一端。阿米尔·汗在爱国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更倾向表达前者。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值得反思？电影中并没有予以体现，这是《摔跤吧！爸爸》较为保守的部分。

艰难的抗争：

在民族独立后社会间隙中滋长的女权运动再遭反扑

1947年印度独立，妇女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得到了保障，随着50年代诸多法律的通过，传统宗教对妇女的诸多限制和私刑，也在法律层面上予以废止。然而，没有了殖民者这一共同敌人，妇女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之间呈现出更多裂隙。进一步社会改革也变得艰难。50年代的印度社会，妇女仍然以母亲形象出现。1957年大热一时的宝莱坞电影《印度母亲》中，农妇拉塔（饰演者是《流浪者》的女主角纳尔吉斯）就是一位辛勤劳作承担一切痛苦的母亲。这种任劳任怨，苦难但仍有未来的妇女-国家形象，配合的是建国初年的一系列大型建设。

60年代开始，民族独立的喜悦逐渐散去，诸多仍未解决的社会问题浮上水面。种姓区隔、城乡差距、土地问题……而形成建制的中央的国大党政府和地方政府（乃至包括印度共产党的地方政府），都因自身的官僚、守旧而无力应对。印度各地逐渐爆发种种寻求激烈变革的抗争运动。从孟加拉到东南部的丛林地带更爆发了印共纳克萨巴里派（Naxalite）武装暴动，激进要求平等和土地革命。在暴动中，妇女扮演了重要角色。

种种不满在70年代汇聚成纳拉扬运动（JP Movement），从古吉拉特到比哈尔，学生、妇女、城市中产、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形成了古怪的同盟，共同反对长期执政的国大党政府，攻击贪腐问题、社会不公和物价飞涨。在众声喧哗中，印度女性开始接触到西方第二波女权主义的理念与运动经验。

美国民权运动和中国的妇女解放，在70年代成为印度女权运动的重要参考。她们开始有意识抛弃原先以“男女分工不同”对抗男权的模式，寻求“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平等权利。第一个新女权组织“进步妇女组织”（POW）成立于1974年，其领导者和纳克萨巴里暴动有所联系。她们强调印度社会中存在性别压迫，要求反抗男女不平等的分工和封建性别文化，呼吁妇女要拥有自己的事业，不被家庭所禁锢。在其宪章中这样写道：“我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能为自己工作，被限制在家里，从早到晚干活，没有独立，也没有尊严。”

更多女性组织随后涌现，她们参照第二波女权主义经验，广泛尝试介入种姓、城乡、工农等社会问题。这些组织在1975年英·甘地的紧急状态中被打压下去，但仍然留下了动员和组织力量。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印度爆发了女性抗议嫁妆谋杀（1977年-1980年）和抗议强奸的浩大社会运动。前者抗议因嫁妆不满意而杀害新娘的纵火案件，后者则抗议印度长期以来盛行的权力强奸，即警察、政府人员、农村地主、公司雇主对女性的性侵犯行为。这些运动都多少催生了立法上的进步（比如抗议嫁妆谋杀催生了1983年的刑法和证据法改革，以方便指控和惩戒犯案者）。

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尼赫鲁式社会主义难以为继，印度经济逐渐市场化，一方面是城市中产逐渐崛起，另一方面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印度教徒-穆斯林之间的摩擦矛盾不断。女权主义在印度社会中面临种种力量的撕裂，也分为了自由派、左派和激进派，越来越难以聚成一股力量。而中间派和右翼政党，也认识到了需要拉拢妇女，如1982年，孟买本地激进的本土派排外政党“湿婆军”（Shiv Sena）就设立了自己的妇女阵线。这些团体尽管由女性组成，却更强调城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尚武、排外的男性气概。

1987年的坎瓦尔（Roop Kanwar）殉夫案，是印度女权遭遇社会保守力量反扑的重要分水岭。这年9月4日，拉贾斯坦邦发生了一起女子殉夫案。死者坎瓦尔是一名18岁女子，和丈夫结婚仅仅8个月。她殉夫后被一些印度教徒视为圣人予以膜拜；女权主义者则随即发动运动，抗议政府袖手旁观，她们质疑坎瓦尔死于被迫，要求惩戒凶手，推动立法制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但与之前的抗议不同，女权主义者的抗议遭到了宗教力量、部分妇女乃至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反对。信徒和虔诚的妇女上街支持殉夫仪式，认为其中体现了妇女的道德力量；知识分子则批评女权主义运动一心想在印度实现西方式现代化，用“自私”和市场力量摧毁印度社会。现代化和反殖民的“印度传统”，又一次让妇女平权运动面临窘境。而这一次，她们不仅在社会改革上遇到阻力，也面临被多重社会力量逼到墙角的危险。雪上加霜的是，到1990年代，印度教徒-穆斯林的冲突与族群杀戮，随着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事件延烧到整个印度，妇女则在族群冲突中疲于奔命。

百年来，印度的妇女权益确实收获了不少进步。然而到今天，在一些人眼中，凡是已经达成的妇女解放成果，都是“足够”的，而尚待争取的权利，都是“过分”的。比如写出布克奖获奖小说《微物之神》，揭露喀拉拉“天堂”背后的性别与种姓压迫的女作家洛伊（Arundhati Roy）就被不少印度人视为“搞事”、“阻碍发展”的“左派叛国者”。在他们看来，这些作家、运动者揭露印度社会的黑暗面，获得西方人青睐，可谓是刻意抹黑祖国。2016年，以羞辱洛伊和其他左翼人士、平权人士而名声大噪的达金德尔·辛格（Tajinder Pal Singh）还成为了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在德里的官方发言人。

今天的印度女权主义者们发现，自己仍然要面对一百年前就遇到的问题：如何实现和男人真正平等，而非用“男女天生不同”来妥协抗争？近些年她们广泛投身于社会企业、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全球范围内改善妇女处境的行动中，也在种种关涉女性权益的事件（如2012年的德里强奸案）中大规模走上街头。但这些行动，无不处在男权、宗教、种姓和国家主义的四面夹击中。

最近几年，挟发展主义上台的印度人民党政府试图同时控制印度教民族主义和世俗的国家民族主义——前者试图将印度变成印度教徒的国家，后者试图保留50年代以来的世俗化民族主义遗产。而这两条路线所共享的，便是将印度变成强国，在各方面的竞争中取胜。《摔跤吧！爸爸》尽管鲜明反对前者（阿米尔·汗本人也常常是印度教激进分子攻击的对象），但其结尾，仍然回到了女性从家庭中走出来，为印度母亲争光的主题上。吉塔作为女性的成功，是个人的，也是中产的。她的成功是否能被其他女性复制？印度女性漫长的抗争历史是否能和吉塔的故事对接？恐怕很难。

《摔跤吧！爸爸》毕竟是宝莱坞电影工业的产物，要阿米尔·汗突出更多的社会批判意识，恐怕过于理想。但讨论电影中马哈维尔的角色是不是“直男癌”，并非无事生非。因为这些争议无论结果如何，都至少让印度女性的现状和挣扎“浮出历史地表”——乐观地看，在中产阶级逐渐壮大的今天，印度的男女不平等，至少在城市中会有所改善。然而在此之外，印度的性别平等之路尽管已经走过百年，却仍然是未竟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