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休学：她学会扮演一个“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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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并文 | 边嘉璐

指导教师 | 洪兵

编辑 | 林子尧

本文图片部分由受访者提供

安宇又一次在学校旁的岀租屋里被噩梦惊醒，她盯着窗外的天空一点点亮起来。几天前老师口中“太玻璃心”“太少女”的指责，在每一次入睡的边缘把她扎醒，将她拽回痛苦的清醒世界。幸好，安宇没有选择住在宿舍里，她不用担心濒临窒息的大口喘息会打扰到室友凌晨四点的睡眠。

对于安宇这样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往往需要终生服药，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会与自己和解。高等教育的当下规则为“身心健康状况异常”的学生提供了休学的机会，以供喘息，但也同时设下了两年的期限，逾期将予以退学处理。这意味着，为了回到学校，两年内他们必须恢复“正常”。

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到了2021年9月，安宇已经休学满两年，如果今年不能回到学校，等待她的将是一张肄业证书。

大一结束的时候，安宇决定休学，她的抑郁症状已经严重影响了校园生活，上课没有办法理解老师说的每一个字，坐在图书馆一整天只能写下几个字。她像是被装进了一个灰色的套子，“看出去所有的东西都是灰色的，脑子里全是消极的想法，感知不到任何积极的情绪。”

但休学之后，安宇才明白学校并不是生活唯一的压力源，家暴的继父、不管不顾的生父、无家可归的自己和母亲都可以是压力源，“我和我妈在毛坯房里生活了很久，第一年家里的事情都一团糟，也不太能好好休息”。2020 年初，安宇尝试服用安眠药自杀，但被回家的母亲及时发现，哭着送去医院洗胃，没有能“得到解脱”。

“现在我也会觉得死掉挺好，活着太累，只是我不会（将死亡）付诸行动了。”安宇已经习惯不断冒出的自杀念头，并学会了与它共存。两年前安宇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我国《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试行）》明确， 双相（情感）障碍属于六大重性精神疾病，只要发病被诊断，就必须上报，录入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双相的治疗周期非常漫长，临床上的治愈能够实现，但常常复发、无法根治。多数时候患者需要用一生来与病症缠斗，而安宇只有一地鸡毛的短短两年，在复学前“变得正常”根本不可能。

对于另一位双相患者余归来说，这个期限缩短到了一年。 2020 年，她从大学休学回到家刚满一年，父母开始轮番劝说她“回去试试，不要浪费读书的机会”。

余归对于复学的抵触开始于父母的强硬态度。听着父母讨论如何去学校附近租房，看着被母亲摆在桌上显眼位置的复学申请表，余归感到荒谬，“在他们眼里，我好像洗把脸换身衣服就能开开心心去上学了”。 她开始怀疑父母只是想把她丢掉，丢弃一个拖累家庭的包袱。

“我已经和同龄人格格不入了，他们能站在光下，而我躲避所有的光，在角落深处找最怨毒最肮脏的字眼咒骂自己。”余归在微博抑郁症超话记录对于复学的恐惧，收到众多病友的回复和点赞。上学这件事“碰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让一年来建立的平和假象崩塌成一片废墟。她无法遏制地一遍遍想到死亡，想象自己“是被人从楼顶丢坠下的烂水果，或者是一团纠缠的、浸泡在痰液里的头发，摔在被正午阳光烤得发烫的柏油地上，啪地一下，结束一切”。余归一一记下这种痛苦。

出发去复学的前一天，余归在家度过了 20 岁的生日，脚边是父母替她打包好的行李。吹蜡烛的时候，她许愿：“今天是我生日，可以让我不要活到21岁吗？”火光熄灭后，她踩在阳台边的阶沿上，越过不高的栏杆俯身向下看，想着五楼够不够高。

脚边传来豆腐的叫声，它抛弃了最爱的金枪鱼罐头奔到阳台上，用雪白的尾巴亲昵地勾着她的小腿。这是余归亲手养大的流浪猫，她承诺过为它“养老送终”，舍不得。从眩晕感中醒来，她在猫咪的怀里大哭了一场。

抱着猫，余归决定去学校“试一试”。

时刻盯梢的豆腐 

一场有标准答案的考试

两年一到，安宇的复学也被提上日程。安宇所在的南京某高校《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因病休学的学生，申请复学时必须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书，证明其已恢复健康，并经学校医务所复查合格，方可复学”。但“恢复健康” 这个词，对于安宇来说太遥远了，在去医院开康复证明之前她紧张担心了很久。

目前对于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断，主要基于症状和类别诊断。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主任医师龚梅恩在接受39健康网的专访时表示，目前康复的临床诊断主要靠医生的观察和谈话，再辅以患者自行完成的心理自评量表，而化验和身体检查主要是为了排除其他生理疾病的干扰因素。

