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国家认同

【编者按】

二战后，日本经济复苏并迅速发展，一大批职员进入大型企业与政府机构并得到终身职位，工薪族成为他人向往的“光明新生活”的代表。他们取代了老中产阶级，成了新中产阶级，带动了家庭、经济与文化的变革。1958年至1960年，哈佛大学中日研究专家傅高义来到东京市郊的M町展开田野研究，耗时两年完成了成名作《日本新中产阶级》，深描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的“新中产阶级”。近日，这本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的部分文字。

毫无疑问地，M町的居民对国家充满依恋，虽然感情复杂，但总体态度是积极的。他们认为自己和其他日本人一样，同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种族、语言和文化（这是日本长期孤立于其他国家之外的结果）。人们不乏对国家的积极情绪，但如何在国家传统中发现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则并非易事。老中产阶级在与西方接触时更多地以沙文主义和传统复兴的观念予以回应，与此相反，绝大部分工薪族相信，日本必须使自己的传统适应于当代。但国家认同的问题在于，如何在自己的传统中发现既为日本所独有，又适用于当代的元素？

一些日本人讨论说，应该将日本强大的精神力量与西方优越的物质财富发展相结合，解决上述难题。但对于M町那些认为日本的传统既淳朴、迷信、非理性同时又带着很强的封建色彩的居民而言，这个方案却远远不足以解决难题。二战之前，日本官方大肆宣扬其国家神话，称其为千真万确的事实，很明显，这对于受过科学训练的工薪族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一九三0年代日本狂热的国家主义教育所展现的图景从未被绝大多数工薪族完全内化，更与他们对今天日本的印象格格不入。今天，人们在小圈子里戏谑自己幼时被迫背诵一百二十四个天皇名字的情形，即使被当做国家认同重要标志的建国故事，原本被作为千真万确的事实而弘扬，但现在也降低到了日本国教神道教神话的地位。

工薪族面临的问题是，在接受了现代科学和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后，很难对自己国家的文化遗存感到自豪——他们甚至不相信在这遗存中有所谓独特性。如果说在其他国家，有关一个民族的独特性的界定一直会在与不同国家的密切交往中不断地修订，那么与这些国家的公民不同，M町的居民对确实的日本究竟为何缺乏准确无误的界定，因此他们对西方文化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的入侵也缺乏应有的准备。M町的工薪族就处于这样一个失调的位置：他爱自己的国家，但按照自己越来越接受并践行的西方标准，他又很难再欣赏它。就像M町的居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一样，他们也很在意西方怎么看待日本。由于自身也不能确定究竟日本的何种特质具有价值或值得喜爱，他们热切希望得到来自外国人的评价，尽一切可能赢得后者的尊重。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间，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M町的居民已经在谈如何通过自己的行动促进日本的进步，这样就能够在一九六四年下一届东京奥运会上给外国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二战失败对于日本人的骄傲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使人们失去了国家前进的目标。M町的居民承认尽管他们反对战时的军人统治，也意识到日本曾经叫嚣的野心勃勃的领土扩张计划，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但仍然毫不讳言地承认曾经共有过日本成为亚洲领导者、跻身世界强国的梦想。现在，就像欧洲国家的公民们近来已停止梦想帝国荣光，M町的居民也必须调整自己对国家的看法，眼看它变为世界各国的角力场上的一个弱势国家。除了希望国家变得更现代、更理性，M町的居民已失去了国家前进的方向，而这一目标与帝国的荣光和战前战中的狂热的爱国主义相比，看上去已远没那么激动人心。与极权国家不同，日本官方并不致力于推动重新书写历史。但在M町，类似的过程却在进行。M町的居民抛弃了二战前一直未曾中断的大量历史说教，而仅仅重点强调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有意忽略了一九三○年代以及二战的全面军事化时期，更多地讨论奈良和平安时代的伟大文化成就，讨论一九二○年代和一九三○年代自由派领袖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多元日本社会的非凡勇气；一些人也开始认识到，明治帝国时代对现代化的影响胜于它在专制上造成的影响——正是后者成了一九三○年代后期军国主义的样本。

历史如此，其他代表国家荣光的象征亦是如此。尽管日本人仍然享受着茶道、花道、古代寺院以及传统艺术，但现在没有什么能够比东京塔、现代的银座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日本在国际体育赛事中的地位更能够代表国家荣光了。

国家荣誉感的新来源正逐渐显现——它并非来自日本传统的独特性，而是基于最为吸引人的一点：将东西方的优势相结合。不像西方国家的公民只欣赏西方文化，M町的居民认为，他们能够同时得益于东方与西方文化。举例而言，他们能够拥有西方的家用电器，同时又能保有日式花园和榻榻米、西式与日式饮食、西式与日式服装、西方与日式音乐、西方与日式绘画。尽管特定的传统习惯与现代生活仍然存在调和的困难，但通过取东西方之长，确立一个具备优越性的文化总体目标，的确为解决这些困难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视角。

