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综复杂的“发展”何以改变世界？

2017年5月26-28日，由上海大学全球发展史研究中心、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英国斯科莱德大学卫生与医疗保健社会史研究中心及日内瓦国际与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改变世界之道：错综复杂的发展的历史”（“How to Change the World”：Entangled Histories of Development）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召开。此次会议的召集人是上海大学全球发展史研究中心主任Iris Borowy和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勇安教授，来自英国、美国、德国及瑞士、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尼泊尔、阿根廷、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46位学者参与了这次讨论。

至少在过去的两百年间，“发展”这一概念对大多数国际政策都产生了影响。尽管这一术语在1945年后才成为国际话语的重要概念，但是“发展”的观念显然早已有之。它来源于这样的理念：社会经济条件可以而且应该被改善，并应该实施专门的政策来实现这种改善。而“发展”是一个极富争议的概念，其所具有的建构色彩也一再被人指出。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和吉尔伯特·里斯特（Gilbert Rist）等批评家谴责说，“发展”的实质是高收入国家的一种霸权政策。以“发展”之名形成的国际格局体现了诸国权力的不平等，代表着那些使国际格局得以发挥效力的国家的利益。这些批评者还呼吁人们注意这一现象：尽管——抑或因为——几十年的“发展”旨在缩小差距，但是世界各地人民的经济不平等在持续扩大。与此同时，理查德·乔利（Richard Jolly）和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等学者以寿命、婴儿死亡率、性别平等或者识字率等社会指标作为衡量标准，认为“发展”其实是成功的。双方观点的差异因对“发展”这一概念的不同解释而变得更加复杂。

适值联合国《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发表三十周年之际，本次会议旨在以世界史的视角，试析18世纪以来关于“发展”的不同理念和实践（发展的实践包括工业化、集体化、强化、发展援助方案等），以及这些理论和实践如何使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方的历史相互影响。会议主要分为三个主题，一是发展在一些关键领域（包括政府、社会运动、个人、组织及其他发展主体）取得的卓有成效的实践，二是关于发展之经济、卫生、环境及其互动的新兴研究领域，三是发展与中国。

“发展”何以改变农村

发展是错综繁复的，工业革命产生的现代性赋予了西欧无可比拟的优势，使得西欧率先突破了传统的发展模式。这种现代性奠定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方向，“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或多或少遵循了西欧发展的轨迹，直接或间接地与之产生交互。但是，正如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亚历山大·纽森纳德（Alexander Nützenadel）教授在会议首日所述，当整个世界都卷入“发展”之中后，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全球经济与发展本身的不平等，且这种不平等正在加剧。那么如何“改变世界”？

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兼雷切尔·卡森环境和社会研究中心的格雷格·密特曼（Gregg Mitman）教授以利比里亚作为个案，认为由于历史遗留的原因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利比里亚的历史和文化遭到抹杀，“利比里亚人失去了一切，包括自己的价值观和历史遗产”；此外，利比里亚以自然资源如森林、农作物等换取国际医疗等服务，并且种植经济作物以契合国际市场，实际上制约了本国的发展。密特曼教授对此提出了解决之道，认为利比里亚人应该重新发现自己的历史，缩小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之间的代沟；解决疾病的困扰，以及疾病带来的饥荒、食品安全问题；放弃仅仅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大规模伐木的经济模式，重新重视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密特曼教授进一步总结道，发展是多方面的，不能仅有发展之名而无发展之实。

大多数学者在考察发展这一理念时，都将视角聚焦于城市，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哈拉尔德·费希尔蒂内（Harald Fischer-Tiné）教授则以印度农村重建为例分析了处于西方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农村的发展。费希尔蒂内教授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宗教性质的社团，尤其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在重建印度甚至东南亚农村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宗教团体并没有给这些地区的农村带来宗教化的发展，相反，这些发展是世俗化的。费希尔蒂内教授进一步指出，在农村重建的过程中，这些宗教团体对当地的精英进行训练，因此美国“科学的”农村专家的经验和宗教热情与当地的农村经验相融合，推动了冷战前期农村地区的发展以及农村知识在全球范围的流动。鲁汶大学的博士研究本杰明·施泰根（Benjamin Steegen）博士则以乡村重建组织（Village Re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对印度农村产生的影响为视角，对农村发展问题进行了分析。施泰根研究员认为，乡村在面临外部威胁，即权力被政府剥夺、土地受到城市扩张的影响、文化受到大众媒体的侵蚀的同时，其内部也存在着缺陷：被宗教迷信和等级制度割裂、甘于贫穷并认为贫穷有利于安全。为了扭转外部与内部对发展造成的制约，乡村应该通过再教育改变社区概念，并且实现物质资料以及精神状态的转变。

巴塞尔大学的萨布丽娜·雷格米（Sabrina Regmi）博士指陈了农村发展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微型企业发展（Microenterprise development）。微型企业发展指适度削减生存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并且发展市场导向型经济。雷格米博士以尼泊尔为个案，认为微型企业发展能够帮助农村地区战胜贫穷，促进发展。但同时，雷格米博士也指出农村的微型企业发展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对妇女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父权家长制。

“发展”中的环境、卫生政策

除社会经济水平、机构政策运行等衡量发展的传统标准外，国家的健康卫生的发展、科教文化的发展也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上述发展建设时，除本国政府发挥的主导性作用外，国际组织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本次学术会议部分学者以“医疗卫生”和“文化建设”为切入点，选取个别具有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进行案例分析，对“发展”这一概念从一个新视野的加以探讨。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马丁·戈尔斯基（Martin Gorsky）教授将研究目光着眼于世界卫生组织，试图探讨战后全球卫生政策的制定和发展。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下属的一个专门机构，是国际上最大的政府间卫生组织，它的主要职能包括：应对公共卫生威胁、促进流行病防治以及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和培训等。但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健康项目的规划和考虑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议和变化。二战的浩劫，使得人们意识到全球合作建立跨地区卫生系统的必要性，可二战后两极对立的加剧，第三世界的崛起，种种状况使得全球健康项目合作充满分歧与猜忌。戈尔斯基教授分别以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的政策制定为例，详细的说明了这种发展变化。

