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学术民工︱五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下）

“贵国的人口密度太低，在你们国家修这样一条铁路，估计难以维持运营。作为哈佛大学的高材生，阁下应该清楚这一点吧？”A国官员问道。

“是的。”B国官员直言不讳。

直白的回答令提问者有点意外，不过他试图寻找一个友好的解决方案，“那我们何不降低标准，建设一条货运铁路，运个牛、送个羊啥的？”

“如果一条铁路，只能运牛、运羊，那我们两国的友谊将因此蒙受耻辱！”这个没有余地的回答，再次令提问者猝不及防。

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的投资往往需要政府和国际机构的介入。上面一幕，就是发生在A国与B国之间的官员对话。A国打算在B国的铁路项目中发挥一些作用，但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近年来，中国企业也在大量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领域。由于该领域的特点。国有企业、甚至中国政府必然发挥重要作用。不过正如前面的一幕，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借钱的主有时候也挺横。那么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去发挥这种作用？这正是我们接着上一篇，继续要给出的第三个问题。

结合国内金融改革来看企业海外投资

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输出国。但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背景，以及和发达国家的深刻不同，就是中国国内仍然处于金融市场改革的攻关阶段。在金融改革过程中，汇率制度改革且进且退，汇率的扭曲引发了外汇交易的扭曲；汇率制度的改革滞后，给资本帐户管理带来了较大压力；利率市场化名义上已经到位，但实质上还有很多事要做；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则是金融市场改革更为基础性的环节。

我们需要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放到国内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在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布局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防范其中的金融风险，如何尽快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配套改革。

政府作为企业海外投资的探路者

从对外角度看，政府在企业海外投资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事前探路、事中保护、事后擦屁股。先来看“探路”功能，在很多地方，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作用至为关键。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先帮助某国制定发展规划，通过“规划先行”做法，全面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环境，规划获批准之后，再以此为基础吸引中国企业进行投资。目前，其中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开行累计发放贷款已经超过1600亿美元。此外，进出口行、中信保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要研究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就必须研究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这实际上还涉及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当中，企业部门的直接投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开发性金融、政府主导的对外援助，这三者之间如何进行协调、配合，共同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

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广义上中国国际发展政策涉及到的多个部门，比如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外交部等，如何进行有效的协调，这也是一个问题。此外，如何在事前防范或有的风险，这也是官方需要提供的公共产品。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连续多年发布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已经在国际范围产生了影响。同时，中信保、国开行等机构也都有相应的评级体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也正在启动国际风险评估项目。

政府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保护、塑造环境

除了事前探路，公共部门还要为海外投资提供保护、塑造友好的投资环境。相匹配的军事力量、海外安保，这都是有形的保护措施。除此之外，也需要加强对国际投资规则的研究。在该领域，中国至少面临两大问题：

第一，过去中国对外商投资施加的管制、约束条件，现在也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问题。比如在一些非洲国家，中国企业的利润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汇回，而这也是中国曾经对外国FDI施加的管制。所以，中国在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中，要动态的看待自己的利益，结合中国海外投资发展趋势来推动国际投资规则的形成。

第二，虽然目前的国际贸易体系存在着去全球化的迹象，但毕竟还有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核心平台。而国际直接投资，该体系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全球范围的整体协调，甚至更加是一地鸡毛。现在全世界有3000多项区域的、或者双边的投资协议，而且每个星期还在新增加3个双边协议，这些协议之间的兼容性也是大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作为新兴的资本输出国，中国有必要推动全球层面就国际投资规则达成共识，进而为形成普遍适用的国际投资规则创造条件。

这方面的一个进展，是2017年5月14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27国财政部共同核准的《“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其中“指导原则”的英文表述是“Guiding Principles”，因此《“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是相关国家达成的共识，虽然并不具有强制力，但是也为进一步形成多边投资准则、乃至规则提供了基础。

政府在收拾残局中的善后角色

相比于事前的探路、事中的保护而言，事后的擦屁股则最为困难。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典型的情况中，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营业收入，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国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贷款。因此，如果借款国家的偿还能力出了问题，中国企业的损失实际上比较有限。真正严重的问题，在于中国金融机构对借款国家的债务可能遭受违约。

因此，事后擦屁股的主要问题就变成了主权债务重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个研究对象是巴黎俱乐部。这个机构成立于1956年，目前有20多个成员国，它们都是债权国。可以说，巴黎俱乐部是一个债权人联合讨债、联合制定债务重组计划的机构。对于中国而言，研究巴黎俱乐部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中国是否加入巴黎俱乐部？如果加入，在相关国家的主权债务违约和重组当中，中国无疑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将有利于中国更好的维护自己作为债权国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巴黎俱乐部成员国也需要遵守一些共同原则，比如，团结、基于共识、有限制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债务处治具有可比性，甚至包括必要的信息共享。针对其中某个原则的可行性，目前仍然存在争议，所以这个问题仍在讨论当中。

尽管如此，关注巴黎俱乐部还有另一层意义：1956年以来，其主导了86个经济体、422次主权债务的重组，这对于今后中国在该领域的实践，也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目前，欧洲稳定机制（ESM）的经济学家已经在这方面开展了研究，并且获得了有价值的发现。Cheng, Diaz-Cassou, Erce这三位经济学家分析了巴黎俱乐部的历史数据，发现了主权国家债务重组的“三元悖论”。具体地，在一国主权债务重组的过程中，对于以下目标——经济增长、BOP平衡、财政赤字——任何重组方案都无法同时实现这三者。对中国和其他债权国来说，这项研究的启示是：我们在提出主权债务重组的方案时，更多地是在上述三个目标之间进行权衡与取舍。

最后两个问题

中国企业怎样进行海外投资？以及投资的效果和影响如何进行评估？这两个问题牵涉很多方面、通常也备受各界关注。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仅强调一些容易忽视的因素：

其一，关于中国企业怎样进行投资，我们需要研究清楚国际制裁的法律边界。比如，当前美国正在对俄罗斯实施SSI标准的制裁方案（和SDN的标准不同，SSI是相对较为宽松的制裁方案）。对此，我们就需要研究清楚制裁的边界，利用SSI标准的一些技术细节和政策空间，在俄罗斯开展经济和金融业务。

如果是这样，不但中俄能够实现双赢，而且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欧美的制裁反而会成为中国企业的机遇。反之，如果对制裁标准有误解，过宽和过紧的理解，要么导致中国企业的经营活动受牵连出问题，要么就导致中国企业在俄的经营活动受到不必要的阻碍。

其二，关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效果和影响评估，我们往往更多关注投资项目本身、企业本身是否赢利。实际上还有更多问题需要关注，比如：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对当地有什么溢出影响？对于其他投资，是挤出效应占主导，还是挤入效应更显著？

再者，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长期来看对中国本土有什么影响？欧美国家积累多年的海外投资，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本国的产业空心化和就业流失。正是如此，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开始采取逆全球化的措施，希望将海外的本国企业吸引、唤回本土。

那么按照目前的势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是否会对国内本土就业产生冲击？对于这个问题，目前OECD研究部正在与笔者所在的团队进行合作、共同推进研究。一种思路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将会对国内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就业产生影响。不过，在上一篇我们已经提到，由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历史上的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不同，以“价值链的延伸”为特征。因此作为一种猜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国内就业之间，可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互补关系。

至此，五个问题我们都已经给出了，问题的描述未必全面，而且也没有给出确定性的回答。和上篇一样，笔者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给出这些问题，并不是要试图给出答案，而是给出理论研究去追赶现实的一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