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绿枝百余篇采访结集成书，回忆武生泰斗盖叫天

编者按：日前，著名记者、作家秦绿枝（吴承惠）所著《采访盖叫天》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作者1952年至1953年在《亦报》和《新民晚报》上连载的《盖叫天演剧五十年》110篇文章组成，这些文字篇幅不长，均来自对于盖叫天的贴身采访，记录下了盖叫天对于演剧的诸多意见和想法，也呈现出了盖叫天演出、生活等诸多的实况，同时也可以从中了解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生态、戏曲界生存状况等。本文选摘自《采访盖叫天》后记，因篇幅有删节。        

盖叫天在一些人的口碑中承认他玩艺儿好，但是对他也有点意见。一是他对任何人都不服帖。你讲起杨小楼他也觉得不怎么样，常常把话绕开，好像怕失言的感觉。但听他谈话又觉得他很风趣。我第一次知道他很健谈还是漫画家丁聪对我说的。丁聪曾经访问过他，后来就告诉我听盖叫天这人谈话如何如何有趣。盖叫天在上海确实很有名，但是那时境遇也不怎么好。他和我家住在同一条马路上，就是现在淮海中路后面那条，现在叫兴安路。（旧路名是麦赛尔蒂罗路），西边到现在的雁荡路，就是去复兴公园那条路，我家就住在靠近雁荡路（旧名华龙路）那条弄堂里；东面到嵩山路，盖叫天就住近嵩山路那条弄堂里。就是很有名的宝康里，那一带房子不是很好，唱戏的人家很多，是老式里弄没有抽水马桶的。盖叫天家后门在宝康里，前门面临兴安路。我去时发现他可能住的不是一幢房子。因为我每次去他都是睡过午觉后刚刚醒来，都是从客堂间后面那间厢房里走出来的。天井也比较小。我在写连载前就去过几次，有次还是陪侯宝林去的。他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听他谈话确实有趣。就这样一来二去地和盖老有点熟了，于是就萌生了给他写长篇连载的念头。我那时所在的报纸叫《亦报》，是解放后办的一家小型报，版面上需要这样的稿子。可能盖叫天对我的印象还可以，我一说他就答应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这时华东的文化部门有两位干部合写了关于盖叫天的一本书，很薄的。两位作者中的一位就是近年刚刚去世有名的戏曲史家上海艺术研究所顾问蒋星煜先生。这本书也是颂扬盖叫天的，但盖叫天不满意，因为书中说他是李春来的学生。李春来当年曾经是江南名角，也很红。说盖叫天是李春来的学生也有不少人，但都是传说，没有确切的根据。我估计盖叫天年轻时曾 与李春来同台演出过较长的时期，论辈分李春来要长一辈，可能盖叫天吸取了李春来的一些玩艺，但没有正式举行过拜师的仪式。盖叫天的表演有他自己独特的创造，他当然不承认李春来是他的老师。好像他的成就是从李春来那里全部继承过来的。

可能还有一点，唱戏的与唱戏的之间往往矛盾很深，你要是接触过戏曲界，就会发现一些名角当面很客气但他们内里的矛盾很深，背后谁也不服谁。这里面可能有台上排名的问题。还有我的玩艺儿被你在前面的戏先表演过了，等我上了台“彩头”就没有了等等，日子一久，彼此矛盾越来越深，越来越多。我这样说也是公认的事实。现在虽然是国家京剧团，你深入进去听听，也是……。所以这两位作者的书出版以后，盖叫天认为写得不对，耿耿于怀。两位作者跑来作解释他也不听，反正他不开心。所以我一提出“盖老，我们报上给你写个连载怎样？”他马上就同意了。虽然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但出于对京剧的爱好，对盖老的尊敬，笔底下一点也不敢流露出对盖老的不敬。我自知有点不自量力，但连载发表以后并没有引起盖老不满。对我这个小青年认可了。

