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考察记：在田野中被打劫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随着为期一个月的田野预调查的结束，我逐渐熟悉了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及周边村落的状况。2014年9月，当我再次回到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时，我已能够不需要向导的帮助，独自进行田野作业了。这样的工作大多数都是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的城区完成，每当我需要深入到周边的农村，或是在深夜进行调查时，我都会约上玛利亚教授的学生或是在这边结识的朋友，让他们陪同我前去。因为各种原因，并非每一次稍有风险的田野作业都有向导的陪伴，偶有例外的田野亦是我一人完成。2014年10月7日，我独自一人前往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周边的恰穆拉镇调查玫瑰夫人节。这次独自进行的田野，再次让我度过了惊魂的一天。

恰穆拉（Chamula）是一个距离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有着半个小时车程的佐齐村庄。恰穆拉是佐齐语种“浓密的水”的意思。西班牙殖民者到来前，恰穆拉是恰帕斯佐齐人聚居区内的重要城镇，也是当地印第安人势力最为强大的区域。1524年，西班牙殖民者路易斯·马丁（Luis Marín）占领恰穆拉。1524年至1528年，恰穆拉成为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的封地。1869年，在当地精英佩德罗·狄阿思（Pedro Díaz）的领导下，恰穆拉曾经爆发过反抗包括传教士在内的统治阶层的起义。虽然这次起义以佐齐人的失败、州长潘德勒翁·多明戈斯（PantaleónDomínguez）判决印第安人在低地农场做奴隶而告终，但却并没有磨灭印第安反抗压迫的斗志。1912年，在哈辛托·佩雷斯（Jacinto Pérez）的领导下，恰穆拉的佐齐人再次爆发起义，要求解决印第安人的土地问题。1925年的6月4日，恰穆拉正式成为恰帕斯州一个镇。

虽然大革命后的墨西哥政府一直致力于控制广大的印第安人聚居区，但在佐齐人聚居的恰穆拉，国家权力的渗透却并没有动摇当地传统的族群势力。在当地，25%的耕地、75%的林地仍然属于印第安村社集体所有。除了传统村社的自治组织外，各种农民组织和准军事团体也混杂其中。因为在统治势力上表现出强烈的传统取向，恰穆拉也是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周边区域中最为保守的地域，当地有着强烈的排外传统。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外来的宗教人士深入这一区域，试图传播新教等天主教之外的其他宗教，结果引起了当地根深蒂固的天主教势力驱逐。1970年至2000年间，当地爆发了134次宗教冲突。不少印第安人异教徒遭到当地统治势力的驱逐、屠杀。即便是在2010年当地发展旅游产业后，恰穆拉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反全球化的地域特征。

当我第一次在恰帕斯进行田野预调查时，玛利亚的学生安娜带我去的第一站便是恰穆拉。在前往恰穆拉的小面包车上，安娜告诫我，恰穆拉是一个危险的村庄，我去了那里务必不要随便拍照，尤其是在教堂附近，也不要随意跟人搭讪。安娜的告诫让我想起了此前被抢的经历，我不禁开始紧张起来。但同时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想看看这样一个危险的村庄究竟是怎样的面貌。

从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来的公路在经历了一大段下坡路后，便到达了恰穆拉城市中心的教堂与广场。以广场为中心，四周散布着许多小餐馆和商店，广场的南侧是游客服务中心、一个菜市场和小学。整个城镇最为耀眼的便是广场东侧的大教堂了。安娜告诉我，这个16世纪修建的，迄今有着差不多500年历史的教堂是恰穆拉的地标，所有前来恰穆拉游玩的游客都会选择来此参观。在她的引荐下，我们一同走到了教堂门口。出人意料的是，一位身着传统佐齐服饰，腰间系着羊毛腰带的佐齐族老人将我们拦下：

“进去参观，需要缴纳30比索门票。”

“教堂也需要吗？”我一直认为神圣的宗教场所会对所有民众免费开放。

“对！”

见他神情如此坚定，我只好掏出我门票钱。

“进去不能够照相！”

付完钱后，他严肃地提醒我。

“如果照相会有什么后果呢？”我好奇地问到。

“两个月前，有一对德国夫妇，他们不听我们的劝告，就再也没有走出这个教堂。”

