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天山”商路与近代中国的东西轴线

黄达远

2017-05-29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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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为观察中国历史变迁的一种整体性的空间视角,拉铁摩尔提出的“区域研究法”是以战略区与经济区关系整合为切入点的。在处理俄国与内亚问题时,清政府动员举国上下的力量,以经济区驰援战略区,促进“长城-天山”之间形成新的区域关系,这反映出国家命运从运河方向的南北轴向“天山-长城”东西轴向的摆动。由此可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必须兼顾海洋和内陆方向的双重经验。本文作者黄达远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河西学院特聘教授,原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题为《“长城-天山”商路与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东西轴线——兼对拉铁摩尔的“区域研究法”的探讨与应用》。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1935年,在美国学习的经济学者冀朝鼎试图通过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s)的转移这一事实,论证导致中国历史上王朝帝国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由此,他从空间性视角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特征:“(中国)不像现代国家那样是用经济纽带联结成的整体,而是通过控制基本经济区的办法,用军事与官僚的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这样的统一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当基本经济区的优越地位一旦受到挑战,统治势力就会失去其立足之地与供应来源。于是,分裂与混乱的现象就将发生。这一现象一直要延续到一个新的政权在一个基本经济区中固定下来,并成功地利用这一基本经济区作为重新统一的武器时为止”。
近年来,历史地理学者鲁西奇教授借鉴和吸收了从空间道路观察中国历史整合的思想,同时,提出修正“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事实上,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发达的农耕经济区不仅不“必然”成为据以控制全国的“基本经济区”,恰恰相反,在很多时候却“更可能”成为被侵掠、受控制的对象。“基本经济区”概念及其分析理路,模糊了“经济资源”与“统治资源”之间的差别,将经济较发达地区相对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直接等同于王朝国家可以有效支配、利用的军事、财政资源;以此为基础,将“经济较发达”作为“基本经济区”的充分与必要条件。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学者拉铁摩尔也曾经借助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概念从空间维度对中国历史提出过类似的讨论,今天重温这段讨论,可以为当下“中国”民族国家建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路径。
一、战略区与经济区统合:中国历史的空间分析视角
拉铁摩尔是最早关注冀朝鼎“基本经济区”概念的学者之一,多次引用冀氏的讨论,并将其概括为一种帝国整合的“空间面向”:“一个朝代统治中国,必须在北方建立政治及军事首都,监视不能同化的边疆,控制一个可以供给首都丰富农产品的地区。首都及主要经济地区的地点,因历史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二战结束以后的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远东文化与社会二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拉铁摩尔重申了对“基本经济区”概念的支持,“与重要经济区相似,其他主要的经济区也按照它们在粮食盈余方面提供贡赋的多少被规定下来,进而在地理范围上围绕着江河流域和运河系统聚集。除了盈余以外,每个地区均在食物供给以及粮食生产者的消费品供给上趋于自给自足。”他提出了“同质单元”缔造下的王朝帝国体制严重依赖基本经济区。“由这些同质单元缔造的王朝帝国的一个政治特征是,在稳定时期,所有的单元都能在帝国的管理机构下有效运转,但在动荡时期,每一个单元自身却暗含成为帝国类似,但在地理范围上要比之小的政权的潜在因素,并且事实上有时会如此。不过,他也指出“基本经济区”的适用定律和范围指向的是历史上的同质性王朝帝国,如疆域主要在长城以南的宋、明的汉人王朝。“汉族散布在中国,是由许多单位合并而成的。虽然各有差异,但大体是一致的。每一个单位有一个农业地区,被一个城池控制。这些区域的结合过程是,最初由许多独立的王国,然后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
