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可以信哈耶克,更要信制度设计

澎湃新闻记者 柴宗盛

2017-06-02 14:4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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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5月29日,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从经济学原理出发,反思和强调了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原理。以一系列现实热点问题为例,阐述了经济学原理所能起到的核心指导作用,譬如垄断和创新的关系,因为有个体的逐利、信息不对称,所以只有现代市场制度建立才能实现有效竞争。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整理的田国强演讲实录: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网 资料图
我谈谈对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的反思和发展,有三点看法∶第一,治理的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也就是游戏规则的恰当设计;第二,不能以反思抹杀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第三,我们的改革与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
首先,治理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问题,无论国家的治理、产业治理还是公司治理,都离不开机制设计理论的指导。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一,信息的有效性,尽可能用最少的信息;二,激励相容性,让他人、个体即使逐利时,客观上做了社会想做的事;三,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激励机制设计是赫维茨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其中有对新古典经济学局限性的反思,但是没有仅仅停留在反思和批判,也没有否定新古典的基准点和参照系作用,没有否定其分析框架、方法论,而是对其修正出具有广泛应用的基础设计理论,如Bolton(博尔顿)教授的合约理论。
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制度是否应该设计有很大的争论,不少经济学家根据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否定制度设计的重要性。我也非常崇尚米塞斯、哈耶克的经济思想,他们许多论点我也认同。但不能以偏概全。有些制度安排,比如社会风俗、社会规范、文化等非正式的制度是演化的,是逐步演进的,但正式的制度大多数也是设计的,是基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而设计或者正式确认的。比如说宪法的制定,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基本宪法的制定,200多年前制定宪法,在短时间内就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最先进的国家,并且我也没有看出来它在今后50年有大衰败迹象。
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误区,是很多人当然也包括我们政策的制定者,任意设计制度、机制或法规,比如前两年股市熔断机制的设计,其症结在于不清楚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基于政治、经济、文化、文化初始禀赋来做制度设计,并根据这些基本制度环境变化对制度安排做出相应的变化,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和米塞斯、哈耶克制度是演化的观点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相通的,制度是逐步演进而设计的,不像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完全对立的。机制设计中有一幅非常经典的图示,要达到我们的社会目标,激励机制的设计必须要以制度环境作为前提,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现实条件,再根据个体的激励反应和信息来制定游戏规则,并执行规则实现法治。好的机制设计的标准是能否把制度环境作为约束条件。
第二,不能以反思抹杀现代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这关系到当前的改革开放及其市场化的改革。现代经济学理论提供两类非常重要的理论,第一类基准理论就是注重目标,旨在解决目标方向的问题,解决要做什么的问题。
第二类是相对实用理论,解决如何做、怎么做的问题?第一类理论提供基准点、参照系,如新古典经济学,在基本、基础制度选择方面起到了求真、明道的作用,若没有基准理论作为度量标尺,就无法知道现实和理想状态的差距有多大。对当下激烈争论的“有限政府,国企与民企、市场化改革方向要不要坚持”等基本问题,基准理论对中国方向性改革的指导作用异常重大。
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但要解决现实问题还需要务实的实用理论,要解决怎么做才最佳,如市场设计理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前提假设更现实,是对基础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更加务实。
为什么要讲经济理论的重要性?许多人根据熊彼特理论强调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让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条件,但是要注意它们不是外生变量,不是天然具有,企业、企业家并不是天然创新,他们偏爱的是利润。如何让他们创新和具有企业家精神?关键是否有良好的基本制度环境作为前提条件。
刚过世的威廉·J·鲍莫尔扩展了熊彼特创新理论,阐述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确立依赖于制度选择,是内生变量,如果影响企业家行为配置的游戏规则是非正常的,乃至破坏性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得不到释放。我们这么多国企最终产生创新了吗?创新成功率不到5%,国企的领导敢或有动力去创新吗?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最基本的基础性制度建立,现代市场制度建立才是最为关键,我们必须建立现代市场和完善现代市场制度。
一些经济学家却将竞争和垄断对立起来,而否定最好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这一论断。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是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整体:竞争导致企业利润下降,竞争越激烈,企业利润下降越快,企业就不得不创新,而创新带来垄断利润,垄断利润就会吸引更多企业参与竞争,从而形成竞争→创新→垄断→竞争的反复循环过程。通过这种市场和企业间的动态博弈,市场保持活力,导致社会福利增加和经济发展。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改革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度感。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发达国家相比不一样,我们更多的是需要改革基础性的基本制度,归根结底,最终要解决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提高效率,二、勃发创新力。前者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后者不断提升潜在增长率,但是由于改革不到位,这两个方面都大有问题。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还是在于真正市场化制度性改革,其理论指导要回归到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逻辑和常识。
首先我们要考虑两个最大的客观因素条件个体,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在通常情况下是逐利的,如果只有这个约束条件问题好办,甚至都有可能把计划经济发展好,但还有最大现实约束条件——信息不对称。弄清情况,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先决和前提条件。所以,我们要以信息、激励及效率这三个关键词作为准绳,充分认识到全能有为政府的负面性,以有限政府、有效市场为目标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发挥恰当好的而不是多的作用,使之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同时,光考虑政府和市场不够,还需要考虑社会秩序、伦理和文化,我们需要同时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其次,基准理论尽管有指明如何改革取向的明道作用,但目标毕竟不等于过程,要解决中国现实问题需要给出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从这意义上说,制度是设计的,也是演进的,从而需要发展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相对实用的经济理论。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理论创新依然任重道远。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定)
责任编辑:田春玲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国家治理,公司治理,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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