他的回答不禁让我打了个寒颤，后背忍不住地发凉。虽然如此，但我坚持认为这一趟不能没有任何记录。于是，我和安娜小声说着，希望会印第安语的安娜能够跟老人仔细解释一下，询问能否拍摄一张关于教堂的照片，哪怕是在教堂门口也行。或许是得知我来自遥远的中国，老人答应我的请求，但是要求我只能在教堂门口拍照，而且必须要跟他合影。在完成合影后，老人原本微笑的脸瞬间又变得严肃起来，

“不仅不能拍照，也不许在里面画画，做记录。”

在他的告诫声中，我和安娜有些忐忑地走进了教堂。与墨西哥的其他教堂一样，教堂最中央是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四周摆放着许多蜡烛、松树枝，地上铺上了满满一层的松树枝。教堂的两侧各放着五个神台。每个神台前面摆满了白色的蜡烛。不少神台前跪着一些印第安信众。他们双手合十，眼睛紧闭，似乎在祈祷着什么。临近门口的神台前，一位病人躺在神台前的垫子上，看样子病情非常严重。他的家人围着他，朝向神台处祈祷着。琥珀燃烧的烟雾使得整个教堂恍如仙境，在一片窃窃的祈祷声中，身处其中我和安娜也有些恍惚。不一会儿，我便和安娜离开了。

这一次的造访虽然遇到了一些小的波折，但总体上来说还算顺利。尽管遇到了警告，但却并没有遭遇到传说中的抢劫和杀戮。就这点而言，这座尚未开化的印第安小镇给我的印象并不差。当我2014年9月再次回到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时，总想着再次造访这个村落。10月初，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9月份的时候，我结识了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一家餐馆打工的佐齐族女孩玛丽萨。玛丽萨出生在恰穆拉的一个单亲家庭。母亲在怀她的时候，男友便抛弃了她。天主教不主张堕胎，母亲坚持生下了她。年幼的玛丽萨自幼和外祖父母、母亲生活在一起，一家人以种植咖啡为生。两年前，因为种地收入太低，玛丽萨和母亲搬离了恰穆拉，来到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务工。玛丽萨告诉我，虽然这几年恰穆拉开始发展旅游业，但并没有太多的起色，当地民众的收入仍然非常微薄。因此，不少年轻人纷纷离开恰穆拉，到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和图斯特拉古铁雷斯等城市谋生。虽然离开了恰穆拉，但玛丽萨每个月都会回到恰穆拉看望自己的外祖父母，每逢一些重大节日，玛丽萨也会回到恰穆拉。

10月6日那天，我去餐馆吃饭，又一次碰到了玛丽萨。那天的她一改往日爽朗的笑脸，一脸愁容地跟我诉苦：“巴勃罗，我都快被老板气死了！”原来，明天是天主教玫瑰圣母节。恰穆拉会有着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她跟餐馆老板请假，希望今天能够回家过节，但老板拒绝了她的请求。“巴勃罗，玫瑰圣母节一年只有一次，我真的很想回家。”玛丽萨的话引起了我对玫瑰圣母节的兴趣。但她告诉我，她并不知道这个节日的具体由来和含义，只知道玫瑰圣母节是恰穆拉最为重大的节日之一。“或者是玫瑰圣母来到恰穆拉的日子，或者是玫瑰圣母的生日吧！”玛丽萨告诉我，在恰穆拉，玫瑰圣母节的庆典从早上7点开始。白天，人们以家庭为单位，拿着蜡烛、松树枝来到市中心的教堂做弥撒。弥撒完毕后，人们在广场上唱歌、跳舞和狂欢，这样的庆祝一直持续到深夜。