从忠实纪录和理解开始采访

记得那时正好天热，我总是每天下午去，也总是摸准盖老正好睡了午觉刚刚醒来。我先在客堂里坐着，然后盖老慢慢地从后房走了出来。他们家的客堂排得满满的。靠里边正中是长长的案几，前面挨着大的八仙桌，供了好多佛像，究竟是些什么像我也说不清楚。八仙桌前面又放了一张小方桌，桌上放了一个小香炉。烧着檀香末，客人来了盖老总是要再放一些香末进去，顿时有一小股青烟袅袅升起，挟着一股清香。客堂两旁放着老式的太师椅。放香炉的小方桌前面放两张小椅子，面对面，左首一张是主人坐的，客人就坐右首那一张。客人多的话就坐两旁的太师椅。看起来好像很拥挤，又很有格局。盖老家白天大门总是虚掩着的，熟悉的客人只要轻轻一推就进去了。

我也不是天天去。隔两三天去一次。去的时候常有别的客人，画家吴湖帆就是一个，他家住嵩山路，离盖老家很近，他跟盖老关系很好，来了也不拘礼节，随便坐哪里都可以。还有别的客人，多半是京剧界的老人，他们来了，话不多，谈起来都是一些内行的事，我也并不是很懂，有时见我在，他们就不开口，听盖老跟我谈。

我去一次，凭记忆所得，总可以写三四天的稿子。因为报纸的篇幅小，我每篇顶多五六百字，力求简洁，但总有一个中心话题，反响很不错。常有朋友打电话来说：“昨天的一篇写得好。”我坚持一个宗旨：盖老说什么我写什么，忠实地反映他的意思，不自以为是，不自作主张地胡乱引伸。因为我也懂一点京剧，盖老说的那些，我还能理解。他除了讲他演的那些武生戏，也讲别的武生；除了讲武生戏，还讲老生戏，讲花旦的戏。由此及彼，他还要讲京戏的一些动作怎么做才是合乎情理的。比如他讲京剧里的开门手势应该怎样做，这只手在上应该怎么捏，那只手在下应该怎么捏，中间要空着。表示手捏着门栓，左右分开一些，门才开得开来，你要是捏实了就不行了。越是这些小动作，越要考究。又比如他说《打渔杀家》，萧恩去县衙门告状时被打了四十大板，出衙回家时有几句唱，唱到后来有哭音，盖老认为不合理，萧恩是个刚强的英雄好汉，四十板子打不哭他，这是盖老的理解。但别的人还是这么唱，这也许是别人的理解。盖老也是跟我说说，对内行，尤其唱老生的，他是不说的。

采访中与盖叫天建立感情

这样采访了一段短时期，与盖老开始建立起了一点感情。以我这方面来说，是对盖老越来越敬爱；而在盖老那方面，我以为他认为我这个年轻人还“靠实”，不是一个“小滑头”。在《亦报》的连载写了五十篇（用“王惟”的笔名），暂时告一段落。因那年（1952）秋后，上海新闻界进行“思想改造”运动，《亦报》要停刊，一部份人要被吸取到改为公私合营的《新民报（晚刊）》去了。而1952年秋后，北京要举行全国第一届戏曲会演，盖老要去参加，总要个把月才能回上海。见不到他的人，我的“现买现卖”的写作也不得不暂告停止了。

在这次会演上，盖老和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四位大师获得了“表演艺术家”的称号。好像还有一位是王瑶卿，我记不清楚了。还有两位获得“表演艺术家”称号的是袁雪芬和常香玉。袁雪芬是越剧改革的首创者，常香玉是豫剧演员，她带领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所得捐献给国家，买飞机参加“抗美援朝”，飞机就叫“香玉号”。袁常二位的荣誉高于他人，主要是政治原因。戏曲界虽然有人暗暗不服，也没有办法。现在称“表演艺术家”甚至“艺术大师”的多得很了，也不那么稀奇了。

盖叫天这次从北京回来，显得非常高兴，精神也比以前更加健旺了。《新民报（晚刊）》改制成功，报道方针以文艺为重点之一，戏曲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占了两个版面，一开始没有那么多的稿子，于是写盖老的连载又被提了出来，要继续刊登。我去跟盖老一说，他立即同意。我又像以前一样，隔两三天就要去盖老家听他纵谈一次。这样一写又写了六十篇，每篇的字数稍多一些，每篇有七八百字，笔名仍旧用“王惟”。

