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战；阿甘本大流行言论余波

俄罗斯和西方正在走向全面的经济战争

Maximilian Hess在Al Jazeera回顾了俄罗斯和西方八年来的经济冲突。这八年来的经济拉锯战，是一系列零星升级的小规模经济冲突，对俄罗斯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影响，但几乎没有影响更广泛的全球经济。然而，随着乌克兰战事升级，这种情况改变了。

2013年12月，在欧洲议会抗议活动最激烈的时候，莫斯科向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的亲俄政府提供了一笔非常复杂的30亿美元贷款，其中有很多独特的条款，使其对乌克兰的未来具有重大的经济影响力。

仅仅几个月后，2014年2月，抗议者废除了亚努科维奇的政权，出现了关于乌克兰是否应该向俄罗斯偿还的新辩论。

2014年1月23日，乌克兰基辅，反政府示威集会

当俄罗斯于3月取得克里米亚时，奥巴马政府将大量克里姆林宫官员列入黑名单，并宣布了一个量身定做的新的部门制裁制度。其目的是对俄罗斯国家和关键企业施加直接的经济损失。欧盟也实施了类似的限制，尽管其严格程度和范围略逊一筹。

美国还采取行动，帮助在经济上管理乌克兰的战后债务重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了其规则，使俄罗斯早先的贷款失效。俄罗斯时任总理梅德韦杰夫将此举比作是为全球金融框架“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美国的新措施包括限制西方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投资，但更重要的是限制受影响公司向西方融资的能力。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Rosneft从西方银行最大的新兴市场债权人之一变成了几乎与此类贷款隔绝。它不得不在2014年底被救助。这一行动是在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共谋下进行的，尽管它使得卢布自由落体。其他俄罗斯实体的信贷也下降了，之前俄罗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一连串IPO也停了下来。

唐纳德·特朗普于2017年上任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对他在过渡时期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制裁战略并赞扬普京的言论仍然持怀疑态度。在一次罕见的两党团结行动中，国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通过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众议院为419票对3票，参议院为98票对2票。该法案进一步收紧了部门制裁的财政限制，并对俄罗斯国防和采掘部门实施和扩大了其他制裁。

俄罗斯对这些措施的回应是努力建立一个“fortress balance sheet”（即让债务占股本的百分比应该尽可能低）。结果，到2018年中期，俄罗斯的净储备头寸（net reserve position）超过了其净外债。这种反应对俄罗斯人来说并非没有代价，国家投资不足和卢布疲软同时助长了通胀压力。

但俄罗斯也悄悄地在自己的外国债券合同中加入了一些条款，如果这些条款被触发，可能会给俄罗斯债务的外国持有者带来巨大损失。俄还扩大了自己的意愿，为削弱美国领导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努力提供资金，包括为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为逃避美国制裁而推出加密货币的努力提供资金。

莫斯科在推动本国经济去美元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尽管这仍然受到俄罗斯是一个依赖油气的经济体这一事实的明显限制，而石油和天然气几乎都是以美元定价的。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与合作伙伴达成协议，以其他货币结算相关交易，尽管这些交易最终仍通常以美元定价。

近年来有零星的迹象表明，经济战正在降温，尽管事实证明它们总是很短暂。俄罗斯的电力和金属集团EN+于2017年11月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但其主要股东Oleg Deripaska在不到一年后就被华盛顿制裁了。

尽管时任总统的特朗普继续因其偶尔对普京的赞扬而引起争议，但制裁Deripaska的举动表明，在他经常勉强控制的政府中，至少有一些人与国会一样，致力于不从这些经济小冲突中退缩。

然而，9个月后，特朗普批准了一项有争议的协议，放松了对Deripaska的制裁；此后，Deripaska因违反对他的制裁而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然后，特朗普将对俄罗斯的债务引入了更多限制，因为俄于2018年3月试图在英国暗杀前双面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