事实上，玫瑰圣母节与恰穆拉并没有太大的关联。这个节日起源于天主教的西班牙。1571年，西班牙驱逐穆斯林的摩里斯科人的战争进入了关键时期。10月7日那天，教友们集体颂念玫瑰经，基督徒的军队在勒班多（Lepanto）大获全胜，教宗比约五世便将这个日子定位“胜利之母节”。此后，教宗格列高十三世改为“玫瑰节”。1960年，罗马天主教会将庆节名称改为“玫瑰圣母节”，梵二新订教会年历时定为纪念日。在天主教传入墨西哥后，原本属于殖民者的节日传统也为印第安天主教徒所沿袭，并融合了印第安文明的传统，成为恰穆拉天主教徒的重要节日。出于对这一有着强烈文化混合主义特征的“玫瑰圣母节”的兴趣，我向玛丽萨请求，告诉她如果老板明天放假，希望她能带我一同前去。玛丽萨满口答应。

第二天一大早，我并没有等来玛丽萨的消息，打她的电话也没有人接听。我到玛丽萨工作的餐馆，老板告诉我，因为昨天玛丽萨一直在苦苦哀求，他便答应放她一天的假，她一大早便坐车回去了。得知这一消息，我有些失落。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一个人前去恰穆拉，看看这个混合主义的节日究竟有着怎样的形态。

与安娜的恰穆拉之行已是半年前的旧事，我早已忘记去恰穆拉的公交车站和线路。我一路打听，最终找到了位于城北的汽车站。此时已经快接近10点了。因为节日的缘故，前往恰穆拉的车辆很少。直到接近11点，我才等到一辆面包车。半个小时后，我终于到达了恰穆拉市中心的广场。

偌大的广场上挤满了摊贩，我并没有看到玛丽萨所言的跳舞、唱歌和狂欢的场景。教堂门口弥漫着充满异香的烟雾，跪拜着的信众一直延伸到教堂外的数十来米。或许是因为信众太多，兜售门票的佐齐老人早已不见了踪影。见此情形，我便在教堂门外等候。不少做完弥撒的印第安人三三两两的离开教堂，或是成群骑马，或是结队步行。我观察着这些离开教堂的信众。突然，我发现其中几位信众的家就在教堂右侧的小巷子里。我迫切地想知道，这些信众们又是如何在家居空间内庆祝这一节日呢？我尾随着他们，在他们到家后，我便在远处观察着他们。远远望去，家庭成员们的分工各不相同。男人们在正厅内打扫，并用松树枝折成拱形门，布置成一个神位。神位前面的地上，铺满了松树枝。年幼的孩童在旁边燃烧着琥珀，远远地散发出一种奇特的异香。年轻的小伙子们在屋外操弄着各种乐器，这是晚上家庭狂欢必不可少的组成。家庭的女性则在门外的小溪旁清洗着豆子、牛肉，准备晚餐的食物。

正当我心无旁骛地观察时，突然，一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心头一颤，回头一看，发现是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印第安小伙。“在这里偷看可不行。”我以为他是这户家庭的成员，想起此前安娜对我的告诫，我连声跟他道歉，请他原谅。他向我解释，他并不是这户家庭的成员，只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提醒我不要轻易地接近他人。注意到我明显不同于印第安人肤色和不太流利的西班牙语，他便开始用英语自我介绍起来。他告诉我，他叫做保罗，家就住在不远处的山上。因为此前曾经在美国打工，所以能说流利的英语。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他非常乐意结交新的朋友。他询问我是否对玫瑰圣母节感兴趣，如果可以的话，他可以带我去不同的人家看当地人是怎么过节的。

对于身处陌生环境，且西班牙语不太熟练的我而言，一个能说英语的本地向导自然是求之不得的。然而此前在墨西哥城机场转机时警察的告诫与安娜的提醒让我不免心生警惕。我的人生阅历也告诫着我，陌生人无缘无故的热情并非什么善事。我摆了摆手，准备离去。他却仅跟着我，跟我解释着，他是一个好人，只是因为太想结交世界各地的朋友，才冒昧地打搅我。他翻开自己的钱包，将身份证递给我看。

在他的不断坚持下，我停了下来。见我有些迟疑，他便跟解释着，恰穆拉城区玫瑰圣母节的庆祝活动已经结束，只有信众家中还有着一些分散的仪式。他可以免费带我去他和几个朋友的家中，看看他们是如何做仪式和过节的。见他如此真诚，我便点头示意，向他致谢。见我不再抗拒，他指了指远处的山包，“瞧，山间的房子就是我的家。”我询问着他，是否需要什么报酬，他斩钉截铁地说，他就是出于结交朋友的目的，不需要任何报酬。见他如此坚毅，加之我也将他的身份证拍了照片，我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当然，这不仅是基于他的执着，也是因为我从内心深处希望给自己一个改变对恰帕斯、恰穆拉印象的机会。

