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彦弘︱将宰相制度研究提升到更高平台——记祝总斌先生

孟彦弘

2017-05-31 11:4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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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科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大版
祝总斌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新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了新版。承责编张晗兄寄赠一册,装帧、印制均极好。这应该是第三版了。第一版是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的,小三十二开,锁线平装,任意从哪儿翻开,都会自然展开,不会合上,更不会断开;惟一美中不足,就是有四张“夹心纸”,但有两张在书末,所以并不扎眼。后来,中国社科将此书归入“社科文库”,印成了较为讲究的大三十二开,但打开却有些费劲;打开了,不用东西压着,就会自然合拢。北大的这一版,精装、锁线,用纸好、排版也好。疏朗、美观。与中华书局2009年为祝先生印制的《材不材斋史学丛稿》可相媲美。这样的印制,才配得上这样的书。宰相制度,是中国古代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著很多,但论深度、论贡献,我觉得,这部书是最优秀的;套用一句朋友的话,“没有之一”。
至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学界都将宰相制度作为理解中国古代制度的一个枢纽。这跟学术界讨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皇权等问题密切相关,跟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的问题,也有点关系。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中国制度的发展有个认识,那就是皇权越来越强化、专制主义越来越严重;分析秦汉到隋唐的中央政治制度的演变——皇帝身边的内臣及机构,不断外化为朝廷的机构。祝先生这本书所着重分析的尚书、中书、门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到了唐初,这三省的长官成了“当然宰相”,参加政事堂会议——认为其动力或根本原因,就是皇帝与宰相的矛盾,或谓之君相矛盾。这成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对明清的中枢体制演变的分析,也基本是这个框架。港台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学术论著,基本是对材料的收集、梳理,甚至是堆砌,延续的是五十年代以前的学术脉胳——主要是政治系出身的学者的研究理路。
祝先生认为,首先要对“宰相”下一个定义,即具有什么样的权力的人或机构,才能称之为“宰相”——他认为,必须具有两项权力,一是参政议政权,主要是能与皇帝议事,参与决策;二是监督百官执行权,即能直接领导政府部门进行行政运作。不能同时具有这两项权力,即不被视作“宰相”。我们知道,所谓“宰相”,在中国古代大多数时候是个泛称;如果不进行定义,问题就无法深入讨论。有时说了半天、争了半晌,其实大家并不在一个平台上,是各说各话,这当然不利于问题讨论的深入。
这个定义,在宰相研究史上,我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使得宰相制度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当然,这个定义是不是能贯彻到两千年的帝制当中,还可以再讨论。我倾向于把宰相视作介于皇帝与行政或政府部门之间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有时是由几个相关的部门共同组成;就人员而言,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几个人),它当然要参与最高的国是决策、重要人事任免的讨论;但对政府或行政部门的指使或领导,又具有弹性,有时是直接而有力的,有时是间接而较软弱、甚至无权直接下发指令。皇帝的终身性、世袭性,决定了这个“中间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帝制的特点,又决定了皇帝的权力具有弹性。所以,不同时代、不同情景,宰相作用的发挥、权限的大小各有不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倒未必能说明皇权或专制程度等问题。
这部书具体研究的是两汉魏晋南北朝,即汉到隋以前的七百年间的宰相制度。他用自己的定义,具体而细致地研究了三公、尚书、中书、门下这几个重要的机构,是不是宰相机构、是在什么时候、怎样一步步成为或不再是宰相机构的。所谓“具体而细致”,是指他将相关材料、特别是官文书,放到具体的政事运行过程中来加以分析和考辨。这正是近年学界所极力倡导的“活的制度史”的研究方法。正因为是这样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就导出了他在理论上的一个贡献,即这七百年间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或动力,不是所谓君相之争,而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这就使原来的那种逻辑飘浮的解释,落到了实处;不是“事外求理”,而是体现在具体的运作中的“理在事中”。周一良先生曾高度评价此书,说:“祝总斌研究汉晋到南北朝的宰相制度,以这段时期皇权相权的相互关系为线索,追溯了从汉代三公到唐代三省之间的演变,把八百年间中枢政权所在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关于此书的具体、中肯、准确的学术评价,可参祝先生高足陈苏镇先生的书评(初刊于此书初版伊始的1991年,收入其《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北大出版社,2013年)。
