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不仅有“儿童节”，还有“儿童年”

每年的公历4月4日是民国时期的儿童节，这一节日与“五四”以来“儿童的发现”渊源颇深。晚清以降，在趋新求变的氛围之下，知识界对儿童也做了一番国故的整理。在掌握了西方先进文明的知识分子看来，传统对于儿童的教养绝无半点益处，父母生育小孩无非抱着自私的投资心态——为自己的暮年养老防微杜渐，儿童不过是父权的附庸与皇帝的顺民。在欧美传入的“儿童中心观”的推波助澜下，儿童的“发现”与救亡图存的民主运动合流，形成一股战乱之中的社会潮流，儿童独立的地位和意义得到了重新的认识和确立。

政治味浓厚的儿童节

自民国初年儿童被当作挽救国家危亡的希望所在，一时间，保护儿童、儿童幸福、慈幼事业成了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为唤起社会对儿童的重视，将儿童从“养老传嗣”的私意中解放出来。

1931年3月7日，由熊希龄主办的中华慈幼协会呈请上海市社会局“仿照邻国办法，谨拟选择4月4日规定为儿童节”。虽然儿童节设立的初衷是效仿西方诸国，但日期的选择却颇有中国特色。首先，考虑到春令气候宜人，乃生机盎然之季，加之该时正逢植树节，可取孙中山“树木树人”之期望；此外，民国多以“三三”禊辰节、“五五”重五节、“九九”重九节和国庆“双十”等叠数之日为庆典节日，故而将儿童节设在双四之日，可取与各节交相辉映之意。国民政府批准呈文后随即制定《儿童节纪念办法大纲》，通令各级教育厅将该节日列入小学校历，“以昭郑重而资提倡”，“四四”就这样成为了小国民们的新节日。

中华慈幼会的官方背景令儿童节在创立伊始便带有浓厚的政治教化意味，爱国爱党教育是贯穿于儿童节活动的政治主线，从每年儿童节的纪念形式与内容便可初见端倪。在国民政府的指示下，第一届儿童节以纪念大会的形式隆重拉开帷幕。各地会场均悬挂孙中山遗像、党旗、国旗及国徽，借以彰显党国之意志。流程则与一般的成人政治大会无二：首先由各级政府领导轮番致辞，向儿童们灌输爱党爱国的政治教育，接下来由精心选定的儿童代表上台宣读爱党爱国的心得感想，最后放映宣传电影助兴，并分发纪念礼物赠予参会儿童。纪念大会结束之时，参会儿童们则高呼“儿童要负起三民主义的责任”“中华民国万岁、三民主义万岁”等政治口号。

在政府组织的纪念活动之外，各地的小学和幼稚园也要举办演讲活动，内容为本国革命先烈及古代伟人之儿童轶事，“借以阐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德目”，表演的才艺节目则要是“启发儿童爱群、爱国、爱家庭的心理之游戏或短剧”。

除了既定的仪式之外，随着时局与社会话题的转换，儿童节的主题也会与时政热点相关，从1930年代的收回东三省、国货运动、新生活运动到1940年代的精神总动员与抗战建国运动。儿童节肇始之初，便成为弘扬党义与复兴救国的舞台，儿童节不仅是为儿童所设的节日，“还附带有复兴民族以前的光荣和增进国民优良素质的意味掺杂其中”。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儿童节得到了“政治节庆”的评价。这些看似五花八门的活动将儿童置于国家政治舆论的控制之下，在一天内强化培训政治课业，使其成为“爱护国家、拥护三民主义和国际领导者”的新国民，真正与孩子们有关的活动并不多。它不仅是国民政府彰显社会控制力的手段之一，更是通过儿童教化成人的一种方法。

从“儿童节”到“儿童年”

儿童节的纪念大会流程冗长，形式呆板，并不能引起儿童参与的兴趣，但社会各团体响应政府号召举办的儿童节活动却使儿童们得到真正的实惠。公园、电影院对儿童实行半价或者全免票，各书局则折价出售各类儿童读物，医疗机构则免费为儿童体检和种痘，一些慈善机构则向贫苦儿童赠送玩具、糖果和图书。据1933年《新闻报》的记载，在儿童节这天，沪上的公园、影院爆满，而免费种牛痘和儿童健康体检的医院和诊所多达35家，许多平日里无钱种痘的贫儿得以在儿童节享受到了同龄人的卫生福利。

至1934年，儿童节已举办三年，虽然在大城市中得到广泛的效应，然而在偏远乡镇中并不普及。在关注中下层贫苦民众的知识分子眼中，儿童节那些免费的福利和优厚的待遇不过是城市富贵人家孩子锦上添花的点缀，真正多数的贫苦的乡村儿童并没有共襄盛举的资格。大多数上海的公园在儿童节这天只允许佩戴校徽的儿童入园，这意味着流浪和失学的穷苦儿童并没有资格入园。对于连温饱都成问题的孩子们来说，购买打折的儿童图书和玩具无异于天方夜谭。在欢乐的儿童节里，还有失学儿童去电影院和公园被驱逐的故事。幸运的儿童，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过儿童节，4月4日不过是儿童节的加强版；可大多数的穷苦儿童而言，4月4日也与他们不相干，“他们依旧搽皮鞋、做苦工、挨饿、挨冻”。知识分子在儿童节之中呼吁民主与平等，主张“促成民主的政治经济，进而实现真正的儿童节”。