虽然保罗坚决说他不会收我任何费用，但我却有些过意不去。正好已是下午2点多了，我便邀请保罗在广场一侧的餐馆吃顿便餐。或许是为了恪守自己不收取任何报酬的承诺，保罗始终坚持不愿意吃饭。在我几个回合的据理力争下，他才坐了下来。我拿着菜单让他选择。他左挑右选，选了四个最便宜的猪肉卷饼，并一再表示不愿意浪费我的钱。见他如此坚决，在为他点了一瓶可乐后，我便不再勉强。因为上菜需要一段时间，我便跟保罗聊了起来。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普遍有着早婚的习惯，我便礼节性地询问保罗，是否已经成家。原本兴致盎然的保罗突然变得沉默不语。半响后才慢慢的说了一句“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人”。原来，保罗18岁时跟随村里的伙伴前往美国加州，在当地的一家高尔夫球场担任球童。在那里，他结识了墨西哥裔的女朋友劳拉，并与她一同生活了六年。前年，劳拉怀上了他的孩子，而他却因为签证过期被遣返。劳拉不愿意跟他回到墨西哥，便和他断绝了往来。“我的孩子应该有两岁了吧，我也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说着说着，他竟眼泪掉了出来。

无意间戳破保罗的伤心事，我有些自责。或是是因为这份自责，也或许是因为保罗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我逐渐撤去了对保罗的防备之心，完全地相信起这位印第安哥们。我甚至在内心里窃喜自己竟然能够偶遇到这么真诚、善良的田野向导，也许保罗能给陷入困顿的我带来不少线索呢。

午饭后，我们沿着小路朝山间走去。我向保罗打听着玫瑰圣母节具体的仪式过程。保罗却一改此前的滔滔不绝，只是简单的说到了他的家里，就能够看到具体的仪式过程了。我询问着他，家里的老人是否在准备晚餐。他冷峻地回答我，他的父母早已去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那么，我们是去哪里看仪式呢？”

“去我的邻居家。”

保罗态度微妙的转变与语焉不详的回答让我不免警惕起来。但一想到此前保罗的真诚，我又怀疑起自己的直觉。或许是我提起保罗父母的事让他有些难过。我安慰着自己，甚至为自己对保罗的无端猜忌产生些许自责。见保罗沉默不语，我不再说什么，只是在身后跟着他，沿着小路往山间走去。

十多分钟后，我们走到了半山腰。路旁的人家已经非常稀少了。我突然发现，我离最初保罗示意给我的村庄越来越远了。明明那些人家在山头的西边，而此时的我们却在往东边走。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此时，我们正好经过一个岔路。我停下了脚步，询问保罗，村子不是在西边吗？为什么我们往东走。

保罗沉默了片刻，一分多钟后才慢慢的回答我：

“因为西边没有路，我们要走到东边的半山腰才能够往西走。”

保罗的话明显是在骗我，在视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我明明能够看到西侧的路一直通向山顶，那正是保罗最初指给我的村庄。意识到这一点，我突然紧张起来。我意识到，保罗并不是真心的帮助我，他对我肯定有所企图。在这人烟稀少的山间，如果遇到意外，我肯定不是保罗的对手，我必须尽快回到市中心。但是，如果贸然质问保罗、强硬回去，必然会打草惊蛇。为了安全起见，我只能在趁其不备时，偷偷往市中心跑。我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保罗的身后东张西望。当我和保罗的距离差不多有50米的时候，我立马转身，往市中心跑去。

我并没有注意到保罗一直在暗中观察着我。当我转身的一刹那，他便发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跑，他便追上了我。

“你在做什么，巴勃罗？”

“我的朋友是圣克里斯托瓦德拉卡萨斯的警察，是他陪我来恰穆拉的，他给我发了消息，让我赶快回去。”