祝总斌先生
北大历史系中古史老先生的课,我几乎都旁听过;但听得最多的,是祝先生的课。我听过他开的史学史、法制史、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史;他还开过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不知何以我错过了。新版的这部书,就是他当年的授课讲义。1990年初版《后记》中,祝先生说:“这是我多年讲授的专题课‘两汉魏晋南北朝制度史’中,有关宰相制度的一部分内容,经过整理、扩充,1987年秋撰成此稿。”我在北大三教旁听这门课时,这部书正在印制过程中。课间请益时,祝先生曾说此书出版,送我一部。但印出来,没赶上祝先生开课,所以没能像其他学生一样,得其赐赠。他的学生韩树峰兄跟我最熟,力劝我拜谒索讨,我实在有点不好意思,于是,自购一册,并随手写了一则题记:“一九九一年购于鼓楼社科出版社服务部。前此则于三教听祝先生授此课也。”据北大的同学说,田馀庆先生很乐于给学生赠书,但不大愿请学生吃饭;祝先生则正好相反。我得田先生赐书甚多,几乎每出一部即蒙他赐赠一部,但确实没吃过田先生的饭(在他晚年,某年元宵节前后与韩树峰、侯旭东二兄趋谒,闲聊间,蒙师母赐食汤圆。我想,这不能算)。祝先生日后也曾赐予其论著,但我却也从没吃过他的请。所以,这等传言,大概只有与他很亲近的嫡传生徒才能证明吧。
《材不材斋史学丛稿》
祝先生八十岁生日,正逢中华书局出版其《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古史中心为他举办了贺寿座谈会。会上祝先生说,自己早年定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完成百万字的成果。他说,自己七十年代从法律系转入历史系,主攻魏晋南北朝史,但连卢弼的《三国志集解》都没用过。我想,这个“量化”的指标,是他对自己的鞭策和要求。况且,那时大家哪能知道“文革”何时结束,什么时候教学、科研能真正走上正轨呢。他在《我与中国古代史》(《学林春秋二编》,朝华出版社,1999年)中所说,“开始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不得其门而入;逐渐摸索出一点门径的过程中,大量旺盛精力又被迫消耗在无谓的‘运动’‘文革’之中。改革开放,好日子到来了,已垂垂老矣。”可谓真实写照。这个指标,在当时看来,实在也是不易达到的。
《材不材斋文集》
2006年,在各出版社经济效益不是太好、大家都不大愿意印行学术论著时,张国安兄积极张罗,几经努力,终于请三秦出版社为祝先生印行了两册(分别名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共计七十馀万字的《材不材斋文集》。在《后记》里,祝先生说:“这是我1982年以来教学之馀,所写古史文章的结集,内容上起先秦,下及明清,而以魏晋南北朝和古代政治制度史为主。”他在《我与中国古代史》中,也说:“从我的经历看,应该说直到八十年代五十岁时,才真正进入中国古代史‘角色’,发表反映自己观点的文章。”
从1982年到写这篇《后记》的2004年,也不过二十年的时间,加上1990年印行的近三十万字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正好百万字。在进入“角色”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完成百万字的学术论著,并不容易。何况,论集所收,均为专门性的艰深研究,没有一篇是常识性的介绍。就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既有法制史,又有史学史,还有思想史甚至文学史(他本是学文学出身);既有他所倾力专攻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也有宋代、明代和清代。无论是断代,还是研究内容,跨度都很大,这也意味着作者必须付出更多的精力,才有可能真正掌握相关问题的基本史料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基本状况(在一个领域里的深耕细作,与跨出领域之外的开垦,投入的精力是成几何倍增长的)。周一良先生在《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中,曾从宏观上总结过祝先生的成果:“祝总斌先生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能够观其会通,诚如司迁说‘通古今之变’,他的宰相制度的研究是其一例。”(《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83页
祝先生虽谦称自己“真正进入中国古代史‘角色’”较晚,但事实上,他的知识面很宽,特别是在小学方面下过大功夫。这在历史系他的师友中是有共识的。他的藏书也很多,有1972年以后的整套《考古》。这在一个以研究文献见长的学者的书斋中,是少见的。
