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谈科普：拿纳税人钱做科研，就应该要告知民众在干什么

“您看到那么多细胞信号传导通路，那都是一个实验、一个实验做出来的结果，而不是一打开细胞就能看得见。”当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陈正军和一位前来“实验室开放日”的孩子家长如此介绍时，那位家长恍然大悟：“哇，这么多东西。”

这一场景发生在上海岳阳路中国科学院的一栋科研大楼里，原本这是市民很少涉足的神秘地方。五月下旬，在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倡导并发起的全国细胞生物学“实验室开放日”活动中，来自十几家上海科研院所的近三十个实验室参与该项活动，中小学生得以与他们的家长一起，走进看似神秘的实验大楼。

他们看到了显微镜下，放大数百倍时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的形态差别，也第一次见到了生物实验中常用来分离蛋白质和DNA的电泳设备，知道了常被科学家挂在嘴边的绿色荧光标志物是什么样的。

作为科学家，陈正军试图让更多普通民众明白，一种临床药物从基础科学发现到成果转化，再到最后出现在患者面前，是多么不容易的漫长过程。

比如一条蛋白或基因分子信号通路的新发现，会先后需要在细胞模型、小动物、大动物上验证它的生物学作用。如果是药物研究，则还有更为重要的安全性验证。而这些都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投入。

“不然，患者会觉得，你们科学家怎么做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能给我治病，怎么肝癌、肺癌还不能治好。”陈正军说。

他所在的实验室五年来参与了多次“实验室开放日”活动，主题是“细胞信号通路与肿瘤”。所谓细胞信号通路，研究的是细胞的内外环境信号如何进行沟通和响应，细胞内外信号沟通和响应异常可能会导致细胞“生病”或“死亡”，从而引发炎症、癌症等疾病。

“作为一个科学家，从国家申请的科研经费都是民众上交给国家的税钱，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告诉社会，科研是在做什么事情，为什么做这些事情，让民众明白我们在高楼深院里干什么，捯饬的小老鼠、细胞、瓶瓶罐罐是干什么。”陈正军说。作为上海细胞生物学会现任理事长，他感觉到科学家做科普是理所应当的，也应该是一种义务。

一年里抽出一天，让民众理解科学家做了什么

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陈正军聊起了上世纪90年代在德国马普科学院工作时看到的德国式科普。

一年365天中有一天是马普科学院实验室的开放日，那天，实验室成了展区，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前来参观，无需登记。

那时候，陈正军就受到德国马普科学院对科普的启发：“拿了纳税人钱来做科研经费，就应该告诉纳税人你们在干什么，不要太神秘，让象牙塔中的基础科学（知识）走向民众，让民众理解他们的钱去做基础科学研究是为了什么。”

陈正军坦言，尽管国内目前的开放日活动已经举办了多年，但仍在完善之中，开展的过程中仍受到诸多限制。比如因为实验室接待能力有限，只能接受公众提前预约，在特定的两小时内参观，开放度仍有待体提高，而高于常日的人流量意味着需要安保的加强。今后，陈正军希望不仅仅有中小学生的身影，还能有青年人和中老年人来参加“实验室开放日”。

今年，上海地区约有近30个实验室自愿参与开放日活动。尽管开放的实验室数量较去年增长了一半，但对于科普，仍并非所有科学家都愿意花费精力来做。

“从职业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如此，政治家做政治家的事情，哲学家做哲学家的事情，科学家就是潜心做自己的研究。”陈正军说：“但是不管是哪个行当，你要是从社会、从国家拿钱，就应该给社会一个基本的交代，让社会了解钱用来干什么了，让人理解做这些事值不值。尤其你要的不是一分、两分钱，而是相当数目的钱，老百姓肯定希望获得这些信息。”

另一方面，做科普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很多科学家在参加同行学术报告时没有问题，但要将“行话”翻译成普通民众听得懂的语音时就犯了怵。“怎么给普通老百姓介绍什么是DNA，什么是PCR（聚合酶链式反应）？要用特别通俗易懂、简单明确的语言来介绍，这是一种特别的挑战。”陈正军说。

象牙塔中的科学家与研发能力有限的生物制药公司之间需要桥梁

陈正军已连任上海细胞生物学会的理事长，在新任期的四年里，除了学术交流、科普和再教育，他希望积极推动产学研的合作。

“在象牙塔中潜心做研究的科学家如何把他们的科研成果转移转化，与产业、公司进行合作，这是需要努力去探索的。”陈正军说。至于是不是应该支持科学家创业，他认为，这是个人取向，要看具体的条件和项目是否适合。

但他并不认为每个科学家都应该去办公司，“办公司和做科研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科学家办公司大部分都可能不会很成功的”。

在他看来，“应该让科学家的专业知识、创新的科学思想用于产业化”。“科学家创新的科学思想和前沿的专业知识应该得到转移、转化，这可能比单一的成果转化更为有意义。科学家不一定需要自己亲自挂帅去打理公司，毕竟隔行如隔山，商业、挣钱完全是另一番天地。”陈正军说。

一边是科学家的科研成果和科学思想无法得到有效产业化和转化，一边是国内诸多小型生物制药公司缺乏自主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据统计，一款新药物从基础研发到最终上市的成本极其昂贵，高达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而一至三期，甚至四期漫长的临床试验也往往让进程长达十几年，中途有非常高的失败率。因而，对于国内很多实力较为单薄的生物制药公司而言，原研药的前期投资风险太高，弃而投做国外已经专利到期的仿制药。相对而言，仿制药的投资风险要低得多。

在陈正军看来，需要产业化转型的科学家和因为前期高投资风险而畏手畏脚的国内生物医药公司可以衔接起来。

“如果国家有政策规定，帮助建立一些非营利平台，就可以辅助科学家转移、转化科研成果，减少生物制药公司前期不确定的投资风险，将科学家的关键成果转移到公司产业化。”陈正军个人认为，目前国外已经形成类似较为成熟的非营利转移转化平台，比如英国的国家医学研究院科技部（MRCT），但国内尚未建立这样大型成熟的转移转化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