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堪︱无尽的思念 ——敬悼张永言教授并怀闻宥先生

今年5月初，突闻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永言先生（1927.12.4-2017.5.1）因病逝世的噩耗，顿时感到万分惊愕和悲痛。回忆起与张先生近三十年来的交往，不由得辗转难眠。寻出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写给笔者的几封亲笔信，展读再三，心情却始终不能平复，只能在混乱的思绪之下，断断续续写出一些文字，实在不足以表达对张先生的悼念之情。

张永言先生是四川成都人。1938年小学毕业，因当时日军侵略，不得不举家西迁郊区，无法升学。1939年，上海光华大学内迁建校，先生得以进入大学附中，继续学业。光华附中由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廖世承先生（1892-1970）兼任校长，学风严谨，教育理念先进。先生在此刻苦攻读六年，屡次获得“品学兼优”奖学金，并阅览了大量书籍，掌握了英语等外国语文，为继续深造和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用先生自己的话说，中学时代使他“得益无穷，受用终身”。

1947年，张先生就读于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系。1951年，进入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担任助理员。华西协合是一所私立教会大学，尤以医学院闻名全国。而先生任职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则由闻宥先生（1901-1985）主其事。闻先生生于现属上海的松江枫泾古镇，自幼博学多才，中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功在国家。

1940年，闻先生从昆明来成都，担任该校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博物馆馆长，同时主持中国文化研究所。那时正值抗战，大批知名学者云集西南，闻先生藉机先后聘请陈寅恪、刘咸、韩儒林、李方桂、董作宾、吴定良、吕叔湘、缪钺以及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法国藏学家石泰安等来研究所任教或进行研究。同年9月，《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西文名Studia Serica）创刊，这是面向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刊物，采用横排和中文外文并存的印刷方式，至1950年共出版九卷十三册，在国际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为人所熟知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1948年来四川进行方言调查时，也曾受教于闻先生。他写的第一篇关于四川方言的论文，就发表在闻先生主编的刊物上。

张永言先生进入研究所后，广泛涉猎西文东方学文献，并得到闻先生的指导，是闻先生最得力的助手，两人师生情谊甚笃，终生相濡以沫。

建国后，随着1952年至1953年的院系调整，华西协合变更为医学院，其他文理学科则被调整到其他院校，中国文化研究所也停办了。闻先生转任四川大学教授。1955年，为了参加当时正蓬勃开展的民族语文调查和研究工作，离开成都去往北京，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直至去世。张先生经徐中舒先生(1898-1991)大力推荐，1953年起在川大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55年曾前往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研究班进修。“文革”后，张先生被评为四川省汉语史学科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创办川大汉语史研究所，担任四川语言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90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先生还曾当选为第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永言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语言学者，长期从事汉语史、汉语历史词汇学和语言理论的研究，博雅精深，学贯中西，始终立于学术前沿。在汉语史研究中，先生的目标是继承传统的雅诂之学，而在视野和材料上又有所拓展和延伸，突破前人的局限，以大量方言、民族语言以及外国语的材料与汉语古文献相印证，解决了不少国内外学界亟待解决的疑难问题，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他的主要著作有《词汇学简论》(1982)《训诂学简论》(1985)《语文学论集》（增补本，1999），主编《简明古汉语字典》《世说新语辞典》等。其中《世说新语辞典》199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扩充为《世说新语大辞典》，先生担任荣誉主编，蒋宗许教授等编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该书凡一百四十余万字，内容极为精审。

正因张先生在治学中一贯注重事实，准确分析材料，充分掌握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即使一字一词也绝不疏忽，所以研究结论极具说服力，为学界所公认。

在教学方面，张先生培养了众多高水平的研究人才，其中如香港教育大学讲座教授朱庆之先生、浙江大学教授汪维辉先生、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志翘先生等等，皆为其中翘楚，是现今汉语史教学和研究领域的骨干。

张先生的三部代表作《词汇学简论》《训诂学简论》《语文学论集》，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通过责任编辑宋文涛先生的不懈努力，编为《张永言先生著作集》，已于2015年增订出版，这是先生留下的宝贵遗产。著作的出版也给先生晚年带来莫大安慰，其中详情，可参阅宋先生的大文《记张永言先生》。