拜登政府上任后，重新制定了制裁政策，重点是将个人和实体列入黑名单，并限制俄罗斯的融资渠道。还试图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的哪些步骤会导致制裁进一步升级。

2月21日，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向两个独立的国家进行投资、贸易或融资。

22日，美国及其盟友阻止了俄罗斯最大的两家银行在美国和欧洲金融系统中的运作。白宫认为，其中一家银行VEB是“克里姆林宫的一个荣耀的储蓄罐”，另一家银行Promsvyazbank为俄罗斯的军事活动提供了资金。这总共阻止了85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这次制裁还禁止俄罗斯中央银行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融资，这意味着俄罗斯政府债券不能再在许多西方市场出售，导致其价值暴跌。

24日，战事升级后，白宫宣布了一系列广泛的经济制裁和对俄罗斯的出口限制。

26日，最严厉的制裁来了。美国与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发表共同声明，宣布禁止俄罗斯使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国际结算系统。

SWIFT这个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合作组织，被包括俄罗斯在内的200多个国家的数千家金融机构所使用，它提供一个安全的报文系统以促进跨境资金转移。该系统去年平均每天有4200万条信息，以实现支付。所有跨越国界的高额支付中，约有一半通过其平台进行。它相当于银行的社交网络，是金融服务部门的骨架。就资金在世界各地流动的数量和价值而言，它是金融服务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基础设施。

根据俄罗斯国家SWIFT协会的数据，该国约有300家主要银行和组织是SWIFT的用户，超过一半的俄罗斯信贷组织在SWIFT有代表，俄罗斯在该平台的用户数量上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SWIFT之外，将限制俄罗斯进入全球金融市场的机会。这几乎就像把一个国家从互联网上切断一样。由于俄罗斯出口以美元计价的碳氢化合物，因此它严重依赖SWIFT。切断通道将终止所有国际交易，引发货币波动，并导致大量资本外流。

美国、欧盟和英国联手切断俄罗斯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将产生广泛的经济影响，拜登本人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俄罗斯将采取应对措施，在冻结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债务存量武器化，但也可能故意对碳氢化合物市场造成破坏。梅德韦杰夫已经承诺，欧洲应该为可预见的未来的天价天然气做好准备。其影响将远远超出欧洲。就粮食生产而言，俄罗斯和乌克兰仍然是全球重要的粮仓，而俄罗斯一直在慢慢巩固对其粮食贸易和化肥行业的政治控制。

一场全面的俄罗斯-西方经济战争的爆发意味着农业、金属和碳氢化合物市场的动荡将持续存在。随着制裁的扩大，俄罗斯人民被迫承受更大的金融影响，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真实。

阿甘本大流行言论的余波

2020年2月，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声称意大利政府对于新冠病毒可能带来的影响采取了“疯狂、不合理、毫无依据的紧急措施”，并表达了对于政府可能利用防疫扩大例外状态的担忧，并指责意大利人仅仅因为生病的危险就不加抵抗地放弃了“正常生活状态、社交关系、工作甚至友情、爱情以及宗教和政治信念”……阿甘本作品的英译者Adam Kotsko近日在Slate杂志刊文指出，阿甘本的批判文章轰动一时，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博客、采访和在意大利参议院的演讲。即使在数月过去疫情愈加严重的情况下，阿甘本仍然不断加码其对于大流行紧急措施的批评，并最终在2021年春将一系列批评文章结集出版以永久供奉。这一事件在学术界内外的影响直到两年后的今天仍在持续之中。

