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音乐国度的道德良知

我第一次见吉登·克雷默（Gidon Kremer），是在伦敦一家酒店的大堂采访他，开始没几分钟，他突然问：“我老婆跟巴伦博伊姆跑了。你能给我介绍个女朋友吗？”

通常在此类采访中，艺术家会大谈需要宣传的项目，记者则要找新鲜角度，只是这次采访太异乎寻常，以至于我没有任何其他记忆，说不定还搞砸了。但克雷默那赤裸裸的诚实和灼心的苦痛造成的印象留存至今，而且随着岁月流逝，我逐渐认识到这两种动力也是解读克雷默的勇气及其理想主义的关键。

吉登·克雷默

吉登·克雷默上个月平淡度过了75岁生日。尽管他是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小提琴家和重奏演奏家之一，但他并没有从经常批判其腐败的各界音乐人那里收到很多生日卡。他也不会挥舞国旗，因为他是一个背井离乡之人。他出生在拉脱维亚，一半犹太血统一半日耳曼血统，他生活中大部分时候与行李箱相伴，或者如他自己所说，他生活在脑袋里的一座移动书架之中。

四分之一世纪前，他与当地一群需要收入和身份认同的音乐家们一起创建了波罗的海室内乐团。这个室内乐团演奏的曲目与众不同，其中大部分是由乐团所在地区的作曲家创作。这个乐团与常规的音乐会套路保持距离，而克雷默则立足于更远的地方。当你看到他和乐手们在一起时，他总是相隔一尺开外，以他的孤独作为一枚自豪的徽章，高高地抬起他的头颅，俯瞰艺术家生活的污浊妥协。

（几天前）他寄给我一部由他委约创作的三重协奏曲，标题是《这也会过去》。他在总体上，回避那些陈词滥调。“疯狂的人实际上可能是非常聪明的，”如今他字斟句酌地跟我这么说：“如果权力被用于杀戮，真是悲剧。这年头说的就是某些政客。”

音乐能做什么？我问。“音乐不会拯救世界，但它可以缓解那些受苦人的痛楚。”他回答。他的这种有限度而可实现的目标，使得深思熟虑的克雷默与其他所有只会重复战争与和平那种只言片语的音乐界传声筒之间划分了界限。

克雷默并不轻易谈及他的苦难。他的父亲是一名在里加的乐团工作的小提琴家。克雷默在德国之声电视台最近播出的一部影片中表示：“我是——可以说是——我父亲的第二生命。他在战争中遭受了太多的痛苦。他有35个亲戚——包括他的妻子和他一岁半的女儿——死于里加的犹太隔都。”一个他未能认识的姐姐的阴影常伴克雷默左右。他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是德国人。“我觉得把我所经历的事情传递下去是一种义务。”他这么说。

他十几岁的时候在莫斯科跟随杰出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学习，但未曾获得出国的机会。他没有去讨好官僚，而是与持不同政见的作曲家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克成为好友，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演奏施尼特克的音乐。他很遗憾错过了另一位在莫斯科处于边缘地位的作曲家，波兰流亡者梅谢斯拉夫·魏因贝格。一离开俄罗斯，他就爱上了阿根廷作曲家阿斯托尔·皮亚佐拉悲喜交织的探戈。

尽管克雷默能够从萨尔茨堡到卢塞恩的各个夏季音乐节中大赚一笔，他三十多年来选择的是与朋友们在奥地利小村洛肯豪斯举办一个规模不大的“反节日音乐会”。他曾被瑞士韦尔比耶那个由银行赞助的音乐节短暂吸引，但很快就痛斥其助长的是腐蚀性的明星体制。

他的谴责在十年后仍然能引起强烈的反响：“我扪心自问：我在这个充斥‘大腕’和新老名人的峰会上做什么？我这一生都是为音乐和作曲家服务，而在一个已经被确立为‘经典’的曲目清单与一个我几十年来不得不为之奋斗才能被人听到的曲目清单之间，我觉得我现在需要做出选择。我仅仅是不想再度厕身于‘为了聚会而聚会’之中。成为如此众多出色艺术家组成的群体中的一员，并不是我想证明或确认的事情。”

他对明星身份的反感是基于对舞台上和观众中的精英的厌恶，以及对这些人培养的气氛的厌恶。他曾说过：“我就是不想呼吸这种空气，它充满了虚张声势与扭曲的价值观。”他再也没有回到韦尔比耶（我也没有）。这个音乐节的现任音乐总监是瓦列里·杰捷耶夫，你知道这点就够了。

克雷默2014年时曾经说：“我无法理解我的某些同事，他们（为了自己的便利而）支持那种状况……”他在加拿大时曾经抽出时间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囚犯演奏。如今他75岁，他的演奏并未失去其独特之处——技术无瑕、略带苦涩、毫无奉承，总是扣人心弦。

这些来自粗糙生活的片段可能有助于说明吉登·克雷默为何能够独具一格。他不想成为一个异类，他也早已与撇下他去跟巴伦博伊姆结婚的埃琳娜·巴什基洛娃和解，但他是非分明的意识迫使他做出强有力的判断，对此他无法抗拒，但是大多数人对此却不敢分享。他说，这么做，是为了音乐的缘故。

他最近告诉我，“制造音乐”和“成为音乐”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就像性与爱的区别。他爱音乐，不分昼夜，无论灵肉。使他区别于那些国际明星星际旅行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吉登·克雷默是，而且一直是，音乐国度的道德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