1950年代的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并没有将“卫生服务”视为重点考事项，即便是将“卫生服务”纳入讨论议程，世界卫生组织在建立“全球卫生系统”时，往往也会将超级大国的利益考虑其中。此时，世界卫生组织受地缘政治影响较大，虽然相关部门提出了几份相关的发展报告，但依旧受到政治掣肘，其本身作为国际组织所能起到的影响甚微。到了60年代，这种两极对立状况加剧，双方开始追求软实力上的较量，此时的世界卫生组织积极寻求一种“中间道路”，即致力于扩展其本身的影响力；例如对拉美实行的名为泛美卫生组织/发展研究中心方式（PAHO/CENDES method）的援助计划，在对当地进行医疗援助的同时也进行相应的成本评估。可实际上，很多发展规划并没有被很好的实施，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卫生”发展的规划缺少一定的统计经验，在实施具体援助的过程中也没有能考虑到本地的社会安全状况和具体的资金来源。种种问题在70年代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戈尔斯基教授指出，由于基础卫生服务以及一般系统理论的不断发展，世界卫生组织的援助决策也愈加科学系统，这对世界卫生系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于1904年，如今已成为全球闻名的慈善机构。其援助项目涵盖范围之广，包括农业改良、控制人口、医疗卫生、人文科教等等。除了对地区提供直接的经济资助之外，基金会还致力于运营种类丰富的团体救助项目，在战争时期，这类交流项目加强了区域间、团体间的技术、人才的流动。日内瓦洛桑大学的林意唐博士以这类团体项目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了该类项目运营的目的、牵涉的人物、构建的网络架构和其管理模式。其中，着重介绍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国救济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的联系。她认为这种团体项目是国际卫生项目的重要补充，并且依旧持续在人力资本和公共服务上进行投入和建设。另一方面，来自日内瓦国际与发展研究院的多伊纳·安卡·克雷楚（Doina Anca Cretu）博士则以两次战争期间的罗马尼亚健康部门为例，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社区发展的早期阶段进行探讨。该报告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共产主义转变、罗马尼亚乡村现代化和基劳健康模式这三个方面，探讨了两次战争期间东欧国家国内重建和国际合作的相互作用，力图以社会和政治视角对个案加以研究，对战后罗马尼亚的国家和现代化进程、以及美国对外援助进行剖析。

上海大学历史系张勇安和乔晶花的报告以《北约“第三维”：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与空气污染治理(1969-1974)》为题，20世纪60年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光化学污染、空气污染问题尤为严重。继各国政府陆续颁布空气法案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率先提出建立北约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其中空气污染治理是该委员会的重点工作之一。在报告中，她以冷战时期委员会围绕空气污染治理开展的合作尝试为个案研究，分析了国际社会是如何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外交博弈，进而从环境维度展现了冷战国际史研究新方向。

世界发展中的中国

自二战以来，国际舞台上要么苏联模式，要么西方模式。所以，一些国家不得不在美苏之间周旋、运作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在本次会议的主旨演讲中，布兰迪斯大学教授、美国外交关系史学会前主席戴维·恩格曼教授以《发展和冷战：来自印度的经验》为题，着眼考察冷战中美国、前苏联和印度之间的三角关系，重点讲述了美苏冷战期间的外交政策对印度国家内部的影响，对印度国家内部各个利益群体的权力斗争展开阐述，阐释美苏对印度发展模式的影响。他指出，印度正是将冷战作为自身发展的契机，利用美苏的政治军事博弈来获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如同时安排会见美国和苏联两国外交使节，以避免引起美苏的正面冲突，成功获得两国的援助。而冷战结束后，苏联模式随着苏联的解体而退出历史舞台，而中国则逐渐崛起并愈来愈为国际社会所关注，所以，中国的发展也成了此次论坛热议的话题之一。

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加布里埃尔·加西亚（Gabriel Garcia）博士做了《北京的发展模式：为拉丁美洲提供的经验》，该报告首先提到拉丁美洲国家多、人口多，人口增长率高，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拉丁美洲在寻找不同的发展模式。接着指出，拉丁美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能保持稳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依靠原材料出口和农业经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暴力事件频发，政治系统脆弱。而对比中国发展趋势，作者认为，中国国家对经济的指引、实用主义和政治机构的现代化可以作为拉丁美洲的学习经验——拉丁美洲的发展需要制定出符合当地自治的制度；明确发展模式和建立清晰的目标；建立精英专业政府并打击腐败。虽然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到其他国家，但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为拉丁美洲的发展进程提供一些经验教训，帮助该地区建立更有效的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来自美国阿克伦大学的贾里德·沃德（Jared Ward）博士，其报告题目是《1972-1976年以中国对圭亚那的援助》。作者运用原始照片档案说明中国在圭亚那的纺织、制砖和医院方面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对圭亚那不仅进行资金支持而且还派遣了大米种植、棉花种植和制砖的技术人员，中国运用资金和人才援助来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友好关系。在圭亚那，中国企业已经参与到木材贸易，并对圭亚那电信现代化的发展做出承诺。同时，这也引起了争议，圭亚那媒体质疑中国是否成了新的殖民主义者，而西方决策者也警告该地区的国家，中国可能会对弱小的国家构成威胁。作者认为中美在第三世界的争夺，说明了非殖民化和冷战的残余仍然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