我不愿意，准确的说，是我并不敢戳穿保罗的谎言。我怕激怒于他，引来不可想象的后果。然而，保罗似乎却并没有遮掩的意思，他直接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把水果刀。

“我不想伤害你，给我一点钱就可以了。”

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两个多月的生活经验告诉我，除了极个别情况外，大部分抢劫的印第安人真的非常穷困，他们并不会真正的伤害你。因此，当保罗卸下伪装的那一刻，虽然我有着些许愤怒，但却多了几分轻松。我跟保罗表示，我可以给他钱，希望他放下武器，不要这样紧张。显然，保罗并不相信我会给他钱，他粗暴地拒绝了我的请求。

“别废话，快掏钱。”

保罗态度的恶劣让我顿时心生紧张，我担心他因为不相信我而伤到我，便快速地掏出自己的钱包，将钱包里的500比索给了他。为了安抚他，我一边掏钱，一边跟攀着交情。

“保罗，刚刚我还请您吃饭呢。”

“少啰嗦，快点。”

或许是因为钱来得太容易，或许是因为太需要这笔钱了。在拿到500比索后，保罗并没有走开，而是呆呆的站在一旁。为了不刺激他，我轻声地说道：

“保罗，我可以走了吗。”

“你走吧！”

来不及整理情绪，我便快步往城市中心走去。当我走了近500米，直到确认保罗没有跟上来后，我加快了脚步跑了起来。直到我走跑到市中心的广场的入口时，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虽然我并不愿意承认，但此前与保罗交往的两个小时，完全都是他处心积虑的伪装。一想到这一点，我既后怕，又惋惜。后怕的是我又一次轻易地相信了别人。在这陌生的异域，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谁都帮不了我。年纪轻轻的保罗就不走正道，以抢劫为生，即便不会遭到被害者的反抗，也迟早难逃法律的制裁。一想到在恰穆拉，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比比皆是，这不得不让人惋惜。迷失的不只是诸如保罗般的个体，还有着整个印第安族群的未来。

然而，当我走到广场一侧的教堂时，又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给保罗500比索，也得给我500比索。”

我回头一看，一位有些消瘦的印第安人年轻人又一次拿着一把水果刀，正对着我。

“What?”刚刚被别人抢了500比索，不到半刻钟又来了？见他一本正经地样子，我气不打一处来。因为教堂门口有很多人，我不再害怕。我明确地跟他表示，我已经没有钱了，仅有的500比索都被保罗抢走了。他并不听我的解释，只是坚持问我要钱。此时广场上有许多人，我认为至少他会因为畏惧这些人而不敢对我怎么样。我不搭理他，径直往车站方向走去。然而他一把抓住了我，用刀顶着我的腰部。

“你必须给我钱。”

他牢牢地抓住了我，我动弹不得。他的动作幅度很大，周边的人应该都注意到了。然而他们似乎早已司空见惯，没有一个人出面帮助我。片刻之后，我彻底绝望了。我从背包的深处掏出500比索，递给他之后，疯狂地朝广场南侧的游客服务中心跑去。我之所以跑向那里，并非是因为想要追回我的1000比索，而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那么多的人都看到了他打劫成功，如果再有其他人效仿，我肯定无法活着离开这个城市。然而，游客中心和旁边的警局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在闲聊。得知我的经历后，他们表示无能为力，因为他们人力资源有限，不能为我提供任何安全保障。我拿出护照复印件，一再要求他们保障我安全回到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或许是因为我的坚持，或许是见我情绪有些激动，他们最终联系到一家旅游公司。刚好这家旅游公司正组织游客在附近游览，他们的面包车上上还有一个空座。半个小时候，面包车到达恰穆拉中心广场，我也随着他们一同回到了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

回程的车上，这些异国的游客得知我的经历后大为不解，他们纷纷告诫我这里是墨西哥，这里很不安全。他们说的最多的便是：“你竟然那么轻易地相信一个印第安人！”理智和我此前在恰帕斯的生活经历告诉我，墨西哥人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们中有好也有坏，但在那一刻，我却始终没有勇气说出来。

（作者介绍：张青仁，苗族，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4年2月，2014年9月-2015年4月在墨西哥恰帕斯州进行田野调查。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他者的世界”（humantea），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