皇室仍然是维系日本人爱国情感的最重要且唯一的支点所在。与政客不同，人们认为天皇无需为战争负责，同时，由于他已不再高高在上，战争结束之后，许多人对天皇的感情反而更深了。M町的居民回想起，战前天皇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即使出面，因为普通百姓鞠躬时腰弯得太低，所以根本看不到他的脸。战争期间，当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宣布抵达皇宫时，所有人都要深鞠躬。不过，自从战争以来，天皇本人会在新年的第一天和第二天，以及他自己的生日在皇宫里朝人群致意。每个人都能在电视上看到他的画面，在报刊里读到有关皇家的报道。尽管M町最激进的一些年轻人会质疑皇室制度的价值所在，但占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是效忠于皇室，满怀情感与热忱。

在我们的研究期间，没有任何事件，其轰动程度与民众自发展现出的激情能够与皇太子与太子妃的婚礼相比。婚礼前后，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报刊上的消息，处处都在庆祝。在我们的整个研究期间，唯一一次有人提出请求打断我们的访谈，就是一个家庭要看电视上播出的皇太子夫妇去往伊势神宫的蜜月旅行。M町的小姑娘崇拜太子妃美智子，模仿她的发型和服装。因为太子和太子妃是在网球场上认识的，尽管M町还很少有人打网球，但很多人清楚地认识到，因为这个偶遇，网球会变得越来越流行。人们为太子妃出身平民而高兴和自豪。人们热心地仿效太子妃的家庭活动。美智子孩子出生的每一个微小细节都被紧密关注、详尽报道，成为M町居民热衷的闲谈话题。同样地，尽管没那么狂热，但M町的居民也关注着公主贵子的婚礼，阅读报刊上关于她住所装修和家庭计划的新闻。当天皇的一个女儿同意参加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人们的响应也体现了他们对皇室成员公开露面的热烈期望。

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天皇与政府官员密不可分，M町的居民很难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去批评政府官员。尽管政客们从来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但那些以天皇名义行事的官员通常能够免于公众的批评。就M町居民的政治态度来说，战后天皇地位的重要变化并非他正式放弃其神的身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战前就不相信他的神性，但在他放弃神的身份之后却仍然效忠于他——真正重要的变化是帝制与政府权力的分离。天皇再也不能作为政府领袖的保护伞，也不能使其行动合法化了。

结果，政府官员们失去了获得公众支持的最重要来源，而素来得不到天皇庇佑的政治领导人也依然缺乏赢得人民尊重的合法性基础。尽管选举为政府官员提供了某种合法性的基础，但即使竞选成功，他们也不再享有政府阁僚的崇高地位，甚至政府阁僚，也不再享有“天皇仆人”的豁免权。从M町居民的观点来看，为了赢得尊重，人们必须献身于他所属的群体，不能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打算。但政治领导人总是表达着个人利益，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小派系的利益，而不尊重其他人的权利。人们尚没有形成这样的基本共识：一个人当选之后，即使是那些落选者的拥趸，也应该支持他的工作。落选者远没有结成“忠诚的反对派”；反过来，他估计自己的诉求也不会受到大多数人的尊重。即使是那些给获胜者投票的人，通常也不会认为他们所支持的人会为其利益鼓与呼，只是为自己的小派系服务而已。对他们而言，明治时代的领导人会为国家而献身，这与现在掌控着国家机构的投机政客迥然不同。这种对过往的微妙情感会在类似皇太子婚礼的场合流露出来，但在有关政治领袖行动的讨论中却不会得到表达。

政治领导人的合法化问题部分源于国家遗存的多个方面的价值分歧。对政客而言，很难找到一个广泛的共识基础并获得大部分国民的追随——即使单在M町都十分困难。

政治领导人所面临的合法化难题，涉及与战争时期的军事行动紧密相关的多个群体及个人的责任认定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即使是M町的居民中曾经做过士兵的那些人，对军部领导人也十分反感。二战之前和期间，军队对平民颐指气使，M町的居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对自己的军队视如灾星，一旦违背了后者的要求，就会面临极大危险。人们觉得，自己受尽磨难，却徒劳无功地看着军部带着国家步步走向深渊。由于军部领导人铸下的大错，许多朋友和亲人死于战火。因此，人们从头到脚都反感军部的所作所为。

日本的新国会已经宣布国家拥有军队为非法，但绝大多数M町的居民并不认为军队和新的“自卫队”有什么区别。即使面对警察，人们也一样战战兢兢，一如战前他们与军队打交道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对声名狼藉的军队的轻蔑态度，现在转嫁到了警察身上。在本项研究开展期间，当国会讨论扩大警察力量时，媒体强烈警告大众该项措施可能招致种种危险，这类观点获得了许多M町居民的热切支持。

同样的厌恶甚至扩及与战时政府有关的文职官员，其中包括日本许多最具才干的政治领导人和官僚。我们进行访谈期间，日本首相岸信介就是其中一例。M町的居民觉得，他们很难完全信任这样一个从军国主义者轻松转身，成为代表和平年代日本的人。实际上，许多M町的居民不理解，为什么美国国会能允许艾森豪威尔这样一个二战中的将军，成为和平年代的总统？他们质疑说，美国如此尊重军人是否因为美国取得了胜利？即使是日本的国旗和国歌，都无法摆脱与那场充满羞辱的战争的紧密联系，它们很难再作为国家象征而复活。在战后的许多年里，绝大多数居民不使用日本国旗，只有很少的人让它飘扬在天空之上。