与重度抑郁共生五年的胡波对应对谈话和量表都很有经验，他觉得只要本人外表看上去没什么问题，面谈稍微掩饰一下就可以影响医生的判断。量表更是再简单不过，是带着标准答案进场的开卷考试，“只要是三观正常的人，就一定会知道哪个是正确答案”。

与安宇一样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的三三也觉得没有必要担心结果不好，精神状态本身就是有起有伏，瞒过医院和医生很简单。只要当天“表现好一点，意识清晰，对答切题，不要说自己有自杀自伤的想法，就没有问题”。至于自评量表，她在不同医院做过很多套，对于题目非常熟悉。在休学治疗过程中，她的评估报告一直显示抑郁和强迫症状明显。但为了复学，她在评估中交出了满意的答卷，成功拿到了合格的康复证明。

她乐于分享一套做量表的“应试”经验，“在做量表的时候，必须做得很慢，注意那些重复出现的题目，要把前后选项保持一致，最保险的办法是把所有的选项都选‘没有’或者‘很轻’。”一般医生也很理解这种处境，她遇到的两个医生都愿意把病历写得好看一点。“你和医生说，你想回学校，医生会让你答题的时候，往好里回答，这样才能开康复证明。”

与他们相比，安宇显然有些经验不足。她的生父担心普通医生不愿意开合格的康复证明，带她到本市某三甲医院找了认识的医生朋友。因为是熟人，整个鉴定过程显得有些潦草，安宇甚至连续做了两遍心理自评量表。

“第一次我已经全部往轻里选了，结果出来还是中度抑郁，医生说这个结果没办法帮忙开证明。”不过这位医生朋友同意了安宇再做一遍的请求，这一次她学乖了，所有的不良选项都选择了“没有”。她还记得，自己在“最近是否有不好的念头”这个问题下迅速勾选了“正确”答案，虽然在上次吞药未果之后，自杀的念头仍然像家里的蟑螂一样，时常在她脑海里的某一个角落突然出现。量表结果显示安宇的心理状况正常，她拿着“康复良好”的鉴定结果回到了学校。

由于对学校的抵触，余归的复学之路显得有些艰难。9月28日，余归在学校当地某三甲医院拿到了她的第一份鉴定书。虽然在填量表时她有意识地控制，但还是没做好。再加上与医生面谈中明显流露出“拒绝交谈的冷漠神情”，医生保守地写道“略为抑郁症状，建议家属陪读，可以试着上学”。

学校没有通过这份不够健康的材料，但还是有路子可以走。教务处要求余归去住院一周接受治疗，再进行诊断。余归曾经在多家三甲医院辗转治疗，她心里清楚一周的住院时间根本不可能有治疗效果，不过这就意味着获得了第二次鉴定机会。

10月9日，住院不到十天的余归完成了第二份量表和面谈，这一次的鉴定情况有了明显“改善”，医疗鉴定书上的鉴定意见是“患者目前情绪稳定，抑郁症状不明显，建议恢复读书”，学校很快通过了第二份康复证明。

多数学校对于医学证明的要求仅需医疗鉴定书这一份材料，复旦大学校医院表示，由于缺乏相关的诊断资质，校医院一般只会审核医院出具的医疗鉴定书，并根据医生鉴定意见决定是否同意该生复学。这意味着只需要有“二甲及以上医院”的医生愿意为患者写下“建议恢复读书”，这张薄薄的纸就能成为返校的通行证。

一段注定艰难的旅程

对于许多尚未痊愈患者来说，通过医院的审查不是最难的部分，难的是如何真正“回到学校”。“给我办复学的老师非常不负责，总是不回我的消息。”想起当时的焦头烂额，安宇还是有些崩溃。她早早备齐了所有材料，但等走完学校冗杂的复学流程，时隔两年重新坐回教室的时候，同学们已经上了三个星期的课。

但复学流程还仅仅是痛苦的开始。安宇记得她回校的那天，教务处的年轻女老师拍着她的肩膀说：“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我都会尽量帮忙。”不过很快，安宇就明白了这句话只是“大人们随口一说的谎言，当真，就输了”。同样是大二，18开头的学号写明了她和20开头的同学们不一样，也在学校系统里标明了她的格格不入。

最先遇到问题的是学习通，学习通绑定了旧班导致专业课无法导入，之后问题接踵而至，安宇发现她无法正常使用校园 app、没办法选20级的选修课、也没办法上课签到……这些问题只能请求教务老师的帮助，刚开始她还能在线上收到及时回复，之后就是“日常懒得搭理”。“不去办公室找她，根本不会得到回复。” 迫于无奈，安宇养成了早中晚 QQ“晨昏定省”的习惯，并且每节下课都会在教务处办公室“蹲守”，请求并催促老师帮她解决系统问题。

“而且有的时候，她让你过去，过去却发现没有人在，整层楼，每一个教室，每一个办公室，都没有人。”这种时刻，安宇会在空荡的走廊里靠着墙坐一会儿，把涌到嗓子眼的酸涩咽回去再赶去下一节课。即使是这样，直到第四周她才能顺利扫码签到，像个“正常人一样正常上学”。

