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六十五年变与不变

【编者按】中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这条“胡焕庸线”该如何突破，近两年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20世纪30年代初期，地理学家胡焕庸通过考察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发现中国人口分布呈东南稠密、西北稀疏的特征，并从黑龙江瑷珲(现称黑河)向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把中国分为东南、西北两大半壁。东部区域43%的国土面积，养育了94%的人口，而剩下的6%的人，他们要孤独地在57%的土地上生活，东部有最大的粮食产区，西部有最大的草场，以及沙漠。农牧交错、文化交融。

它更是一条生态脆弱带，熊猫、朱鹮、丹顶鹤在这里生活，地震、泥石流、荒漠化都在这里发生，正如著名理论地理学家牛文元所说：“胡焕庸线搞好了，中国就好了。”

所以地理怎样影响了经济，又怎样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澎湃新闻、第六声（www.sixthtone.com）报道组历时8个月，穿越8个省级行政区，5000余公里，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

原创系列专题“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分为理论探讨、系列采访两个部分，将以文字、图片、视频和动画等多种方式呈现。本文为关于胡焕庸线的理论探讨部分，系列专题不断更新中，敬请关注。

李克强总理提出的“胡焕庸线怎么破”的问题，引起学术界相关学科的积极讨论。对于胡焕庸线能否突破，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胡焕庸线是一种客观规律，是中国自然地理格局的客观差异，很难被突破。另一种观点认为通过气候的改变，以及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的进步，胡焕庸线可以被打破。

目前关于“打破胡焕庸线”的讨论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打破胡焕庸线”的内涵是什么？要打破什么？打破的标志是什么？二是现实中胡焕庸线是否正在被打破？三是什么因素导致胡焕庸线不会被打破或正在被打破？本文试图通过考察1949～2014年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变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定义、方法和数据

（一）准胡焕庸线的提出

胡焕庸线是以县为单位，分为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部分省份被胡焕庸线分成了两部分。为了提高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研究的方便，本文在保持省级区域完整性的情况下，以省为单位，对两侧进行分割。一个省级区域横跨胡焕庸线两侧时，以面积较大的一侧区分归属，在东南面积较大的省放入东南半壁，在西北面积较大的省放入西北半壁。四川较为特殊，在胡焕庸线西北面积较大，但经济的发展程度、人口所占比重都是东南半壁大于西北半壁，故划入东南半壁。这样划分后，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分界就不再是一条直线，而是以省界为基础的曲线，也就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胡焕庸线，因此称之为“准胡焕庸线”。

“准胡焕庸线”的走向是:内蒙古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的交界—宁夏、甘肃与陕西的交界—甘肃、青海、西藏与四川的交界—西藏与云南的交界。准胡焕庸线东南部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25个省份，西北部有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6个省份。线两侧的土地面积也发生了变化。东南半壁为429.62万平方公里，占31个省级行政区的44.7%，西北半壁为531.41万平方公里，占31个省级行政区的55.3%。与原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占42.9%，以西地区占57.1%(胡焕庸，1990)相比，仅相差1.8个百分点。

（二）准胡焕庸线分析的基础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这些资料中有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等，没有出生人口和迁移人口或机械变动人口。为了分析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对线两侧人口分布的影响，本文用总人口和出生率估计出生人口，再用“当年年末总人口=上年年末总人口+当年自然变动人口+当年迁移及其他变动人口”的公式，推算迁移及其他变动人口。在这里迁移及其他变动包括人口的迁移流动、行政区划变动(如赤峰地区由辽宁省划入内蒙古自治区)、人口统计误差(每年迁移流动人口的统计及普查年对这些统计的修正和补充)和统计口径差异造成的人口统计量的变化等，本文将此统称为“机械变动”。

二、准胡焕庸线两侧总人口分布变动分析

(一)准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变动的时间维分析

1951～2014年，全国31个省份人口由1951年的54923万增至2014年的136520万，同期准胡焕庸线东南部人口由52301万增至127290万，西北部由2582万增至8957万。东南部与西北部人口比由1951年的95:5变为2014年的93:7。东南部大致减少2个百分点，西北部大致增加2个百分点。这表明准胡焕庸线虽然基本维持稳定，但也在发生缓慢变化，即东南部在微弱减少，西北部在微弱增加。

