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军编练的缘起与纷争

汉纳根 资料图

28日，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总理衙门大臣敬信、汪鸣銮、张荫桓及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诸人在总理衙门见汉纳根与德璀琳。汉纳根针对日军已进入奉边、关外防务吃紧之际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接济宋庆兵力，并命宋庆毋与日军大战，以小战牵缀日军，且战且退，与后路接应部队相会；二、速购智利出售的战舰；三、赶紧训练十万新军，三者缺一不可。此当为编练新军的正式提出。

10月31日，汉纳根向总理衙门呈递详细的条陈节略，指出以现今清军的战斗力，“平内患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因日本早已明晓旧式军队不可恃，故自明治维新起专仿西法整治军队，“通国之兵皆经精练，号令听于一人，器械皆用一律”。汉纳根认为在冬天封冻期内应赶紧新练战兵十万人，前后分作两队，悉照德国军制，由一统帅主之，使号令、军械、阵法划一。并用一洋员为军帅，各营统将亦用一洋员为之教习。汉纳根以西法练兵之议得到了诸人的认可，翁同龢亦于奏对时力保汉纳根。

胡燏棻，字芸楣，安徽泗州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光绪十七年（1891年）迁广西按察使。1894年胡燏棻入觐，会甲午战争爆发。11月2日，谕旨命胡燏棻驻天津办理前敌粮台事宜，准其专摺奏事，并要他与汉纳根会同办理招勇教练事宜。11月15日，胡燏棻再次收到电寄上谕，要求其会同汉纳根一起募练新军，选派洋将，用西法认真操练，悉心筹划练兵章程，“禀明督办王大臣，立予施行，不令掣肘”。

11月26日，胡燏棻上呈统筹洋员汉纳根召募洋将练兵添船购械各节摺，其中练兵一节“以时势急迫，十万人未易骤集，当与汉纳根再三拟议，始定先练三万人，购备五万人枪械，并募洋将八百员，约需经费银一千余万两”，并指出有“筹款、购械、求将弁及约束洋将”四难，上谕著督办军务处与户部核议。然督办军务处在奏复时却否决了汉纳根的练兵计划。12月19日上谕：“督办军务处奏，洋队应暂行停办，留经费为购船置械之用。又奏，洋员汉纳根与臬司胡燏棻订购枪械，请饬部照数拨银。均依议行”。至此则汉纳根编练新军之事遂中止。

缘何汉纳根编练新军之事起初得到诸人的认可，现却骤然停止？总的说来，编练新军必须“权操于我”，但汉纳根却系洋人，再加上人员、经费等诸多原因，遂有此否决之议。

胡燏棻在奏摺中指出汉纳根建言献策的本意似欲多购船械，从中牟利。他又援引唐安史之乱、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戈登洋枪队之事，恐事权过重，洋员过多，积久难以约束，练兵虽解眼前之急，亦当为日后长计。盛宣怀给在京门人王庭珠的信中写道：“汉纳根练兵之事，李高阳颇不以为然。张小传与汉纳根素有嫌隙，在高阳前极言汉不可用，用则后患无穷。”（笔者按：李高阳即李鸿藻，直隶高阳人。张小传，即张绍华，字小传，时办理粮台事）盛宣怀亦认为汉纳根所开洋员薪水、外洋军火运费及军饷等费超出了合理之范围，“是其筹办之初已不免有额外需索之病，则将来更何以善其后”。盛宣怀还在致张之洞的电文中指出：“汉欲独揽饷权，胡请停罢”。《翁同龢日记》所记：“胡直斥汉为贪利无厌，而汉已禀一切购定矣”，“此事全系胡燏棻簧鼓以致中变”。由此可见胡燏棻等人对汉纳根的排斥。

督办军务处之内部分歧也是汉纳根练兵计划中止的一重要原因。据马忠文分析，随着日军占据朝鲜全境，并渡过鸭绿江一路向北京进击，京师告急，这使恭亲王等加紧了寻求谋和的途径。在此背景下，翁同龢坚持由洋将汉纳根负责练兵十万的举止招致许多同僚反对，其中荣禄的态度最为激烈。早在督办军务处初议练兵时，荣禄就力争不可，“乃发电致胡臬，谓三万最妙，至多不过五万”。在致好友陕西巡抚鹿传霖的信中，荣禄也表示自己对汉纳根练兵十万，岁费三千万饷银，裁撤所有练军的奏议“大不以为然，力争之”，并与翁同龢“几至不堪”。马忠文指出，荣禄如此反对汉纳根练兵，“不仅为了防止洋人控制清廷军权，也是为了把练兵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他自参与神机营练兵以来二十多年未曾忘怀的宏伟志向”。若真如此，则后事之发展则真是如其所愿了。

另，张荫桓在日记中也记载了他与汉纳根的谈话：“余告以练此大军本系创举，中国不能操纵，练之何用？若不予尔兵权，尔亦难教练，此中分际尚费斟酌”，可见张荫桓也是从军权问题出发看待练兵中止之事。从日后胡燏棻单独练兵可知，众人深知编练新军为救时之急务，并非不欲练兵，而由上可知，练兵大权旁落于洋人之手是众人均不能接受的，再练兵三万、洋将薪资及军械所需一千余万两又着实无从筹措。此外还有人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后，汉族地方官吏一直手操军权，如此十万现代中央军队练成，定会削弱这些官吏的实力，而胡燏棻即为这部分人的典型代表。综此，则汉纳根练兵计划不得不终止。

