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伟：“过去之未来”的上海想象

5月12日晚，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兼职教授张伟在浦东奇幻天空城“远景之丘”，举办了一场题为“上海之未来——晚清民国的集体想象”的讲座。这场讲座是汤惟杰先生所策划的“过去的未来”系列讲座的第二场，在这场讲座中，张伟教授与听众分享了晚清民国对未来上海的集体想象。

张教授在上海文史研究方面浸润已久，涉猎广泛，有丰富的资料积累，特别对电影等视觉艺术资料尤为关注。这场讲座中，张教授即透过近代文学、报刊、影视、图片等，以四个案例说开来，讲述百年前人们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未来想象。

百年前的预言：浦东举办世界博览会

2010年，上海举办了第41届世界博览会，这也是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然而，在100年前的近代中国，即已有人预言了百年后的这次盛举。

1910年，小说家陆士谔发表了一部幻想小说《新中国》，想象在百年后，上海浦东举行了一届世界博览大会，为迎接这个博览会，上海发生了很多巨大变化，如建造跨越浦江的大桥、穿行地下的地铁等等。在时人看来，这些大概都是很难想象的。在《新中国》的结尾有这样一段对话，大抵也可看作是陆士谔的内心写照：

妻子说：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

丈夫说：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

妻子说：我与你都在青年，瞧下去自会知道。

丈夫说：我便把这梦记载下来，以为异日之凭证。

然而，这一切也并非空想。张教授在讲座中说，陆士谔对世博会的想象并非“空中阁楼”，当时中国对“博览会”热切关注，从士大夫阶层到普通百姓都对“博览会”有一种狂热盼望，陆士谔的想象就是建筑在这样的举国基础之上的。

自1851年在伦敦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以后数届世博会在巴黎、纽约、芝加哥、米兰等一些世界大城市相继举办，举办世博会一方面是向世人展示了其国力强弱，另一方面借世博会之机，举办国也赢得了发展的新机遇。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1851年就参加了伦敦世博会，也参加了以后的几届世博会，对此媒体有大量报道。比如，在沪经营丝茶生意的徐荣村（1822-1873），他在1851年将自己经营的“荣记湖丝”送往伦敦参展，荣获大奖，成为有官方正式记录的中国参展世博会并获奖的第一人。再如，参展1900年巴黎世博会的上海耀华照相馆，其摄影放大照片是晚清中国照相馆在世博会上唯一的一次获奖，也是少见的和近代技术有关的获奖展品。世博会上的中国身影还有，王韬曾在《漫游随录》中记录了他游览1867年巴黎世博会的见闻，这是首次见诸中国文人笔墨的世博会印象；晚清第一任外交官郭嵩焘曾率员参加1878年巴黎世博会开幕式，等等。陆士谔对于上海举办世博会的预言，其对百年后中国的“幻想”就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

而就在陆士谔的小说问世之际，以及这之后，中国近代史上仍有“世博会”的身影。比如，1915年民国政府第一次参加世博会，在这一年旧金山举办的世博会上，中国展品共获得1211项奖，在全部参展国中独占鳌头。而且，在1910年、1929年，中国先后在今南京和杭州举办了南洋劝业会、西湖博览会，其中作为晚清中国的第一次全国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的规模与形式，处处以世博会为标杆。

“大上海计划”：夭折的新上海中心

伴随着近代开埠，租界就成了上海城区组成的一个部分。1927年北伐胜利后，上海成为特别市，地位得到很大提升。为打破租界垄断城市中心，谋求自身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项宏伟规划，拟将位于上海东北的江湾靠近黄浦江的约7000亩土地建设成为一个“新上海”，政府的主要机构以及城市中心都将转移到这个“新的中心区域”来。这就是“大上海计划”。

“大上海计划”与陆士谔的“幻想”不同，它的提出体现的是政府意志，其代表的不仅是市民对未来城市的想象，更是上层对城市建设、发展的规划。这一计划还被拿到世博会上展示，足可见政府的坚定信念。然而由于抗战的爆发，“大上海计划”最终只实现了一部分，但这也足以给上海在那十年间（1927-1937）留下了一个鲜明的时代痕迹。