为了考察哪些因素对这种变动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以东南部人口占比年度增量、西北部人口占比年度增量为因变量以东南部人口自然增长占比和人口机械增长占比、西北部人口自然增长占比和人口机械增长占比4种占比为自变量，分别进行多元逐步淘汰回归分析，经过多种分期试验，选择不同分期中显著性水平最高的结果进行分析（详见，表1、表2）。

准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占比变动情况可以分为两大时期4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52～1962年):人口向西北部流动显著东南部人口自然增长影响显现

东南部人口占比由1952年的95.22%下降到94.43%，降低0.79个百分点，年均降低0.073个百分点。人口自然增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年均为1.60%，人口机械增长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年均为0.015%。西北部人口占比由1952年的4.74%上升到5.44%，提高0.7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067个百分点。人口自然增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年平均为0.098%，人口机械增长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年平均为0.057%。回归结果显示，东南部人口占比增量，随东南部自身人口自然增长、机械增长而增加，随西北部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而减少。东南部自身人口自然增长比机械增长影响更大，西北部人口机械增长比自然增长对东南部人口占比增量影响更大；西北部人口机械增长比东南部自身人口自然增长影响更大。西北部人口占比增量，随西北自身人口机械增长而增加，随东南部机械增长而减少，与西北和东南的自然增长无显著关系。

这一阶段主要是人口机械增长影响两侧人口占比的变化，而且西北部人口机械增长影响更为显著。1959～1961年，干旱波及黄河流域、西南、华南、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部受到的影响要大于西北部，1959年华东地区又遇长江洪水，东南部人口负增长幅度大于西北部，使人口机械增长对东南人口占比下降、西北人口占比上升的影响更显著。

2.第二阶段(1963～1977年):人口向西北部流动强化，自然增长影响不显著

东南部人口占比由94.43%降到93.75%，降低0.68个百分点，年均降低0.045个百分点，自然增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年平均为2.13%，机械增长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年平均为-0.030%。西北部人口占比由5.44%上升到6.05%，升高0.61个百分点，年均升高0.041个百分点，自然增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年平均为0.148%，机械增长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年平均为0.023%。东南部、西北部人口自然增长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均高于前期。机械增长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均值，东南部为负，西北部为正，人口由东南向西北流动显著。

东南部人口占比增量，随东南机械增长占比增加而增加，随西北部人口机械增长和自然增长占比增加而减少，以西北部人口机械增长占比增加影响更强。东南部人口占比增量与东南部本身自然增长关系不显著。西北部人口占比增量，随西北部本身人口机械增长占比增加而增加，随东南部人口机械增长而减少，西北部人口机械增长的影响更大；与两侧人口自然增长关系不显著。

3.第三阶段(1978～1999年)，人口向东南部流动明显，西北部人口自然增长影响显现

这个阶段是自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至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实施前夕的1999年。东南部人口占比由93.75%下降到93.40%，降低0.35个百分点，年均降低0.016个百分点，人口自然增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年平均为1.023%，机械增长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年平均为0.121%。西北部人口占比由6.05%上升到6.41%，升高0.36个百分点，年均升高0.016个百分点，人口自然增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年平均为0.082%，机械增长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年平均为0.010%。东南、西北部人口占比年均变动量均低于前期，显示两侧人口分布有趋于稳定的态势，年均自然增长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低于前期，则显示自然增长对两侧人口分布也有趋稳态势。年均机械增长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东南部由负变正，显示人口机械增长对东南部人口占比的推升作用；西北部虽为正，但上升幅度有所下降。

这一阶段东南部人口占比增量，随着自身两种人口增长而增加，随着西北部两种人口增长而减少，二者的影响均比较显著，其中人口机械变动影响更大。结合年均机械增长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负变正的情况，可以判断这一阶段人口向东南部流动为主。西北部与东南部情况类似，也随自身两种增长而增加，随东南部人口增长而减少，也都比较显著，西北部自身人口的机械增长、东南部的人口自然增长对西北部人口占比减少影响更大。

4.第四阶段(2000～2014年):人口向东南部流动减弱，西北部自然增长影响稳定

自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开始实施的2000～2014年。东南部人口占比由93.40%降到93.24%，降低0.16个百分点，年均降低0.010个百分点，自然增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年平均由1.023%降为0.470%，机械增长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年平均由0.121%降为0.083%。西北部人口占比由6.41%上升到6.56%，升高0.15个百分点，年均升高由0.016个百分点降为0.010个百分点，自然增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年均由0.082%降为0.049%，机械增长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年均由0.010%降为0.001%。东南、西北部人口占比年均变动量继续下降。