另一方面,拉铁摩尔指出在两个异质性较强的社会中,“重要经济区”不能起到与同质性社会相等的作用。相反,“重要战略区与重要经济区并不相同这一绝对事实表明,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便于灌溉的那一部分地区更容易受到攻击,从北方而来的征服王朝倾向于利用南方灌溉区。大运河并非由水利灌溉社会修筑,而是由北方民族——首先是隋朝,随后是元朝或蒙古王朝修筑,以便向灌溉区征收贡赋。”重要经济区反而成为中国社会柔软的“腹部”,最易受到攻击。由此,他含蓄地指出了冀朝鼎这一概念背后实际有“中原中心观”的影响。
拉铁摩尔对中国历史的变迁有一套基于空间分析的话语体系,中国历史的“主要中心”即在黄土高原这片最容易耕作的土地上成长发达起来的汉文明,可以先把水患频仍、沼泽丛生的华北大平原合并为它的一部分,接着又将较大规模的经济经营、社会组织及政治统一的制度文化传播到南方,最终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作为“一个完整区域合并到更大的整体区域中”;但在另一个方向上,汉人对无法从事“雨养精耕”农业的长城边疆却难以实现类似的“合并”,而只能做到“从远处使之臣服并加以控制”。在前一个方向就是汉人为主的“雨养精耕”地区的同质性单元不断扩大的过程;后一个方向就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的碰撞,这是与“雨养精耕”地区不同的区域——长城以北地区。在中国北方的草原边缘,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长城线以北的亚洲,地理的变化比气候的变化还要迅速,这片广袤的地区没有足供灌溉的河流,只能实现粗耕,并更倾向于实现“混合农业”,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牲畜。只有在北方,显著的差异取代了一致化的趋向。此外,“中国内地与蒙古草原的最大差异是:草原的原始农业文化没有能够发展到大农田粗耕制,或农耕与畜牧并行的混合经济。游牧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两种模式不同的生计方式,既有相互沟通有无的需要,同时,还存在一种共生的关系。
同属“雨养精耕”地区之间的合并,“边疆”的变化并不剧烈,“两个同质政治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在发展过程中,当两个同质性合并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是通过征服还是协约的办法达成,主要是量的变化,其次才是质的变化。新的单元更大但仍然保持同质。”另一种则与之相反,“而异质性较强的两个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合并则会发生一些变化:较弱的被并入到较强的社会当中并被降服;如果类型差异巨大,而实力差异不甚巨大,结果将会是一个新的共同体,不仅数量更多并占据一个更为庞大的地域,并且在性质上通过两个共同体融合而创建的特征要异于任何一个共同体所具有的特质。”其中大致表达了两层涵义:草原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合并引发的变动,“边疆”的变动性远远高于单一同质性社会(如两个草原社会之间或两个农业社会之间)合并的共同体;合并形成的新共同体的特质不是原来的任何一方共同体的性质。
在新的共同体内部,拉铁摩尔认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并不适用。由此,他提出另外一种“核心区”的概念:战略区。这一概念同时亦可理解为“基本政治区”,“战略区”指向的是长城以北地区,即粗耕农业或称为混合农业地区。由于那里并非是“雨养精耕”地区,因而其所形成的军事与政治功能往往高于经济功能,在经济上对于内地有很强的依赖性。“由于中国(此处指中原)农业社会与草原游牧社会之间存在着不间断的相互作用,并且任何一方都不能将另外一方绝对同化,因此,与重要的经济区迥然不同,重要战略区更趋向北部。重要经济区最初也在北部,随着中国社会后来向长江下游的全面发展才发生转移。大运河将长江下游以及横贯长江地区与北京联系起来,从而协调了重要经济区和重要战略区之间的关系。”南方经济区与北方战略区的南北统合,成为中华帝国生长的强大动力,而实现这一统合的“纽带”就是大运河。“空间整合”构成了拉铁摩尔考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维度,既吸收了冀朝鼎的成果,同时,又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内创新了思考中国大历史的模式。
为什么发展大运河的航运,而不是开辟从江南到北京的远距离陆路交通?拉铁摩尔认真思考了“区域”的概念:“区域的大小取决于运输是否便利,特别是在河流与运河堪资利用的地方,取决于其与穿越群山及大批量运输粮食和其他商品之间的运输困难之间的平衡。”他没有采用商品粮、商品棉以及其他的工商业指标来测算区域的大小,而是提出运输这一核心指标,而且与技术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交通距离实际是“不均质化”的,“河运”是“平面距离”,而穿越群山相当于“立体距离”,在两个不同的地理点之间的距离可能是“平直空间”或是“弯曲空间”,距离并不能等量换算。同样是平面距离,由于穿越的空间不同,如水路、陆路,运输成本也不是等量的;即使是陆路,穿越农区和牧区的运输成本也不是等量的。因为人工和牲畜饲料都要计算成本,在农区,牲畜如果驮载粮食走一天,路上没有饲料,需要购买,而人员还需要在客栈过夜,利润的盈余大致在100英里就会被畜力消耗殆尽;而牧区则不一样,负载粮食的牧区骆驼在草原上且行且吃草,无需客栈费用,驼载获利的范围远达800英里。同等的距离,因为地域空间和运输方式的差别,会产生不同交通“权重”。比如,水运虽慢,但是省工,便于输送粮食这样的大宗物资,大运河的开通就是一例。