胡燏棻、袁世凯、张之洞的编练新军

就在汉纳根练兵计划中止后不久，胡燏棻便开始了自行试办编练新军的工作。1895年1月18日，胡燏棻上奏，谓汉纳根练兵一事因流弊滋多而停止，现今自己编练新军，按照西法操练已成三营，颇见成效。现值前敌紧急，新招募者习艺未娴熟，旧有者又积习难改，故奏请拟续行招募至一万人，由华洋教习随到随练，等到明春枪械配齐，再练一月便可调往前线。

胡燏棻 资料图

22日，督办军务处奏复，指出胡燏棻所练三营，步、马、炮、工各兵相辅而行，既杜绝了旧有积弊，且用饷较汉纳根为少，练兵又与汉纳根相同，但并未同意其续行招募至万人的请求，认为胡燏棻既谓新募之兵不足恃，而欲自成一旅，则训练必须精熟。练兵一万人，所需统将甚多，而统将又需由百练而成，固不能轻易从事，遂决定令其先练十营，共五千人。如此十营训练得力，“自可独当一面，已不为少”，真有实效，以后可再事扩充。此即为胡燏棻所练之定武军，“它是清政府寻找整军和军事革新道路的尝试”，可谓是清末新军编练之发端也。

至1895年12月，督办军务处奏请简派大员督办津芦铁路，清廷以胡燏棻曾先后条奏、履勘，派其督率兴办津芦铁路。胡燏棻的离去致新军编练暂无统帅。12月8日，督办军务处奏请派员督练天津新建陆军，指出中国军队自平定太平天国、捻军后，“习气渐深，百弊丛生”，现讲求自强之道，必首重练兵，欲期有一强兵，必更革旧制。汉纳根练兵之事因故中止后，胡燏棻自练定武军十营，成效显著。今胡燏棻已被任命督造津芦铁路，故需一人接替其位。浙江温处道袁世凯为督办军务处差委，其人熟知兵事，所拟呈的聘请洋员合同及营制饷章甚属周妥，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命其以定武军十营为本，加募至七千人，照所拟营制饷章办理，并由督办军务处咨会许景澄，与德国商定聘请将弁。所需军械由去年所购军火内拨给，饷银由户部筹集核发，“务期养一兵得一兵之力，庶足以裨时局而振颓风”。

奏上，谕旨即令袁世凯督率创办新建陆军，并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务必严加训练，事事核实，以成劲旅。袁世凯小站练兵即始于此。

甲午战时，袁世凯被李鸿章派往辽东前敌营务处专办淮军粮台事。战后袁世凯回到北京，并在1895年8月2日受到光绪帝的召见，于练兵、变法诸事奏对得体。得旨，著督办军务王大臣差委。8月22日，袁世凯呈上其精心撰写的《遵旨而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摺》，共13000余字，涉及政治、军事及外交等方面内容，以变法图强为主旨，于练兵方面亦提出了12条意见。袁世凯小站练兵权的获得，荣禄的举荐与关照亦尤为重要，另也已有专文论述认为袁世凯“主要靠他自己的积极进取——比较进步的军事思想和才能，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执政大臣的赏识，而辅助于依托关系和采取非正常手段”。

袁世凯所练新建陆军直接隶属于督办军务处，听从督办军务王大臣调遣。受命后，袁世凯积极整合胡燏棻所遗定武军，将原有定武军共4750人进行扩编，并派遣副将、都司等人按照新定章制格式前往多地选募丁壮，共成7300人。他还创设了步、骑、炮、德文四所随营学堂，作为培养中下级军官之所。袁世凯制定了各队营制饷章，规定新建陆军步、炮、马、工程各队及督练处、营务处、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和教习处洋员的员额、饷银等事，还与德国、挪威的教官签订教习合同，并将各合同章程上报督办军务处。1897年12月，徐世昌亦受督办军务处咨调，赴天津小站袁世凯军营襄办军务，日后亦成为袁世凯的主要幕僚。直至1898年6月督办军务处裁撤，袁世凯新建陆军才改归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调遣，并续写着袁世凯的北洋史话。

除上述胡燏棻之定武军、袁世凯之新建陆军外，甲午战后，朝野上下掀起了一场练兵高潮。盖“倭事定局以来，内外臣工条陈自强之策，莫不以练兵为第一要义”。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则是张之洞所练自强军。

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是编练新军的积极拥护者与实践者，其练兵事宜亦得到了督办军务处的诸多支持。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张之洞便提出了江南练兵计划，并奏请调汉纳根来江南帮助练兵。他认为“畿防日紧，运道尤危”，现在募集调遣勇营只是一时之计，必须在江南编练一支重兵。汉纳根练兵之议已中止，故拟调汉纳根来江南练兵一万人，“以备北省缓急”。他还提出了“欲用洋将必须令归外省督抚节制钤束，断不可令径达总理衙门及督办军务处，方能听用”，注意到了洋将的管束问题。但清廷以汉纳根“现在尚有经手购办枪炮船只等事未便调往”为由否决了张之洞的请求。

1895年7月19日，张之洞上《筹办江南善后事宜摺》，提出各省勇营习气太重，必须改换面目，以求实际，打算急练一万陆兵，营制、饷项略仿德制，营哨官亦以德国将弁充任，拟从北洋调来德国将弁十六人，并电商许景澄添募二三十名德员，令德国将弁先在现有各营中挑选朴实精壮之勇，另编营制加紧练习，前半年编练四五千人，半年后便扩充至一万人。在所聘德国将弁来华后，张之洞就仿照德制，设步队八营二千五百人，马队二营一百八十骑，炮队二营二百人，工程队一营百人，另配有医官、枪匠等，共计二千八百六十人，饷费四十四万两。此即张之洞在江南所练之自强军。

从上可知，甲午战争还未结束之际，督办军务处便开始着手编练新军之事了。战后，在“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的背景下，全国多地也展开了新军编练工作，这在晚清乃至近代中国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均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