阿甘本

Kotsko指出，阿甘本是一位极为重要的知识分子，在过去20年在人文社科的所有领域都有重大影响。虽然阿甘本读的是法学博士，但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他主要凭借哲学和文学研究成名，部分是因为他就职于著名的伦敦大学瓦伯格研究所，更重要的是他参加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欧陆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研讨班。而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阿甘本开始从事政治学研究，他才成为了真正的学术名人。根据“谷歌学术”的统计，其代表作《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1998）有24000次引用，其中包括来自多个领域的顶级学者的采用。现在那些产生了如此巨大影响的思想被用于推广阴谋论和谴责对反疫苗人士的所谓迫害。一位以梳理原始希腊语文献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细微差别而闻名的作者听起来像是一个右翼怪人，以至于真正的右翼怪人在《纽约时报》撰文称赞其著作，极右翼政治家援引其学术权威为其事业辩护，线上反疫苗人士制作了要他当意大利总统的迷因。

Kotsko分析道，阿甘本关于新冠病毒的论点明确基于其代表作《神圣人》，在该书中，阿甘本认为西方社会的政治权力建立在将某些人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之内而将其他人排除在外并剥夺其人权把他们降格为“赤裸生命”的决定之上。在阿甘本的构想中，这不是内部人和外部人的简单划分，在这个体系里，那些被降格为赤裸生命的人并未被驱逐出社会，而是作为一个“亚人（subhuman）”阶层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却仍然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主要的例子就是纳粹对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公民身份的剥夺。阿甘本认为，纳粹德国是现代政治的一个例证，我们的法律机构所谓的“正常运作”总是伴随着一种突然地、无预警地变成一个新集中营的威胁。在其2005年的后续著作《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中，阿甘本声称主要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拒绝通过正常宪法程序而是通过紧急权力进行治理，甚至在应对经济衰退等看上去稀松平常的问题时也是如此，“例外状态已成常态”。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恰好是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中最黑暗的日子，《例外状态》的诊断就像是预言一般。在阿布格莱事件和关塔那摩湾事件之后，阿甘本关于西方大国注定会制造集中营的论点也显得合理了。

关于主权紧急状态和用后即弃的“赤裸生命”生产之间关系的论述让阿甘本在国际学术界声名鹊起，他成为对反恐战争的学术研究绕不开的参考点。而现在，这一权威著作在阿甘本自己手中被扭曲成了新的形状，在过去两年间反疫苗人士和反封锁抗议者通过将自己的处境与20世纪中叶的欧洲犹太人相提并论再三滥用大屠杀的记忆。阿甘本关于大流行的文章代表了这种论点最深刻、最学术的版本，带来的影响让他的同行深感不安。Kotsko指出，阿甘本的学术粉丝可能希望将他关于大流行的文章和他的成名作区分开来，但很显然阿甘本本人认为目前的情况是对其论点的彻底证实，他认为不同于过去针对特定群体的情况，大流行措施将整个人口都囊括在内，仅仅以生物学生存的名义，通过（在封锁高峰期）剥夺人们政治、经济宗教甚至埋葬死者的权利，将人们降格为“赤裸生命”。从阿甘本的角度来看，更糟糕的是每个人似乎都非常渴望接受这些措施，臣服于医疗专政，甚至声称与之合作是他们的道德责任。

Kotsko表示，最令他感到不安的是阿甘本在过去20年间一直在深化和细化他对西方政治的分析，而他的大流行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神圣人》的洞察力。尽管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影响较小，但在Kotsko看来更加微妙和有趣。《神圣人》只关注最极端的状况，而《王国与荣耀》（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或《主业》（Opus Dei）则聚焦于我们参与经济的日常生活如何支撑起破坏性的西方权力结构。Kotsko曾写邮件询问阿甘本为什么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没有出现在他的流行病文章中，尽管没有收到回信，但在他被要求翻译的下一篇文章中确实讨论了经济学——只是声称现在连资本主义都完全臣服于所谓的医学“宗教”。