我与张先生的交往，始于书信。大约是1987年末，我就《世说新语》中的“兰阇”一词的语源问题致信张先生，向他请教。彼时先生已名满天下，信发出后，心中略感不安，觉得行事有些唐突，不想先生立即赐复。自此之后，我就与先生不断互通音问，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最为频繁。先生给我的来信，总计在两百通以上，内容全部是讨论学术问题的。

与张先生见面，却是要到1997年。当年夏、秋之交，先生邀请我到川大汉语史所访问讲学，我虽然十分惶恐，但长者盛情不敢推辞，于是前往成都，在川大停留了半个月。在此期间，我拜会了张先生及其诸位弟子，参加了研究所内举行的学术会议，作了三场报告。先生还特地安排霍巍教授与我见面畅谈。霍教授生于1957年，任川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藏学研究所所长、博物馆馆长等职，是教育部“长江学者”。他在西藏的考古工作举世皆知，如发现了西藏中尼边境吉隆的《大唐天竺使之铭》等等，也是国内对“高原丝绸之路”最有研究的学者，其真知灼见得自多年来艰苦的田野实践，着实让我获益匪浅。访问结束前，张先生又代表校方聘我为汉语史所兼职教授。现在回忆起这些，又想到多年来竟未能对汉语史所的工作略尽绵薄，有负张先生的期许，真是惭愧之极！

在1994年至2000年期间，我协助王元化先生（1920-2008）编辑丛刊《学术集林》，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共出了十七辑。我将《集林》二、三两辑寄给张先生，请他指正。先生看过后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1995年正值闻宥先生逝世十周年，张先生为表示纪念，决定将1973年12月22日至1985年9月22日闻先生给他的书信八十八通编为《闻宥遗札》（内含闻先生给我的一封信，我无缘面谒闻先生，只有一次通信，原信已转赠张先生），经过精心整理之后，加上“注释”，并撰写“前言”，寄给《集林》刊发，《集林》在第五、六辑（1995年出版）全文刊出。这批书札正如张先生在前言中所说，“涉及面很广，具有学术、历史、文献、掌故诸方面的价值”，从中可以窥见闻宥先生“为人的风范和治学的特征”。

闻宥先生当年（1955）满怀热情赴京参加民族语文工作，不想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此后长达二十余年，他在学术界“消失”了。闻、张两位先生尽管远隔两地，书信往来却从未间断，碍于身体原因，两位先生都无力远行，但都时刻关注国内外的学术信息，通过书信互相交流。闻先生曾几次想去成都与张先生面谈，但都未能成行。1980年8月15日闻先生信中说：“医生劝我不要外出，不但飞机绝不能搭，便是长途卧车亦可能有问题。小儿辈更竭力劝阻。因此我已决定放弃西来。估计在世之日，亦已无多，此后未必能再与兄等晤叙，思之黯然……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此愿不遂，遂拉杂奉陈，恨不能尽其万一也。”

闻宥先生不仅是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家，还是诗人和书法家，对古代器物也有精深研究，尤以铜鼓和汉画像，造诣最深。他生平喜藏书，集拓本，存信札。2010年，为纪念闻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年，得到国家古籍整理专项经费资助，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闻宥落照堂藏青铜器拓本》，共收拓片两百三十九器，其中商周器一百八十件，秦汉及以后器五十九件。闻先生存有与百余家学者往来书札，共约八百多封，颇为珍贵。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商请闻先生哲嗣闻广先生（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地质考古学家，尤精于古玉研究，已去世）和蒋秋华先生主编《落照堂集存国人信札手迹》（全书九百零一页），已在2013年12月出版。至于闻先生最重要的中英文语言学论文，则至今未能结集出版，只由其助手辑为一小册，1985年内部印行，实是一大憾事。

张先生是闻先生的传人，他给我的来信内容丰富，极具学术价值，以下仅录1995年夏的短简一通，并略作说明：

文堪先生：

惠书与W. W. Gage “Vietnamese in Mon-Khmer perspective”文复印本均已奉到，感纫无尽。

闻先生介绍“华夷译语”文已编入《学术集林》卷六，面世有期，闻之欣慰。朱君文章亦蒙采用，俟其返蓉，当面告之。近Mair教授有函自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写至朱君，我已代为收下，俟见面时转交。未知Mair为拙编所撰美评由您译汉者已否编入《集林》也。