即使日本人大都强烈反对军国主义，但这并不足以让M町的居民相信战前的极权主义不会卷土重来。许多人的确十分担忧，在国内发生政治或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个貌似大公无私的国家领袖可能会在强烈的呼声中胜过自私的政客，以无私的爱国主义者的形象赢得必要的支持，却引导着这个国家退回到极权主义。到那时，他们即使想要阻止这种趋势，也无力回天。人们坚决反对强化警权，也同样坚决反对任何可能为极权主义政权复活奠定基石的其他方式，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出于这种担忧。

许多美国人觉得自己对投下原子弹负有责任，与此不同，M町的普通人并不觉得自己应承担部分战争罪责。一方面，M町的居民觉得，日本是被迫卷入战争的；另一方面，这是军方而非他们自己的决策。但是，他们确实觉得，日本发动一场无法胜利的战争是铸下了大错，而在广岛的问题上，他们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反感，则更多来自广岛的毁灭而非道德批判。

在讨论外交事务时，M町的居民似乎对以下三点特别在意：首先，他们渴望那些对日本有利的国际结盟。他们认为，与西方的亲近关系已经使日本获益良多，而这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中无法获得的。人们也十分感激自美国占领以来所获得的经济援助和技术上的建议，觉得这是假如日本被俄罗斯或中国占领时不可能获得的东西。居民们认为美国很富裕，美国人比俄罗斯人更加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但他们也同样认为，在保持与西方的紧密关系的前提下，与中国和俄罗斯增加一些贸易关系和文化联系，符合自身的利益。

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是人们非常在意日本是否被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他们希望日本能够受到尊重。人们很反感美国重视欧洲盟友的意见，却不能对日本的看法同等对待。美国可以制定政治经济上的相关条款，使得日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均依附于美国，这些都时刻让人们想起那段心酸的日子：美国人强加给他们不平等的条约，驱逐前往美国的移民，派遣军队占领自己的国土。就像M町的一个居民所说的那样，“因为日本错误地发动战争又输掉了战争，我们现在被迫成为美国的侍从”。

就私人关系而言，一些工薪族很高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从“封建”的、低人一等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能够拥有自己的个人生活而不为家长式的监督所控制。同样地，在国家认同上，人们也非常在意日本是否能够从限制他们独立行动的压力中解脱出来。在我们的田野调查期间签署的《新日美安保条约》（Security Pact）之所以不受欢迎，似乎有这种感情暗含于内。对于《新日美安保条约》的广泛反对完全没有影响到人们与美国人的私人关系，也没有严重损害与美国人之间整体上的友好情感。就他们来说，岸信介首相强迫国会通过《新日美安保条约》是想要取悦美国。艾森豪威尔如此急切地想要访问日本，后来被视为是美国政府支持岸信介施政策略的一个证据，而岸信介迫于美国压力颁布的这一条约，则并不完全符合日本的利益。在M町，许多居民的确认为，对日本而言，无论以什么形式，接受《新日美安保条约》都是必要甚至明智的，但所有人都觉得，岸信介的政策和美国人的施压实在令人羞辱难当。他们并不因美国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而谴责美国，但却对日本必须保持从属角色感到抵触。与其说这是对于美国政策的批判，毋宁说，它是国家荣誉感上的一道深深的伤口。

尽管在安保条约的问题上存在情感偏向，但基于驻日美军的传闻、看到的美国电影以及二手新闻报道，人们认为美国人虽然难免有些傲慢，但总体而言是慷慨、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绝大部分人几乎不了解苏联，少数源自被苏联遣返侨民的传闻，或因苏联限制日本渔民捕鱼所造成的争议，给人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苏联人非常可怕，缺乏人道主义观念。许多人在日本对外扩张期间住在中国，这使得他们比较尊敬中国人，并对中国的农民怀有负罪感，因为这两个国家曾经在语言、宗教和更为广泛的习俗上有如此深远的传统关联。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美国人那么可怕和危险，人们很乐于与中国建立比现在更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人们对于外国事务的第三个关注点是对战争的极度仇恨和畏惧。自己的生活在战争中被尽数摧毁，两个城市毁于原子弹，在M町，人们不仅鄙视自己国家的军队，而且把这种鄙视推及到所有国家的军人。美国的士兵站在属于日本的领土上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为它意味着日本自身的愿望必须服从于美国人的愿望，也意味着更可能在将来卷入战争。让人烦恼的是，美国在先前强迫日本放弃所有军事力量之后，又强迫日本建立了自己的“自卫队”。

绝大部分M町的居民倾向于与西方而非东方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因为他们认为这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但在与西方具有更强联系的前提下，中立主义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人们认为这样日本可能在与西方的结盟中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同时，人们还认为，即使东西方之间爆发战争，日本也不太可能卷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