白天，安宇尚且能够收拾自己的情绪，夜晚，焦虑、狂躁、抑郁的情绪就铺天盖地漫开，把她溺死在噩梦或是失眠中。她不再遵照医嘱用药，而是在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大量服药。“千万别学我，药可不是这么吃的。”安宇很清楚后果，却不打算改。

余归遇到了和安宇几乎一样的问题，直到第二个月才能完全正常地上课。学习通导入、选课、校园卡、课程签到是每个复学同学都会遇到的“小事”，但加起来足以让本就敏感的他们陷入崩溃。“无数件小事堆叠起来，会让我觉得我根本不属于这里，不适合这里。就觉得虽然在跟他们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是正常当代大学生，他们收拾好包裹开始一段新生活，而我不是，我匆匆忙忙，东西散落一地。”

余归是学音乐的艺术生，对她来说文化课的麻烦都能够忍受，真正让她崩溃的是她最爱的音乐。由于复学时错过了学校的常规选课时间，她被分配到的钢琴课，一个老师在四十分钟内要同时教十个学生弹钢琴。但至少，学校提供琴房，余归全部的课余时间都泡在琴房，在音乐里寻找纯粹的快乐。

11月10日，余归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这天她像往常一样第一个站在琴房门口等待开门，一边喝着美式解决中饭，一边盘算着能在下午的课开始前练多久的琴。刷卡进门的时候，老师拦住她问：“同学，期中还没到，你就只剩下 30 个小时了，之后不打算练琴了吗？”她愣住了，老师告诉她学校给每个学生设置了180小时的总练习时间，而“每天练琴时间有限额，超时将会十倍扣除时间”，此前她却并不知情。

她恍惚地走进琴房，把手放在钢琴上，发现自己的手在不受控地大幅抖动，她试图按下第一个琴键，只能听见自己剧烈的喘息。“竟然又出现了新的躯体化症状。”余归在心里嘲笑自己。随之而来的是眩晕，“世界在转，我被丢进了滚筒洗衣机，眼前的一切都在扭曲，灵魂好像被抽离折叠了。”在眩晕里，余归才刚刚理解老师十分钟前对她说，系主任曾经在开学大会上反复强调琴房使用规则。

开学大会，余归想起那天，她踏着同学们最后的掌声走进报告厅，带着刚刚被通过的复学申请。

一段写给未来的留言

精神卫生中心住院部墙上的留言 

余归已经忘记她是如何又从学校回到家的，这段回忆变得很遥远、很模糊。退学手续是父母帮忙办的，“我对自己有一点失望，也有一点难过”。但很快，久违的轻松感回到她的身上。

余归试图冷静地剖析自己的想法，“当时对复学的渴望，其实来自于对变‘正常’的想象。对我来说上学这个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我只是想要走和大家一样的路。”而离开这条拥挤的路，余归才看见有千万条路通向同一个地方。“毕竟有很多活能养活自己，端盘子也不用看学历。”她调侃。

退学之后，大部分时候抑郁复发是因为弟弟。十岁，四年级，“他作业写不出来，揪着自己的头发撞桌子，说还不如死了算了，活着没意思。”母亲站在几步外的地方向余归抱怨，“你看看他，怎么这么过分，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我。”

那一刻，余归指尖发麻，心惊肉跳，恍惚看到弟弟正在坠入同一个深渊。她冲上去，用手捂住弟弟发烫的额头，抱着他，对他说：“太累了一定要休息，因为人生就是吃饭、睡觉和开心。”这句话她反复说，说给弟弟，也说给自己。

安宇却觉得“幸好熬过来了”，复学的生活也逐渐步入了正轨，她开始和班里的同学一起，一边听课一边准备考研，“情绪是常有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她还在犹豫要留在南京还是考去上海，唯一确定的是会跨考到法律，一次不行就再考一次。

跨考的困难安宇很清楚，背法条对她来说是一种折磨，法律又是热门专业，好学校的录取比例很低。但她依然很坚定，“大三也不考教资了，就专心准备考研，大不了就多花点时间”。

安宇对于法律的感情很复杂，“不是因为钱，也不是因为喜欢这个专业。”她说，“听起来可能有点圣母，但是学法律只是手段，我选它是因为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有知识才能保护自己和更多女性。”

练钢琴的时候，余归喜欢让弟弟坐在旁边，看着他似懂非懂的小脸，希望他能像姐姐一样在音乐里短暂歇一歇。生病之后，余归不再想成为一名音乐老师，而是梦想做一名音乐疗愈师，为此她开始看心理学教材，在b站上找心理学课程自学。“往音乐治疗方向发展，是想帮助那些愿意被帮助的人，也是病了一遭才想明白的。”不仅是弟弟，也许有更多的人能因为她从音乐里得到力量。

余归不愿意谈太多的未来，“说什么未来呢，过好今天就很了不起，我今天在看弗洛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