我写盖老的连载，主要写他的艺术成就。他的历史很少提及，我也不大好问。他有时也跟我讲一点，比如他是河北高阳人，那地方很苦，他家更苦，每天吃“三黄”，即小米，珍珠米、苞谷，就是现在的杂粮。学戏很苦，动不动老师的鞭子就要打上来了。他说什么我就记什么，没有去作进一步的考证。

还有，当时中央早就颁布了戏曲改革的方针。这次会演，又有新的精神，比如周扬最后总结性的讲话。我写戏曲的稿子，包括盖老的连载，都要参考这些精神。那时我对这些精神的理解肤浅，写出来的东西难免幼稚，甚至还有点教条，现在看看，是很不好意思的。

这次续写盖叫天的连载，我决定根据他一出戏一出戏的脉络来写。盖叫天有一出戏叫《一箭仇》，内行公认这是盖老的代表作，戏的内容是讲梁山泊攻打曾头市的故事。曾头市是河北大名府属下的一块地主庄园，曾家有地主武装，曾家五个兄弟号称“曾家五虎”，传授他们武艺的教师爷史文恭是名师周侗的学生，与林冲卢俊义同学。梁山泊第一次攻打曾头市由晁盖带领，被史文恭一箭射中脑门，回去不治而死。梁山泊蓄意报仇，收服了大名府的豪绅卢俊义。先是由卢俊义与林冲一同去拜会史文恭，劝他归顺。史文恭一身傲骨，看不起梁山贼寇，一口回绝。我们向来的评价是梁山一伙属于人民起义。凡与之作对的都是反面角色。但盖叫天塑造的史文恭与众不同，他自恃本领高强，看不起梁山强盗行径。盖老演史文恭，表现的就是那种“傲”气。但史文恭第一次与卢俊义林冲交锋以后，虽不分胜负，却也令史文恭有点胆战心惊，不敢小视。他决定带领曾家武装夜里去偷袭敌营。计划已定，史文恭考虑到未来的战斗而彻夜不眠，坐立不安，思想上在激烈地交锋，这一仗该怎么打？能不能打得赢？史文恭这时才觉得无绝对的把握。这里有一场个人在思想斗争的戏，也可以说是一场个人的独舞。身段动作，踢腿伸手之好看可以说是无与伦比，既充满了劲力，又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特别是他颌下那架三绺“胡须”（内行称“黑三”），一会儿托，一会儿挑，一会儿理，一会儿全部挂在胸前，一会儿又变成两前一后，或前二后一，前一后二，真的是变化无穷，得心应手，像通了灵一般。看得台下无不如醉如痴。所以看盖叫天的戏，是要别有会心的。一不听他的唱，他的嗓子不好；二不要指望他台上会摔打，会翻什么跟斗。就是看他的功架，沉稳有劲，一举一动都有讲究，表现了一种含蓄不尽的美。

尊敬也是一种“距离”

与盖老接触，我始终坚持着“尊敬”的态度，他怎么说我都表示理解，表示接受。即使有疑惑，也不说出来，心里有数就是了。“尊敬”也是我保持与盖先生交往的分寸，也可以说是一种“距离”。人与人之间还是有点“距离”为好，太亲密了反而会生出厌倦的情绪来。

凡是有名的演员，总认为自己的玩艺儿好，有的只是人家不懂，看不出好来。盖老就常常流露出自己的文戏比武戏有深度，虽然没有嗓子，唱功差，你要看他的举止风度，自有其不同于一般之处。曾有那么几天，他演全本《林冲》，前面好几场都是文的，老实说，台下观众都有点憋不住了，好不容易演到林冲来到柴家庄，与洪教头比武了，观众终于松了口气，盖叫天终于动武了，因为人家就是冲你的武戏而来的。