北大王邦维先生来蓉开会，月初过访寒舍，谈及《大唐西域记校注》拟出修订本，而当时参加工作的人中已有四位先生先后去世（杨廷福、朱杰勤、范祥雍、张毅【汶江】）。言下不胜感慨，令人恻怆不已。王先生亦谓张先生《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校注》质量很好，可惜交稿多年，而出版愆期，终成posthumous work (?)，为之扼腕。此间僻远，此《校注》我至今未见，亦可谓陋矣。王先生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研究》，据云最近即可见书（中华出版），诚喜讯也。

此间无《新闻出版报》，辞书评奖结果无由详知，仅从《文汇读书周报》得知黑龙江大学的《大俄汉词典》与北京大学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评为一等奖；又友人告知四川参评书中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获二等奖云。方龄贵先生(1918- )的书乃是专门学术著作，单从辞书角度品评，实不免委屈，然获奖亦确非易易也。年来老成人相继凋谢，为方书写序的吴晓铃先生(1915-1995.2.7)，作古已逾半载矣。

此间溽暑，想沪上更甚，诸惟珍卫不尽，即颂

文祺！

张永言上

1995-08-14

信中提到的朱君，即张先生弟子朱庆之(1956- )。Mair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汉学家梅维恒（1943- ），他曾为先生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撰写书评，由我译为中文，刊于《学术集林》第四辑。《集林》第十五辑（1999年出版）还刊载过闻宥先生致徐中舒先生论学书札，由徐先生文孙徐亮功先生整理提供，张先生撰写“前记”。方齡贵先生（1918-2011）是我国著名元史学家、云南师范大学教授，所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由我任责任编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出版；后扩充为《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2001年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与云南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信中提及的张毅先生(1924-1994)，字汶江，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一生坎坷，后任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除参加《大唐西域记》校注工作外，他主要的研究成果《往五天竺国传笺释》，1988年完成交稿，199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学界评价甚高，奈何书出版当年，张毅先生已然过世。同样遗憾的是，日本学者桑山正进主编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已在1992年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刊行，未及参考。张毅先生还与人合译过现存阿拉伯文献中最古老的一部中国游记即《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ār a1-Sïn wa’l-Hind，写于九世纪中叶至十世纪初），并著有专书《古代中国与亚非地区的海上交通》，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

2000年以后，张先生的视力和身体健康状况已每况愈下。先生一生未婚，从弟弟处过继一女名美意，定居加拿大，每年回国一次探望先生。而先生的日常饮食起居，则由弟弟一家照料。我与先生的联系也渐少，不过他还是几次给我写信，总是回忆起闻先生的往事。先生的书房兼卧室中始终挂着一张横幅，题款为“夜坐杂忆古今人词句，录奉永言吾兄存念。一九五三年秋闻宥”。他还特意找出保存多年的闻先生论著的若干抽印本，寄到我处，其中的印刷错误都已经闻、张两先生亲笔校改。窃以为先生深意，仍是希望闻先生的学术能够发扬光大。

2015年春，我收到征稿通知：为纪念张永言先生执教六十五周年和米寿，拟编辑出版论文集。我立即撰写了一篇小文《略谈印欧人的“故乡”及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奉上，而其由来，则是张先生在讨论《高僧传》和《晋书》所记佛图澄说过的一句“羯语”时，引用了英国伊朗学家贝利（H. W. Bailey, 1899-1996）的伊朗语译释，并认为“其说亦有理有据。若然，则佛图澄为口操印度—伊朗语族某种语言的印欧人”，极具卓识。

纪念文集收文四十余篇，厚达七百六十九页，题为《汉语历史语言学的传承与发展——张永言先生从教六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经过编者的努力，在2016年5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上文提及的宋文涛先生仍担任责编。为了祝贺先生米寿生日（2015年12月4日），宋先生特意提前赶制样书五册，3日从上海飞赴成都，参加由先生亲属和及门弟子操办的庆寿宴会，将样书呈送先生过目。

2016年12月23日至26日，四川大学还举办了“第五届汉语史暨张永言、赵振铎、向熹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来自全国近五十所高校百余名学者与会。我们都衷心祝愿先生长寿安康，讵料未及半载，先生竟归道山。纵观先生一生，与闻宥先生一样，因为种种原因，学术抱负未能充分施展。生前的志业与理想，还有许多尚未实现。我想，通过一辈辈后学的努力，将中国的语言科学一步步推向高峰，就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