这一阶段，东南部人口占比受机械增长作用增强，自然增长因素不再显著，西北部两大变动继续使其占比下降。西北部受东南部和自身机械变动的影响也同样更强。两侧继续受自然增长因素影响，但力度有所减弱。

(二)准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变动的空间维度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分别对两侧人口分布及总体趋势变动特点概括如下(详见图1、图2、图3）。

1.东南部人口占比:机械增长影响显著，自然增长影响时隐时现，时强时弱

东南部人口自身自然增长影响时隐时现，自改革开放和西部地区大开发以来，东南部人口机械增长影响显著。东南部自然增长在1963～1977年、2000～2014年两个阶段对东南部人口占比影响不显著；1978～1999年东南部机械增长对东南部人口占比影响最大，其次是2000～2014年。西北部人口机械变动和自然增长始终是影响东南部人口占比的显著因素。从非标准化系数看，西北部人口机械变动对东南部人口占比影响最大的时间段依次是1963～1977年、1978～1999年、2000～2014年，西北部人口自然变动对东南部人口占比影响最大的阶段依次是1978～1999年、1952～1962年、2000～2014年。

2.西北部人口占比：机械增长影响始终显著，自然增长影响有加大趋势

西北部人口自身的机械增长始终是影响西北人口占比的显著因素，以1963～1977年西北部人口机械变动影响最大。自然增长对西北部人口占比的影响，在1978年以前不显著，1978～1999年影响较大，2000～2014年影响更大。东南部人口的自然增长在1978年以前对西北部人口占比影响不显著，1978年开始变得显著，但2000～2014年其影响低于西北部人口自身自然变动。

3.总体趋势:西北部上升、东南部下降，升降幅度缩小，两侧分布趋稳

东南部人口占比下降、西北人口占比上升具有一种客观必然性，不是偶然的波动或人为的干扰。偶然因素可以造成少数年份剧烈波动，但没有改变东南部下降、西北部上升的大趋势。各阶段两侧占比变动总幅度和年均变动幅度绝对值都呈下降趋势，两侧人口分布逐渐趋稳(见表3)。两侧自然变动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以1963～1977年为最高，此后逐渐下降。最近阶段为最低。在4个阶段中，机械变动对两侧人口分布的影响均显著，而自然增长对两侧人口分布影响的显著性只是阶段性的。在西部大开发时期，西北部人口占比虽然统计上显著，但机械增长年均占比不足0.001%，而自然增长却为0.048%。

在得出以上结论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依据多元回归分析这一问题的局限性。(1)统计量显著性的相对性。把全国31个省份视为一个整体，两侧4种因素增长与全国的关系是部分与总体的关系。各个部分占总体的比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每一种因素占比的增长都会影响到其他因素占比的变化。只有这种因素比其他因素成长更快、规模更大、占比更大，其作用才能显现出来，回归分析时才能达到显著的程度，从而进入方程。某种因素由于不显著而没有进入方程，不等于没有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是隐性的。即使这样，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其他因素占比的变动；只有相比之下这种因素更大时，其作用才变成显性的或显著的，回归时才能进入方程。即使进入方程，这种影响也是相对的，只说明其他因素没有它显著。(2)统计误差和统计口径的影响。国家统计系统对自然增长有系统的统计数据公布，对迁移流动却没有。本文中人口机械变动数据是估计的。我们发现，这些数据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不规则的，没有规律可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到全国人口普查或1%人口抽样调查的年份，就有一个跳跃性增加。这显然是对平时统计漏报或误报的清理和纠正。另外，1980～2005年有的省份是户籍人口，有的省份是常住人口，而在1980年前都是户籍人口，2005年后又都是常住人口。这会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以上的回归分析有局限性。要进一步认识两侧人口分布规律性，还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

三、两侧人口分布变动因素

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只是两侧人口分布变动的直接原因。在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原因。在既定的自然环境下，变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工业化、非农化、城镇化是两侧人口分布变动的基本推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向西北部地区的迁移流动，提高了西北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除了边疆建设需要、行政力量推动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是长期起作用的基本推动力。以1950～2014年西北部总人口占比为因变量，以西北部多种经济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淘汰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西北部工业产值占GDP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总人口占比就提高0.012个百分点，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每下降1个百分点，总人口占比就下降0.017个百分点，城镇人口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总人口占比提高0.015个百分点(见表4)。这表明65年来准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缓慢变化是工业化、非农化、城镇化推动的结果。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更大，其次是工业化和非农化。