盖叫天还有他的自信与自尊。与人合作演戏，有的地方就要照他的路子演。比如有一出《龙凤呈祥》，这是好多名角会演的群戏，梅兰芳如在上海，孙尚香一角自然非梅先生莫属。赵云是谁演，于是组织会演的人就把这一角色的脑筋动到盖老头上。因为有梅兰芳，盖老也答应演了，但是他的扮相与别人不一样。赵云也穿靠，背后插旗，但头上戴的不是珠盔，而是软巾，就像史文恭戴的那种，沿着帽沿还扎着一根长长黑带子，一边飘下来，垂直一边，的确也很好看。就是这样，我到后台采访时，盖老正在穿戴，对我说：“你瞧，这多麻烦，演我那个戏（指《武松》）省事多了。”

还有一场戏，就刘备与孙尚香成亲之后，整天歌舞饮宴，有点乐不思蜀了。看看已近年底，赵云来劝他回去，刘备不肯，反而对赵云说，要去你去，我还是要留在这里。赵云无法，想起诸葛亮临行时给他的三个锦囊妙计，现在该拆看第二个了。原来是谎报军情，说曹操已发动人马，来夺取荆州了。一般的演法是赵云报完信，刘备让他先出去，自己向孙尚香哭诉，说明非走不可的理由。但盖老参加演出时，却要这样：赵云还没有走，孙尚香已经闯进来了，她听了赵云的禀报，指出军情紧急是假，想要回家是真，这里三个人有一段相互指责，又相互谅解，最后达成协议，一同上路的戏。梅先生很大度，就照盖老的路子演，不过事后跟人说笑话：“好家伙，我还得临时‘钻锅’（现学的意思）。”

从皇宫里出来，孙尚香、刘备、赵云三个人赶往遥远的江边，有很长的一段路。在京戏里，就要在台上显出脚下的功夫，来往穿梭，像是走出一个S字或8字形的阵势来，讲究上身纹丝不动，下身是裙裾不乱，快而稳，稳而美。演孙尚香的还要一面跑，一面唱，与锣鼓紧紧合拍。梅先生、盖老，还有那位演刘备的老生名角，这时就显出他们的功夫来了。

后来有一年梅兰芳率剧团到杭州演出，盖老设盛宴款待，少不了又要请梅先生参观他的“寿坟”。

早先，京剧界南方的角儿和北方的角儿两大阵营分得很清楚，京派看不起海派，海派也不服帖京派。到了解放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盖叫天也很能适应形势了，他就很喜欢李少春。周信芳欣赏裘盛戎、袁世海，都成了当时的梨园佳话。

“反右”以后，我就不去盖老家了。就是1961年我摘了帽子，而且又恢复做了记者（采访范围有限制，戏曲界只能接触评弹），盖老家我也不去。1962年的一天下午，我到美琪大戏院对过静园书场听书，不想碰到了盖老夫妇。他们坐在当中的座位上，我坐在靠近门口边排的位子上，本来可以不交谈的。但休息的时候，盖老夫人跑到我面前来了，问我以前给盖老写的文章还在吗？我忙说：“在、在，明天给您送来。”很奇怪，“文革”以前，我在报上杂志上发表的东西，自认没有什么价值，都不留存。独有写盖老的这份连载，有剪报，贴在三本练习薄上。第二天下午，我敲开东湖路盖老家的后门，就在门口将三本贴报交给了盖老夫人，也没有进门，掉首而去。我认为做人要识相，我现在的身份有异，虽然摘了帽子，还是不能与一般人相比。盖老有着很高的声望，我不能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从此我再也没有与盖老相遇过。直到“文革”爆发，他老人家也不幸遇难，家里值钱的东西损失何止千万，我那几本小贴报薄又算得了什么，随它去了！

前前后后算起来，与盖老相识到相交也不过是1952年到1957年上半年这段时间，回头一看，真是一眨眼的功夫。那时候我还年轻，见识浅陋，甚至有点天真，现在想起来，觉得是很惭愧的。

（2016年5月9日，吴承惠、王其康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