如隋代大运河的开通大大促进了南北经济的融合发展,皮日休称赞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在运河时代里,南北方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国家命运沿南北轴向摆动,运河成为都城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深刻影响。都城变迁呈现为由中原向南北两极发展的趋势,北京充当了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都城,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也逐步加强,并一度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进而形成政治中心的南北两极格局。
另一方面,此观点也能解释为什么四川盆地虽然也非常富庶,但在重要性上却难以与江南匹敌,主要原因还是“蜀道难”——交通运输不便造成的。由此可见与战略区的距离因素对于一个区域的发展往往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战略区与经济区的统合观察中国历史,切入的路径是连接二者交通运输的道路,拉铁摩尔这一眼光颇为新颖并具有启发性,他将其总结为“历史地理研究法”。
二、“动态边疆”与“长城-天山”的空间整合
拉铁摩尔对新疆的考察是从“长城-天山”的商路开始,首先是对天山北路意义的再发现:“贸易道路有一种重要改变,须加注意,其所以重要者,以其连结绿洲带与游牧的道路。即是天山北路,由巴里坤塔格岭尾稍起,沿着天山北麓而行,至西湖(乌苏县绥庆城)绿洲,途分为二:一沿天山西走,一则西北至塔尔巴哈台。此路实为一联络各绿洲之路,而不是游牧部众的适宜近路,其历史上的重要,系其与游牧通路的真实的路线(沿阿尔泰山西坡,经草地连属之地以至塔尔巴哈台)平行,且渐有取而代之的趋势。”这条路的性质不是游牧道路,而是一条绿洲与游牧联系的道路。从地理原动力、历史原动力、社会原动力对道路性质的影响差异,从而敏感捕捉到区域之间的历史互动对中国边疆的影响。绿洲、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表现在“长城-天山”这一过渡地带及其东西交往的商路上。
绿洲是拉铁摩尔分析新疆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生态-政治空间。在亚洲中心的绿洲和中国西北部一些类似的绿洲地带,农业依赖于水利灌溉。水源来自于高山融化的冰雪。在这些绿洲地区,通过改进水利控制技术,从而使简陋的社会逐步走向繁荣。绿洲灌溉农业不能无限度发展,因为淤积和化学问题(盐碱化)难以解决。另外,绿洲最易受到游牧民族的攻击。按照拉铁摩尔的分析,绿洲与华北的混合农业类似,不是“雨养精耕”农业。不过,绿洲之间彼此隔离的状态,成为一个个“原子状”的分布,无法形成“核心区”。
基于各方面的考虑,清朝在彻底击败准噶尔蒙古以后,确立了“以北制南”的空间策略。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天山北路西段的伊犁河谷设立伊犁将军府,伊犁将军执掌的外交和军事事务范围几乎达到整个西域地面(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巡边、喀什噶尔换防、军事训练任务很重;民政范围则以伊犁九城的驻防各地军民民事为主,同时要开办旗学、处理外交、制造军械等;而经济事务主要涉及屯垦、马政、制钱、贸易等等。虽然伊犁将军所辖的伊犁九城人口并不是很多,嘉庆时期大致在20万人左右,但是承担“公务”的军政人员比例却很高,无论从管理的“半径”,还是执行的功能,行政成本远远高于内地。清朝另一个建设的重点是天山北路中段的乌鲁木齐,修筑满城巩宁、汉城迪化,分驻乌鲁木齐都统衙门和迪化州衙门,军府制度和郡县制度并立。
自18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与俄国的对峙成为欧亚腹地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战略区再一次从长城沿线转向与俄国势力相交的中亚和蒙古高原,自元代以后,清朝的势力再次回到中亚-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处理正在扩张的俄国以及内亚问题是整个清朝北方战略的核心。战略区向北方和西方跃进数千公里,经济区必须匹配跟进。粮食与物资一直是支持战略区的根本保障,其供应的范围也随之向长城以西的天山南北转移。由于天山以北与华北情况相似,不是一个“雨养精耕”地区。天山北麓气候寒凉,积温不足,巴里坤一带的种植以小麦、青稞、粟谷为主,普遍采用粗耕的方式,通过屯田,基本满足了驻军和居民的粮食需要。但是,由于绿洲的分散性和地理气候的原因,除了粮食有剩余以外,其他物资均不能生产,导致天山北路经济区功能并不完整。拉铁摩尔强调,“在研究整个中国社会全部所及区域的发展和社会自身各阶段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将会发现,在地理单元的大小与占有并利用它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之间总是存在一个平衡”。这种不平衡的问题只能依靠内地补充“能量”,而这一能量的补充必须要开辟新的通道抑或改造或扩大旧的通道。