在不同阶段，显著推动力存在差异。第一阶段(1950～1962年)最显著推动力是城镇人口比重的上升。该阶段人口向西北流动是一个突出特征。可以推测，这些人口主要流入了城镇，提高了城镇人口的比重，也提高了西北部人口占比。第二阶段(1963～1977年)最显著推动力是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重的降低。第二阶段(1978～1999年)最显著推动力是第二、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的提高。第四阶段则为非农产值比重的提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推动人口占比提高的显著因素。

(二)人口转变阶段性差异是两侧人口分布变动重要客观基础

人口分布变动分期分析表明，1952～1962年和1978～1999年东南部、1978年开始西北部人口占比与自然增长占比呈显著正相关，有时这种相关关系并不十分显著。另有相关研究指出，生育政策的差异是中同东、中、西部二大经济地带人口自然增长差异的重要、甚至主要原因。本研究表明，准胡焕庸线两侧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差异是两侧人口占比65年变动态势的重要客观基础。生育政策的差别，与人口转变的客观阶段性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图3除特殊年份(3年困难时期)外，东南部人口死亡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已低于西北部(见图3)。

从图4可以看出除个别年份外，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发表以前，东南部人口出生率已经长期低于西北部。这表明，东南比西北更早地进入了人口转变。当东南部人口出生率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几年开始从高位下降时，西北部人口出生率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1963～1979年，西北部人口出生率平均比东南高3.07个千分点。这导致这一时期西北部人口自然增长率比东南高出2.93个千分点。而1980年《公开信》发表后，东南部执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至1990年，西北部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高出东南部的幅度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1.66个千分点。

1991～2014年，平均保持在2.89个千分点，仍没有高出1963～1979年的平均幅度。（图5）西北部人口自然增长高于东南部，东南部人口占比下降、西北部人口占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不仅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区域差异和民族差异，更重要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产生的人口转变的客观阶段性差异。这种情况在回归方程中也有一定的反映。

(三)宏观社会政策可在短期内造成两侧人口分布剧烈波动

从图2可以看出，准胡焕庸线两侧总人口占比的变动并不是平滑的曲线。观察两侧占比的年度增(减)量(图6)，可以发现一些年份增量的剧烈波动。除了统计误差和口径变动以外，这些波动的背后都能找到相应的宏观社会背景。例如，1959、1960年及其前后，西北部人口占比大幅上升、东南部人口占比大幅下降，缘于3年困难时期东南部死亡率比西北部高，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比西北部低。1960、1961年，东南部的死亡率比西北部分别高2.93个千分点和4.2个千分点，出生率比西北部分别低2.08个千分点和0.96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比西北部分别低5.01个千分点和5.16个千分点。

1971年前几年东南部人口占比持续下降，西北部人口占比持续上升，1971年同北人口占比增量产生一个“跳跃”、东南人口占比增量形成一个“断崖”。这一时期各省均为户籍人口数据，人口统计口径对其没有影响。其原因则在于1968年开始的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仅1969年当年就有400万人上山下乡(关海庭，1995)，其中一大部分是跨线迁移。又如，2008年两侧占比与2007年相比，西北部出现一个“跳跃”，东南部出现一个“断崖”；2009与2008年相比西北部变成“断崖”、东南变成“跳跃”。这一时期各省都是常住人口数据，可以排除人口统计口径的影响。其社会背景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企业的冲击，导致大批西北部务工经商人员回流，第二年亦有部分西北部民工再到东南部务工经商。

1990年两侧占比增量与1989年相比有一个小波动则是受西北部的内蒙古、西藏、陕西、新疆和东南部的江苏、浙江人口数据由户籍人口口径变为常住人口口径影响。由此看来，政治、经济、社会的偶发性事件会影响两侧占比此消彼长的变化。但这些事件的影响是短期的甚至是短暂的。事件过后，会有补偿性的回弹，重新回归到客观事物本来的趋势上。

四、准胡焕庸线两侧主要发展指标的差距

本文评估的指标主要有两侧人均GDP、城镇人口比重、家庭人均收入等。区域比较有两项指标，一项是反映两侧相对差距的“相对差距指数”(西北部÷东南部×100)，即东南部为100时，西北部是多少。另一项指标是反映两侧绝对差距的东南部减西北部的差值。重点考察的时间段为1978～2014年，即两侧人口分布变动分期的第二大时期两个阶段。

