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胁迫之术”

时至今日，关于传播学是如何在二战后美国政府的“心理战”计划影响和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已成为国际传播学界的共识，在国内学界也有不少相关论述。从这个角度来看，原著出版于1994年的克里斯托弗·辛普森《胁迫之术: 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王维佳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对于中文读者来说似乎有点姗姗来迟。但是在我看来，且不说国人对于传播学的发展与美国政府心理战计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认识仍有待深化，更重要的是阅读该书所引起的思考可以超出传播学史本身的“知识考古”论域，对于思考权力、政治与学术发展的关系具有某种普遍性和现实性的意义。

《胁迫之术: 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

“为了满足冷战的需要，美国政府部门、军方、情报机构和重要的基金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推动传播学者们从事说服技巧、民意测量、刑讯审问、政治与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宣传等课题的研究。这些以宣传和胁迫为目的的研究项目不但在传播学‘奠基人’的选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帮助确立了学科的核心问题与主导范式。”——这些介绍文字相当概括地表述了该书的基本内容和核心观点，但是没有提及辛普森在该研究中的批判性立场，而恰好是这种立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维度。

首先，作者在第一章开头就说，“我之所以聚焦于美国政府心理战项目在传播研究中的作用，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该学术研究领域的影响已经大体上被遗忘或者压制。”（3页）也就是说，他的目标之一是恢复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胁迫之术”被遗忘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但是他没有提出例证来说明“大体上被遗忘或者压制”的状况。我从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唐纳德•肯尼迪的《学术责任》（阎凤桥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中看到这样的论述：在50年代初期的反共氛围中，国会的各委员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给大学施加巨大的压力，“校长们和大学管理委员会勇敢地面对这种压力，同时，学术自由的传统也给大学增添了抵制这种压力的力量。”（3页）他甚至说二战后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是“喜从天降”，不但大学中的军事科学得到支持，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同样受益。（36页）虽然只是笼统的论述，但他显然是忽略了、遗忘了那个时代发生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某些历史真相。接下来他还提到在80年代期间“政府似乎是第一次认真地努力控制大学里的研究和限制大学里研究者的权利。……要把大学的作用与警察的作用结合起来。”（16页）这大概可以说明在这位美国学界权威人物的记忆中，二战后曾发生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那种“胁迫之术”是非常模糊甚至是不存在的。

其次，辛普森在全书正文的最后一段说，本书这个论题是有争议性的，因为它会得出“异端邪说式”的结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总是贪婪的、破坏性的……需要反思当今西方意识形态的来源、为谁的利益服务、社会科学家在传播这种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而“这样的讨论总会惹恼那些认同现存秩序的人们。”（136页）他说的是该项研究的政治敏感性，以及批判性所带来的后果，对此他并不讳言。

可见从研究的目标到结论，辛普森的批判性立场虽然还是比较温和，但相当明确。那么，如果从“揭露与批判西方学术标榜的客观性、中立性的假面”等话语角度来看，辛普森的研究应该说提供了很好的武器。但是，从一部在国内传播学界比较流行、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传播学重点教材（2011年修订再版）中，并没有看到关于心理战计划与传播学之间关系的批判性论述，而在对施拉姆等美国传播学奠基人物的介绍中只是简单提到曾在军方情报机构工作。这可能只是与作为本科教材的体例要求有关，但我由此而引起的思考是：任何批判都有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在辛普森的“胁迫之术”批判中包含的敏感性、复杂性和深刻性的确如他所说，“这样的讨论总会惹恼那些认同现存秩序的人们”。在这里，鲁莽的批判者很容易会落入尴尬的陷阱。

该书第七章“主导研究范式的国际化和强化”相对集中地探讨了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胁迫之术”的真实语境及其复杂性，其内容远非本章标题所能概括；也正是在这里令我想到，该书译者把该书原名“Science of Coercion”译为“胁迫之术”是相当传神的译笔。辛普森在本章开篇就说，问题远非“资助者带来研究偏见”那么简单，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多变关系更远非在前几章所讨论的直接经济联系所能简单说明。他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主流大众传播研究者并不是简单地被‘收买’，而是将受雇机构的价值观内在化，并认同这些机构行动的理据，甚至因参与这些行动而自觉高贵和光荣。”（108页）接下来的分析、论述相当深入和精彩，我试图从中概括出这几个主要问题：

一、在麦卡锡主义的氛围中，参与心理战项目既是对左翼也是对右翼的抵制，因此加强了主流传播学研究的政治正确性和学术权威性；

二、在二战中产生的赢得战争、打击纳粹、为国效力等共识延续下来，使社会科学家从关注根本性的价值争议转向工具研究，原先把自己视作改革派甚至是政治激进派的社会科学家转而接受原本看来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充满疑点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甚至变为令人向往的学术目标——这是辛普森对价值观的内在转化的深刻揭示；

三、社会科学家在与政府合作中也会有意识地选择与他们的价值理念相一致或比较接近的课题，如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而与五角大楼合作；

四、社会科学家相信与政府合作出于良好意愿，而有意疏离和回避这些研究很有可能带来的增加社会痛苦和暴力等后果。在这里辛普森特别强调的是，与政府合作的学者并非真的不清楚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和研究工作的后果，这从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遮掩曾经参加心理战项目的经历可以说明，他们只是有意回避和疏离对这种角色和后果的反思；

五、有学术抱负的学者很清楚某些政府项目特别有利于开展某些特定研究，如传播学中的定量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从中可以获得突出的职业声誉；

六、在冷战社会氛围中的社会科学家很难逃脱在美国与苏联之间非此即彼的权衡与选择，那些不积极与政府合作的学者被学界领袖批评为“中立主义者”，甚至是斯大林主义的同情者。对此我们当然不难理解，而且我们知道在这里呈现出来的“胁迫”可以说是相当温柔的。当然，如果从另一种视角来看，或者从20世纪历史的宏大视角来看，“中立主义”问题的确还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基于历史和道德基础上的价值审判；

七、拒绝与政府合作的、甚至还敢于在课堂上或研究中说真话的学者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是在大学里被排挤、被解雇、学术前景黯淡、被列入安全部门的黑名单，即使是最优秀的学者也无法幸免。这是“胁迫之术”中的硬刀子。1955年共和党资金会开展的一项针对政治审查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的调查反映了问题的严酷性，在被调查的1445名大学教师中，几乎有一半人“十分担心学生会对自己在课堂说过的话断章取义，借题发挥，并以此把他们提交学校行政审查机构或联邦调查局。”（120页）

八、以靠近政治中心寻求庇护的方式强化了学术中心的权威，也增强了那些擅长在政府和基金会之间斡旋的学者们的权威，而那些不追随他们的学者则很难获得学术话语权。像《公共舆论季刊》这样的传播学权威刊物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很有技巧地以学术的名义对主流学者表示青睐，对非主流的、批判型的学者刻意保持距离，学术话语权的极端不平衡使双方根本无法进行真正的学术交锋。

从上述内容来看，辛普森对美国传播学的兴起与心理战项目之间关系的分析的确是非常深入，他在深入解读公开文献与美国解密档案的基础上展开的批判性论述也是很严谨的。在这里可以回到上面提出的问题：在20世纪美国学术发展史上，这是一段不容回避和遮蔽的历史，对它的批判性思考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如果读者注意到该书研究时段结束于1960年，再联系到全书正文最后一句话所表达的批判性思考所带来的希望，或许应该对历史发展仍然保持信心。最后，如果把目光从传播学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领域，我相信作者的另一部著作《大学与帝国：冷战社会科学的金钱与政治》（Universities and empire :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将是同样值得期待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