从1760年开始,清政府每年从内地调拨“协饷”200万至300万两白银,充作新疆军政费用。25个省级行政区,除了同处边疆地区的黑龙江、吉林、盛京、乌里雅苏台(今属蒙古国)、桂、黔、滇、藏、陇、青省等外,其他的省以及粤海关、闽海关、江汉关、江海关等海关,都要分担新疆所需的财政支出。1760-1911年,清政府拨给新疆的协饷和专饷,总计高达近3亿8000万两白银。约占清朝中叶财政收入的十五分之一。相当于清朝乾隆中期8-10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另外,据学者估计,江南丝绸在新疆的交易量占到全部丝绸量的情况是,乾隆时占90%以上,嘉庆和道光前期占85%以上,道光后期到结束占90%以上。可以说,内地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主要是江南与新疆的丝绸贸易。在乾隆时期,每年的丝绸用于与哈萨克贸易的达到6000匹。
清朝在新疆的巨额财政收入与开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清军西征,总有内地商贩随军,“馈粮千里,转谷百万,师行所至,则有随营商人奔走其后,军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颁,声色百伎之娱乐,一切取供于商。无行赍居送之烦,国不耗而饷足,民不劳而军赡。”出现了“北套客”和“西路客”,“大贾皆自归化城来,土人谓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赂蒙古人所开,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但须携锅帐耳。”内地民商(北套客)正是看准了新疆市场上的巨大商机,因而不辞险远,开辟出从归化至古城的大小草地长途驼运路线,形成了多层次、多流向的市场流通体系。内地民商在这个市场体系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民商的发达,部分弥补了经济区的不足,便利了财货和民生物资的流通。民商开发的奇台经归化(呼和浩特)以通京城的驼道(大西路),逐渐成为连接新疆与内地的交通运输干线,奇台也逐渐取代镇西,成为繁华一时的北疆商业中心。奇台、呼和浩特、张家口、包头等地涌现出了一批驼运店,专门承揽西北地区货运。一些大的驼运店的骆驼多达千峰。奇台有安德堂、天顺魁(后迁包头)、天德全等大小驼店近40家。这条商路两端连接着两个重要的区域性市场,一个是奇台,一个是呼和浩特。
这种“能量”的补充来自全国各地:江南的丝绸、纱布、银两;陕、晋、闽等省的茶叶;江西的瓷器等。这些物资源源不断或通过大运河,或通过陆路,最后通过“长城-天山”的商路抵达天山南北。天山北路作为战略区,从全国调配物资进行补给,使得天山南北被统合到国家的程度大大提升,在道光初年,天山北路形成120余万亩的新垦土地,人口一度也达到60余万。天山南路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人口从乾隆初年的26万,增长到110万。
傅雷(Philippe Foret)通过对清朝在热河省的治理提出了一种新的边疆划分方法,满清皇朝对内外蒙古的政策,事实上造成了将边境地区分成动态与静态地区的一种情态,清版图所呈现的空间单位即有动态与静态之分。所谓动态地区,指的是原有景观发生了变化,与北京和承德的联系变得密切的地方;所谓静态地区,指的是原景观保持不变,可以被忽略的地区。伊犁和承德这两个地区经历了剧烈的族群变动及其相应的文化景观的变化。天山北麓的变迁具有“动态边疆”的三个形态:第一,将大片的草原开辟为良田,人工绿洲面积大大扩张,形成了一个与天山南麓相似的绿洲地带,这一绿洲带由若干核心绿洲组成,相距不远,呈现连片发展的趋势。实现了草原生态为中心向农业生态为中心的景观转换。第二,城市体系的形成使得原来蒙古游牧地开始转变为“城村络绎”的定居点,实现了蒙古文化景观向满、汉文化景观的转换。第三,道路性质的转变。“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但须携锅帐耳。”交通运输的时空效率大为提高,实现了从丝绸之路的贵重奢侈品的长途转运贸易转向区域间的民生贸易,“长城-天山”商路与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虽然路有重合,但是性质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动态边疆”真实的涵义表达的是“边疆中心化”,如果不是国家的战略区,怎么会有这么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为了解决将天山南北统合到国家体制当中的问题,财政富裕的省区都充当了“经济区”的角色,这就需要重新评价清朝对天山南北开发的贡献。在处理俄国与内亚的问题方面,必须使清朝动员举国上下的力量。“长城-天山”之间的区域关系的新发展,不仅标志内地和“边疆”的关系愈加密切,内地与天山南北的经济联系也进一步加强,显示国家命运开始从南北轴向转为东西轴向的摆动,如天山北路的开发,伊犁九城、迪化、巩宁等城市的兴衰,这条商路就成为体现这种变动的重要“晴雨表”。
三、“长城-天山”商路与国家建设的东西轴线
潘志平先生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西域新疆与中原的关系,如一个不对称的“哑铃”,“小头”在西域,“大头”在中原。不过,笔者想指出的是,这种战略关系还存在另外一种“倒挂”现象,政治大头是在新疆,但是支持的力量却是源自远方,特别是交通运输这根“血管”很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