按照“大上海计划”，国民政府将构筑 11条“中”字打头的马路，10条“华”字马路，5 条“民”字马路，10条“国”字马路，9条“上”字马路，13条“海”字马路，15条“市”字马路，12条“政”字马路和8条“府”字马路，组合起来正是 “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9个字。又按孙中山先生思想中的“三民五权”、“世界大同”进行分区，分区道路分别命名为三民路（解放后更名为三门路）、五权路（解放后更名五星路，因与吴兴路谐音又更名为民星路）、世界路、大同路（未辟筑）。除道路系统外，“大上海计划”还建设了市政府大厦为中心、体育馆、图书馆、博物馆、市医院、国立音专、广播电台、中国航空协会等一系列重要建筑。

如今，在江湾地区仍可看到这座“过去之未来”的新城的遗迹。比如，坐落在上海体育学院内的“市政府大厦”，比如如今作为长海医院影像楼的“上海市博物馆”，比如，今天的江湾体育场就是“大上海计划”中的“上海市体育场”。

书写明天：“梦想的中国”“上海的将来”

总的来说，陆士谔的《新中国》和国民政府的“大上海计划”反映的都是社会精英对“过去之未来”的想象，毕竟前者是晚清有名的知识分子，后者是政府精英。那么，更普遍的社会大众是如何想象未来的？透过1933年、1934年由《东方杂志》和《新中华》的两次征文，或许可以了解时人普遍心理和认知。

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远东最大的都市，出版印刷业在上海尤其繁荣。1933年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东方杂志》以“梦想的中国”为题发起征文，次年，中华书局旗下的《新中华》杂志又以“上海的未来”为题发起征文。这两次征文活动应征者十分踊跃，既有著名人士，也有普通市民。

张教授在讲座中介绍，《东方杂志》共刊出142人的“梦想”，其中有名望者如马相伯、柳亚子、邹韬奋、杨杏佛、陈翰笙、周谷城、顾颉刚、洪业，再如周作人、俞平伯、郁达夫、林语堂、郑振铎、茅盾、巴金、老舍、徐悲鸿，等等。分析应征者，从地域来讲，142人中上海占了78人，超过半数；其余过十的地方只有南京（17人）和北京（12人），其他地方应征者均为个位数。而从职业分布来讲，中等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为最多，大学教授有38人，编辑及作家39人，记者和公务员各有12人，其他职业应征者均为个位数，而普通读者主动投稿应征的有13人。在142位应征者中女性只有4位，而人口之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无人应征。

而在这些应征者的“梦”中，痛苦的梦、物质的梦占据了大多数。

我们感觉到知识分子悲观的气氛是太浓厚了，不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大家感到没有出路，连梦也大多是恶梦或噩梦。——《东方杂志》编辑

中国是没有未来的。——巴金

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钱君匋

希望全国的人有饭可吃，有衣可穿，有屋可住，有人可爱。——洪业

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周谷城

当然，这次征文中也有乐观的“梦”，也有理性的“梦”。比如当时已94岁高龄的马相伯（1840-1939）就从政党、国会、宪法、土地、人口等十五个方面，设想了将来可能会有的情景以及如何实现的路径。

1934年《新中华》以“上海的将来”为题的征文，情况大抵与《东方杂志》相同——悲观派远多于乐观派。张教授在讲座中还拎出了其中实现准确预言的几点，比如：地价房租飞涨，人们都远离市中心入住郊区；交通大发达，上通高架，下行地铁；机器人大行其道；跑马厅旁将建大图书馆，跑马厅原址则改建为“人民公园”等。

六十年后的上海滩：谁说幻想就是胡闹

讲座的最后一部分，张教授介绍了一部科学幻想影片《六十年后上海滩》。这部影片诞生于1938年，当时上海正处于孤岛时期。这部影片由新华影业公司出品，由杨小仲导演，韩兰根、刘继群等主演。新华影业公司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可谓是影坛老大，但是科幻片在当时是极少的。而这部影片幻想的六十年后的上海出现了人体冷冻、气候控制、机器人、视频对话等等超越当时人想象的情景，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胡闹影片”。

张教授介绍说，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于美国福斯公司1930年出品的《五十年后之新世界》，这部影片幻想了五十年后即1980年的科学发达之情景，而《六十年后上海滩》则幻想了六十年后即1998年的科学发达之情景。比较这两部影片，在一些剧情和细节方面颇有雷同之处，比如影片中人物用编号称呼，科学家使用复活术让人物复活以延续剧情，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又有不同，《五十年后之新世界》中使用发射器飞往火星，符合美国的开拓精神；《六十年后上海滩》主人公因时空穿越而前往后世，则更多了几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而且，二者时代背景不同，前者更多科学色彩，而后者则强调喜剧噱头。然而，虽然说是噱头，如今回头来看，“胡闹影片”中的一些幻想不也成为现实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