也许是听到了这些呼声，为了让儿童节的福利能够惠及更多的穷苦儿童，中华慈幼协会借鉴美国“儿童幸福运动”提出了变“儿童节”为“儿童年”的建议，将对儿童的关注时段拉长，不再局限于一时一日，全年聚焦于儿童的社会养育问题，并特别提出要着意于改善底层儿童的生活状况。在国家行政院的批准下，1934年4月21日至1935年7月31日被定为民国首个“儿童年”。

与之前儿童节只在各大中心城市开展活动不同，这次政府将关注点转移到下层儿童，虐待和拐卖儿童的法律法规也被提上日程，实施各种针对灾区儿童、战争遗孤以及城市童工的救济措施。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儿童年实施委员会，广设儿童虐待防止令、母亲咨询处、夏季健康营、感化院及盲哑童学校，以国家之力改善儿童教育、健康、卫生等诸多福利问题。经过一年持续不断的努力，这一节日借助广泛的活动“渐印入全市民众的脑海，起而认识儿童、尊重儿童，并有不少尊重儿童人格的事实表现”。

巧合的是，上海儿童年的提出恰好与国货年重合在一起。广大华商抓住这一良机向儿童推销国货与洋商争利。中国国货公司专门针对儿童开设了儿童游乐市，鼓励父母给孩子购置国货，通过用国货将爱国主义根植在儿童的心中，儿童节所发礼品也都务求国产。“中国儿童用国货”渐成一种话语。在《成都儿童节纪念特刊》中有一则孩子教育母亲的故事，说在儿童节当天一名小学生陪妈妈去买衣料，规劝母亲一定要买本国产，“因为我们买外国货，我们的金钱就会落到外国去，他们就会买些枪炮来打我们”。

儿童节中的“国共之争”

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之下，儿童不仅被挖掘出与成人不同的特殊性，在给予儿童福利的同时，更被赋予了支持抗战的全新责任。如果说国家兴亡是匹夫有责，那么在妇女解放与儿童发现的浪潮之中，肩负国家重任不仅匹妇有责，连儿童也算一份。在庆祝儿童节的宣言中，国民党对六千万儿童提出了新的责任：“要让儿童们一起起来参加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战工作；要以战时教育来组装和武装我们儿童，确定我们儿童对民族国家的使命和任务。”对于儿童在战争中所承担的具体工作也列出了具体要求，包括战士救护、慰劳、募捐、宣传、增加生产等战时后勤工作，必要时参加肃清汉奸的工作以及上火线的前线工作。

随着战火的蔓延，幼失怙恃的苦儿越来越多。以政治训导为实质的儿童节，虽然在当时的情势下有其意义，但仍不免遭到质疑。共产党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抓住儿童节不能惠及大多数贫苦儿童的弱点对国民党加以抨击。在边区举办的儿童节活动的讲话中，中共认为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所统治的城市里，“参加儿童节纪念的只能是一些受得起教育的有钱儿童，而许多工人、贫苦市民的儿童们是不知道什么儿童节的”。

相比之下，在解放区儿童被中共纳入“全民皆兵”的生产系统之中被充分地动员起来，以村或区为单位组成集体制的儿童团。这些小团员们拥有自己的组织和小领导，能够自行组织生产生活，并召集会议做出各种决定，所有儿童无论贫富均被纳入高效的组织体系之中从而达到“幼有所养”的目的。边区教育厅、边区妇联、边区青救会及延安各小学则会联合举办政治测验比赛、儿童座谈会、文艺晚会、游戏晚会和展览会等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儿童们以村、区为单位，儿童团召开自己的会议，推选和表扬学习、生产、放哨的模范儿童。陕甘宁边区政府给他们颁发奖旗和奖品，并号召全区儿童向他们学习。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与冷战格局的形成，儿童节也深深地浸染了浓厚的冷战氛围。1949年11月，具有鲜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会议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召开，为了纪念在二战中被帝国主义与反动派残酷屠杀的儿童，与会的将六月一日定为新的国际儿童节，旨在“保护各地儿童的生活、卫生和教育权利”。1950年3月我国教育部正式发出通告，遵从国际妇联理事会的决议，废除旧的儿童节，以最新的国际“六一”儿童节作为新中国的儿童节，至此，持续了19年的“四四”儿童节在新中国统辖的大陆地区落下帷幕。

虽然“四四”儿童节只走过了短短二十年，但对中国儿童观念的冲击与更新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溯其起因，无论是 “四四”还是“六一”，其诞生都与战争密不可分。儿童，这一最应当远离战争与死亡的群体，却恰恰在残酷的战争洗礼中被突显，进而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与文化现象被重新定义。正是在极端的生存状况中，人类才会去正视和反思人类的未来，重新发现和审视儿童的命运。儿童不仅是未来的接班人，更加同成人一样，是历史发展的见证者与当下的参与者。珍视当下，维护和平，不仅是为了孩子，更是为成人自己。

参考文献：

王力：《中华慈幼协会与中国最早的儿童节》，《钟山风雨》，2009年8月10日。

孙霞：《国家.社会.儿童：南京国民政府四四儿童节评述》，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冉思尧：《陕甘宁边区的“四四”儿童节》，《文史》，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