(一)人均GDP:现阶段相对差距缩小，绝对差距扩大

1978年以来，两侧人均CDP都在增长。改革开放至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两侧相对差距一直在扩大:1978年人均CDP的相对差距指数为93%，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5年(1995～1999年)平均只有70.77%。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第四年(2003年)开始上升，2012年达到89.33%，与2002年比，相对差距指数缩小了18个百分点。2013、2014年相对差距指数亦连续下降到88.73%、87.89%。两侧绝对差距，除1983、1985、2010和2011年外，其他年份都在扩大。在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实施前一年(1999年)西北部比东南部低2081元，2014年扩大到6132元。

(二)城镇人口比重:西北部4个拐点显示新型城镇化潜力与条件

1978～1994年同北城镇人口比重高于东南部1995年开始东南部城镇人口比重高于西北部2012～2014年东南部比西北部高7个百分点以上，相对差距指数为87%左右。西北部城镇人口比重变动有4个拐点，拐点后都呈上升趋势。

第一个拐点是1983～1984年，城镇人口比重大幅提高。198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开始允许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集镇落户。按户籍人口计算，当年内蒙古城镇人口增加574万，青海增加77万，新疆增加444万，城镇人口比重分别提高13、12、7个百分点。西北部合计提高6.75个百分点，比东南部(2.99)高出3.76个百分点。

第二个拐点是1989～1990年，城镇人口比重下降3.26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内蒙古、新疆、西藏统计口径由户籍人口变为常住人口。如内蒙古的城镇人口由1989年的1056万下降到1990年的781万，表明到1990年城镇户籍人口累计有275万净流出，城镇人口比重由按户籍人口计算的50%下降到按常住人口计算的36%，在统计上下降了14个百分点。

第三个拐点是1999～2000年，城镇人口比重下降3.26个百分点。这一年只有宁夏人口统计口径由户籍人口变成了常住人口，但没有引起城镇人口比重统计上的降低。对西北部城镇人口比重影响较大的是新疆。按常住人口计算，新疆城镇人口由1999年的929万下降到2000年的624万，下降了305万；农村人口由1999年的846万上升到1225万，增加379万；总人口由1775万上升到1849万，城镇人口比重由53%下降到34%，下降了近19个百分点。2000年是人口普查年，对以往统计不实有一种清理的作用。东南部也有这种情况，但只降低了0.41个百分点。新疆如此大的变化不能只从统计上找原因。在总人口有所增加农村人口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城镇人口大幅减少，可以估计在减少的城镇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流动到农村，另有部分流动到外省。

第四个拐点是2009～2010年。城镇人口比重上升2.78个百分点。这是1984年后城镇人口比重最大幅度的提高，2010年与东南部的差距由1999年的6.96个百分点下降到6.45个百分点，下降0.5个百分点。这一年除西藏外的其他5个省份普遍大幅提高。按城镇人口比重提高的百分点数降序排列依次是:甘肃(3.35)、新疆(3.19)、青海(2.95)、内蒙古(2.11)、宁夏(1.80)；按城镇人口增长规模的降序排列依次是:新疆80万、内蒙古79万、甘肃61万、青海19万、宁夏15万。新疆、内蒙古、甘肃对西北部城镇人口比重提高都有突出贡献。特别是新疆对第三个拐点(1999～2000年)减少的城镇人口起到了一定的补偿作用。

(三)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由扩大转为缩小，绝对差距初显缩小征兆

提高西北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缩小西北部与东南部人民生活差距，是打破胡焕庸线的主要目的和内涵。城镇人口比重已经从宏观角度反映了两侧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下面用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两侧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分析指标。

1988年以前西北部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东南部的差距较小。1978～1987年西北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是东南的94%以上，与东南的绝对差距平均仅略高于20元。此后西北部与东南部的绝对差距持续扩大绝对差距每增加1000元所需要的时间也越短:1988年不超过100元(77元)，2000年超过1000元，达到1089元；2005年超过2000元，达到2072元；2008年超过3000元，达到3093元；2011年超过4000元，达到4394元；2013年达到最高，为5312元；2014年降为4935元。这些除了受实际收入影响外，也受价格的影响。西北部与东南部的相对差距，2006年达到最大，西北部只是东南部的69%。此后相对差距缓慢缩小，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对差距指数2009年超过70%，2012年超过71%，2013年超过72%，2014年达到77%。由于是同年同价格下的比较这种相对差距更能反映真实差距。