俗语称“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放在祝先生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字,精瘦有力,一丝不苟。讲课时的板书尤为好看、醒目。文字表达,精干乃至于有些硬。逻辑清晰、严密,常常是一二三、甲乙丙、123。这有点像语言学的论文,当然还没有到语言学论文每一段落都加标序号的程度。写作时,他常爱自设问句,但回答时,常用一“否”字。比如“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否!”然后,详引史料,一一切加辨驳,清晰透彻,令人信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大历史系,中古史最强。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来说,老辈是出生于1913年的周一良先生,中间是出生于1924年的田馀庆先生,最年轻的就是出生于1930年的祝总斌先生。田馀庆先生在《周一良先生周年祭》(《师友杂忆》,海豚出版社,2014年)中说:“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说到八十年代以来他在历史系与祝总斌先生和我三人‘形成系内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松散而亲密的联盟’。此事是我与祝先生出于对周先生的敬重,希望他能领着我们开展研究而向周先生提出的,多少有拜师的意味。周先生当时用‘松散的联盟’五个字一锤定音。至于‘亲密’一词,是他根据后来十馀年来我们在科研方面的联系而加上的,准确反映了实际情况,表达了他自己的感受,对我来说,也是荣幸。”这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学术小环境。三位先生治史各有擅长。祝先生以研究制度史知名。事实证明,这也确实是非常适合他的一个领域。有像《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这样的成果,可谓良有以也,虽然,祝先生总有些予人以“掩映”在周、田两位先生之下的感觉。研究的课题,有难易和重要与否之别,但无好坏之分;能找到自己喜欢同时又适合自己专长的学术专攻,实在是很重要的。
祝先生的为人,可谓“有口皆碑”。这不是形容,不是泛称,而是实录。私下聊天,他也极少月旦人物、评说是非。我总觉得,“人人背后都说人、人人背后都被说”,说人与被人说,是常态。我很乐意说人;人说我,我也无所谓。反正这又不是装入档案袋中的组织部门的评鉴,既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地位和前程,也不会削减他的成就和贡献。本着这样的目的,跟祝先生请益聊天,我就难免觉得“不带劲”。说的话,可以给任何人听,那就不容易有亲近感(我这是典型的“小人之交”)。祝先生即使是对学生,也“不随便”,聊天时甚至让人感到他有些拘谨。同时,他又极为客气。我们趋府拜谒,他必定送下楼,有时还会陪着走至小区门口,方才转回。我总觉得,常去拜谒会增加他的负担。
他的谦退、平和,是出了名的。我听他的一位老学生说,某次拟赴外地参加学术会议,说好,是随田先生一道去的;临了,田先生有事还是身体不适,不能成行,他也随之取消了行程。问他,他说,有田先生,自己就可以不用说话(不发言);田先生不去,他就得说话,于是,就索性也不去了。那时,我听了这事,颇有些不以为然——田先生去了,固然由田先生发言;田先生不去,自己发言,又有何妨呢。现在痴长了几岁,终于可以“感同身受”了。场面话,不能精彩,那就不如不说。会议,规模越大、规格越高,仪式性就越强;参加会的人,主席台就坐的,也有不少是“陪客”,坐在台下的,就更像是民工。我曾玩笑,这种会议,主办方完全可以雇民工坐台下充数,气氛会更热烈,成本还要更低,何乐而不为呢。至于宣读论文,更不必在意;有价值的论文,一定很快就会公开刊布(特别是现在这种考核,找部手稿都难,更不用说藏之名山了),实不必非与会才行。
祝先生直接指导的研究生并不算多,但通过听课受他影响的学生却比较多。甚至一些并非以秦汉魏晋南北朝为专攻的学生,也认为自己在学业上受了他很大的影响。祝先生对学生的鼓励、提携也是出了名的。据说,他跟田先生都参加某博士生的答辩,面对几十万字的论文,田先生说,这里面能有多少东西是心得呢;祝先生说,就是抄成这么多(那时还是手写,既不能检索,也不能拷贝),也不容易。是否实有其事,姑置不论,这确实反映了两位先生的性格。平心而论,这部日后正式出版的书,是有心得,但也确有史料堆砌、表达啰嗦行文枝蔓的毛病,所谓有水份是也。年轻学子,得老师鼓励,自然容易对学问产生兴趣。但对学生鼓励太多,有时也未必是好事;这很容易让学生飘起来,于学问不知深浅,以为变成铅字就是成果,虽然这与老师当初的鼓励已无必然关系了。
我很荣幸,参加了祝先生八十华诞的座谈与贺宴;也很庆幸,有机会参与了他的两部论文集的编校工作。本书出版时,祝先生年近花甲,但身体却犹为壮年,编校等一切琐事均亲历亲为,没有机会为先生效力;现谨以此小文,藉这部已成名著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新版,恭祝先生身体康健,寿登期颐!
日前随韩树峰兄往中关园拜谒祝先生。除因胯骨损伤(他说这是因他个子小,长期骑28自行车,车座较高所致。我疑心与他七十年代在江西鲤鱼洲劳动,常扛百十斤乃至两百斤麻袋的重体力劳动有关。他那时的体重也才一百来斤吧),不良于行,手有些颤抖(病因不明),他的精神状态甚好,头脑十分清晰,听力特好,谈话反应极灵敏。这次聊天,知道了他早年的一些情况。他1949年入华北革大,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干部政法学院工作(曾短期至昌黎参加甄别志愿军的“三反”。在阜宁一带调查,为安全,得佩枪。他风趣地说,也曾在讯问资本家时,拍着胯上的盒子枪,威胁“不老实交待,毙了你”,但却惴惴然,生怕走火。与同事“破一大案”,所谓某人贪污数百万,乃子虚乌有也)。1954年调入北大法律系,教法制史;1972年调入历史系。文革结束,拔乱反正,邓广铭先生任系主任,他任副主任,协助邓先生工作,曾受命接洽外请老师如王利器、刘乃和、胡如雷、宁可等先生来北大讲课。长期从事魏晋南北史的教学与研究,直至离休。他指导研究生,总是带着学生读《通鉴》,现在这似乎已成了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研究生的“必选科目”。
2017年5月,于新都槐荫室
责任编辑:郑诗亮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祝总斌,宰相制度,两汉魏晋南北朝,周一良,田余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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