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学者：唱衰雄安新区论调为什么站不住脚？

设立雄安新区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既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又增大雄安的经济存量

对于雄安新区，学术界持有不同看法。一些所谓的唱衰，无非就是从沿海、沿路、临水等角度看，雄安新区不具有优势。

按照以往新城设立原则，沿海可以收对外开放、畅通贸易之利；沿路可利用现有的交通设施，保障人员与货物往来；临水可形成水城交融之势，保障城市生产生活持续运行。的确，雄安新区不沿海、不沿路，又处在时有旱象的华北平原，但笔者恰恰就属于唱好派。

首先，沿海沿路布局并不成为现代新区建设的首要考虑。这是因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新区建设的要求不同。在对外开放初期，建立外向型产业基地是时代需求，当然需要选择沿海港口。但在转型升级成为国家重点时，新区设立就不以货物贸易往来为导向，选择港口并不是必要条件。同时，建设联通雄安新区与其他城市的交通连接线、加大雄安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资金上、技术上、能力上都不成为障碍。现在不沿路，不等于未来难行路。

其次，水资源不成为雄安新区设立的制约因素。华北平原固然缺水，但雄安新区依托白洋淀，一池湖水可以解决雄安的生态用水；适当扩张白洋淀汇流区，并在雨季增加库容，可提高用水保障度；南水北调工程增设向雄安的输水管道，可对新区适度补水；华北夏秋之际多雨云，可人工增雨，等等。即使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存在，以用水需求否定雄安新区设立的依据也不充分。新区建设的出发点是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把部分经济社会活动由北京疏解到雄安，其用水需求也只是在华北平原地域上做了简单位移，究竟是有利于解决水的问题，还是不利于解决水的问题，一目了然。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角度，雄安处于一个以北京为顶点、以京广、京津两条轴线为两翼的扇形三角展开地带，可接受各大城市的辐射和扩散，便于和主要城市沟通、交流。尤其是，在首都以南设立雄安新区，就是要建立一个相对于北京的“反磁力中心”，明确疏解工作的头与尾、本与末，抵消北京吸引力，增加雄安新区对资源与要素的吸引力，既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又增大雄安的经济存量，还使疏解成本不至于过高，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雄安新区虽位于河北境内，但为党中央、国务院设定，而非河北省自定新区，政治地位相对超然。在雄安新区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会议，就既无“主场”“客场”之分，亦无“龙头”“龙尾”之争。 笔者甚至以为，把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机构放在雄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配套建设雄安新区发展研究院，既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也兼顾雄安新区各时期发展建设的思路性、对策性方案，也是一个可以想象的着墨点。

雄安新区有望在北方改革中起试验和示范作用

做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探索区和多规合一实践区

雄安新区承担“千秋”重担，不仅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智慧破题，更在于如何落实好党中央对雄安新区期望，建立符合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治理体系、治理规则和治理机制。显然，这需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雄安新区建设时，明确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把雄安新区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相比较，就是寄希望于雄安新区在深化和带动北方改革中起试验和示范作用。

首先，雄安新区要做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区。2013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引起强烈反响。然而，某些国际通行、中国必行的改革举措，被个别利益集团代理人污名化，甚至妖魔化，并在实施过程中遭遇诸多人为干扰、阻碍。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一直强调，要贯彻十八大以来的各种重大决策，他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进行部署的，要注意避免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倾向”。雄安新区要担当起国家新区改革试验示范的责任，坚决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诸多重大决定，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冲破利益集团的阻挠，摆脱社会的负面观感，防范利益集团瓜分改革成果，义无反顾地承担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区的历史使命。

其次，雄安新区要做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探索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强调合理的赋权、行权、衡权、限权，要求权力设置合理化、权力行使透明化、权力运行规范化、权力制衡有效化、权力监督制度化，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体制与监管机制。雄安新区应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勇于探索，从提高城市管理效率、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探索创新型城市运行新体制、新机制，为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积累经验。

再次，雄安新区要做多规合一实践区。以往的行政管理中，各个部门独立确定规划，独立行权，结果规划之间往往不衔接，一块土地是用于生态还是用于商住，意见不一，各部门规划往往只具有展示意义，部门间矛盾与冲突成为常态。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了多规合一的改革思路，就是要深化规划体制改革，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规划、交通运输规划、旅游开发规划、园区规划等统一到同一张图纸中，“一张蓝图绘到底”，使权力运行在地理空间范围内规范化、合理化，提高政府的空间治理水平。

笔者看来，过度解读雄安新区也无必要。近期对雄安新区之“定位”，似乎成为一道学术界的抢答题。笔者以为，“定位”二字大有讲究，有些城市一开始定位是什么，最终依然会是什么，有些城市一开始定位不是什么，演变到后来可能会是什么。关键在于，城市“定位”具有时效性、可变性，甚至具有权力偏好性，但也并非没有约束性。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的“省会城市”两度定位“保定”，但最终既未“保”住也没“定”下，最后省会城市落脚“石家庄”。正因如此，澄清雄安新区“不是什么”十分有必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强调科学决策，无论“副都”还是“迁都”都意义重大、牵涉面广，党中央不会仓促决策。因而，在当前情势下，明确“迁非”而非“迁都”意义非凡，中央不会让“迁都”“副都”说扰乱新区建设大局。（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研究员、博导 周民良）

（原标题为《 独家 | 唱衰雄安新区论调为什么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