Kotsko写信询问学界同行对阿甘本近期写作的看法时，大家都同意不应该期望他相信政治家和公共卫生当局的动机。维也纳大学的研究员Carlo Salzani是第一部意大利语阿甘本研究的作者，他表示阿甘本一直关注“政府和权力越来越普遍地将危机武器化”，但他对阿甘本让他的“道德愤怒”将“其政治哲学分析变成一种宣传攻势”的方式感到遗憾。Salzani认为阿甘本对流行病的看法或许是他先前分析的自然结果，但他相信阿甘本陷入了一种僵化的有局限性的模式，无法（也不愿）逃脱。芝加哥大学教授Eric Santner在多部文学批评和政治理论著作中反复引用阿甘本的概念，他同样认为阿甘本陷入了智识上的僵化，他将阿甘本的大流行言论视作其著作向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让他很容易成为批评者的目标。Kotsko也指出尽管阿甘本没有看到旨在消灭生命的纳粹政权和旨在拯救生命的大流行措施之间的明显区别是令人困惑的，但公共卫生政策的政治长期以来一直令人担忧。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Claire Colebrook是一本关于阿甘本政治的书的合著者，她认为阿甘本因为对科学和医学的怀疑就被自动等同于美国右翼立场是不幸的，“质疑政府追求的某些科学形式应当是可能的，尤其是当他们忽视对医疗保健系统的维护时，正如阿甘本指出的那样。”埃默里大学的研究生Addrew Kaplan的研究将阿甘本和关于黑人研究的争论联系起来，他也看重阿甘本的激进质疑，表示“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对干预和监管的抗议已经垄断了公共话语”，使得其他人很难就“例外状态被忽视的影响”提出质疑。

Kotsko进一步指出，阿甘本对医学权威的怀疑是其思想的一个主要连续点，长期以来他都对医学和国家权力的任何结盟持怀疑态度。在《神圣人》中，大部分关于“赤裸生命”生产的例子都是医学性质的。除了集中营的受害者，阿甘本还写到了一个接受医学实验的囚犯和一个无限期接受生命支持的脑死亡患者。阿甘本对公共卫生当局的不信任导致他驳斥关于大流行严重性的官方说法并可能散布假消息。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在2020年2月回应阿甘本的大流行言论时提到阿甘本在30年前曾建议他不要听医生的做心脏移植手术，由此也可以看出阿甘本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由来已久。而在Kotsko看来，阿甘本会提出具体建议本身就是令人震惊的，因为他过去的作品一直是批判性的且缺乏政治处方。每当要尝试提出应该做什么的时候，阿甘本都出了名的模糊，这是有意为之的。《神圣人》和《例外状态》的读者可能认为过度使用紧急权力的解决方案是回归“正常”政治结构，但阿甘本认为这些“正常”结构总是会无可避免地导向奥斯维辛，需要一个更激进的解决方案：解散整个法律和权力结构——他通常使用文学或神学想象来唤起这种可能性，而不是提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计划。但在关于流行病的文章中，阿甘本呼吁我们“抵制作为一种有意识有计划地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和限制个人自由的体系的紧急状态”，他在意大利参议院的讲话也显示出他似乎放弃了解散整个法律体系的可能出路。

Kotsko最后指出，阿甘本关于流行病的长篇大论中可能存在的唯一真相是生活不仅仅是生存，但这并不是他的独创。问题在于他没有提供任何哲学工具来构想什么对我们最重要的集体答案。阿甘本一直是左翼人士，但他的大流行文章和右翼的明显重叠并非偶然，如果国家包括国家医疗当局的任何行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那么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依靠个人——这正是右翼使用了几十年的自由主义立场，用于预先切断任何挑战现有权力结构的可能性。对于阿甘本而言，对于任何国家当局的过度不信任使得他对于应对大流行的个人主义路径在增强机构权力的同时导致疫情进一步恶化视而不见。那些所谓的基本工人和很多其他人沦为了赤裸生命，不是通过直接的国家干预，而是通过声称赋予其自由的政策。Kotsko注意到几个月来阿甘本的博客上都没有出现新帖子，指出他可能终于放下了对大流行的灾难性的观点，但过去两年会如何扭曲他的遗产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