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初期的五六年间并没有立即遏止住西北部与东南部人民生活相对差距的扩大；2007年相对差距才趋于稳定，并开始略微缩小，至2011年年均下降不足0.3个百分点；近两三年才有相对明显地改善:2014年相对差距指数由2011年的71%上升到77%，3年回升6个百分点，年均回升2个百分点。2014年绝对差距出现了缩小的征兆，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13年的5312元降为4835元。差距能否持续并加速缩小，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四)相对差距综合指数:缩小两侧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既是可能的又是艰巨的

为了总体上比较两侧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本文构建了相对差距综合指数，它等于各单项指标相对差距指数的算术平均值。相对差距综合指数可以反映各单项相对差距指数的共同特征。1978～2014年两侧人口分布变动的两个阶段(1978～1999年、2000～2014年)，也是两侧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相对差距变动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两侧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相对差距由小变大，第二个阶段则是相对差距由扩大变稳定或略有回升。在第一阶段相对差距综合指数由100%(1978年)，下降到80%(1999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指数下降了21个百分点，人均GDP相对差距指数下降了22个百分点，城镇人口比重相对差距指数下降了17个百分点，实际差距扩大了同样的百分点数。第二阶段由2000年的77%回升到2014年的84%。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指数回升了近5个百分点，人均GDP相对差距指数回升了16个百分点，城镇人口比重相对差距指数回升了1个多百分点，实际差距相应缩小了同样的百分点数。

截至2014年，差距最大的是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指数为77%)，其次是城镇人口比重(相对差距指数为87%)，最后是人均GDP(相对差距指数为84%)。这表明人均GDP差距缩小虽然明显，但转化为城镇化的推动力，进而转化为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缩小两侧人民生活的差距，还需要较大的努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推进，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量也在提高，缩小同样百分点的相对差距，所需要提高的绝对量也将进一步扩大，所需要的努力也将会更大。

五、准胡焕庸线两侧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与人口分布的关系

为了探讨缩小西北部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与东南部的差距，以及两侧人口分布的关系，本文以西北部经济社会主要指标与东南部相对差距指数为因变量，以西北部人口占比为自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西北部人口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对差距将扩大53个百分点，人均GDP的相对差距将扩大17个百分点，城镇人口比重的相对差距将扩大77个百分点，相对差距综合指数将扩大49个百分点。这表明提高西北部人口占比，降低东南部人口占比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西北部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水平与东南部的差距，为西北部人民与东南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增添新的障碍。

六、结语

判断两侧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数量对比关系变与不变取决于设定的标准。1990年胡焕庸用1982年人口普查数字计算结果与1933年的数据比较后发现二者仅有1.6个百分点的差别，因此认为“它们之间的比例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但没有多大的变化”(胡焕庸，1990)。本文准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由1951年的95:5变为2014年的93:7，大致变动2个百分点，按照胡焕庸提出的标准也是有变化的，但“没有多大的变化”或者说是相对稳定的。未来能否“打破”胡焕庸线，标准不同判断也会不同。

但本文研究表明，两侧人口分布在不断变化，它符合胡焕庸教授的判断，未来“随着西部经济的逐步开发，东西部的人口差别会逐渐减少”(胡焕庸，1990)。本文研究表明，这种变动具有可能性、有限性、阶段性三大特征。胡焕庸线和准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有限度的阶段性变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两侧人口分布变动取决于两侧人民生活环境、水平、质量、保障四方面的差别程度，而这种差别由两侧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共同决定。促进自然、经济和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努力破除各种障碍，缩小两侧人民生活差别，应该是在两侧人口分布上“破”或“不破”胡焕庸线和准胡焕庸线的主旨。为此，需要正确处理“工业化、非农化、城镇化推动西北部人口占比升高”与“西北部人口占比升高可能会扩大西北部人民生活与东南部的差距”这对矛盾。现阶段应鼓励西北发展所需人才、技术、资金向西北流动，不宜鼓励一般意义上的人口向西北迁移，不应该把提高西北部人口占比作为研究的目的、内容和操作手段。

（本文首发于《中国人口科学》杂志2016年第一期，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