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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来看交大学子历史上的学霸课业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2017-06-03 08:54
来源:澎湃新闻
文化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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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月2日起,由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主办的“学在交大”馆藏学生课业档案展将在闵行和徐汇两个校区展出,为期一个月。这是上海交大首次将学子的上课笔记、实验报告、试卷等档案实物集中面向社会公众展出。

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方面表示,本次展品既有南洋公学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特班生黄炎培的读书笔记、李叔同的课业,也有1930年代初金悫教授批阅的钱学森“水力学”课程试卷,还有各年代交大“学霸”们的课堂笔记。

交大文科也有传统

不少人对交大的印象就是“很理工”。其实交大的文科传统也很悠久。

1901年,南洋公学创始人盛宣怀为实现从速培养高端人才的需要,设立特班,礼聘翰林院编修、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担任特班总教习。

青年蔡元培

据《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当时蔡元培的教育方法让特班学生耳目一新。他为学生开了一长串科目,包括政治、法律、外交、经济、哲学、文学、伦理、论理等,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一二门,并由蔡元培制定必读书目和阅读顺序,由学生根据兴趣爱好从图书室借阅或自己购买。蔡元培还要求学生读书后要写读书笔记,并交给他批阅。在此番展出的特班生课业作品皆有蔡元培的批语痕迹。

黄炎培

青年李叔同

特班生中也走出了不少著名人士,比如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李叔同,中国最早的建筑师之一贝寿同,诗人、书法家谢无量等。

特班生黄炎培有关《资治通鉴》的读书日记。这份读书笔记左上角还有蔡元培的批语。

特班生李叔同在校的课业论文《论秦汉重农抑商》。这篇《论秦汉重农抑商》曾获95分,名列全班第三名。文末为总教习蔡元培的批语。

1907年至1920年是“国学大师、工科先驱”唐文治掌校期间。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欧七斤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唐文治在不遗余力地引进西方科学教育的同时,也将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与现代大学教育相互融合,他非常注重国文教育。

比如在1909年设置了铁路和电机两个工程专科后,唐文治便增设了国文科。“国文科的增设可以说是开设我国高等工科学校中设立中文系的先河。当时的国文课本都由唐文治和本校国文教师自编,由唐文治编写的课本就有《曾子大义》2卷、《论语大义》20卷、《孟子大义》7卷等数十卷,全部不离经学精华,旨在阐发孔孟之学,宣扬儒家大义,陶冶学生性情。”

1910年唐文治与首届铁路科毕业生合影。

此外,唐文治还从各个环节提高学生国文水平。无论是专科,还是中小学招生时,录取与否首先看考生的国文成绩。甚至如果学生的国文成绩不好,其他试卷就不再批阅了。

欧七斤称,国文除了作为一门主课被重视外,唐文治还给学生们开了“小灶”:每星期上午组织了课外的国文教学。唐亲自上台授课,结合道德教育对学生讲授经学,十数年来如一日,从不间断。在主持校务后期,他双目已近失明,但仍然坐镇讲坛,背诵经文一字不差。

1908年,唐文治主持设立了国文研究会,组织每年举行一次由大、中学生参加的国文大会,至1920年的13年间从未间断。所谓国文大会就相当于今天的作文比赛,唐文治亲自参与命题,还选印历年国文大会的菁华文章,编成《南洋公学新国文》。一套《南洋公学新国文》成为风行一时的语文课本,还曾获得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头等奖。

1914年唐文治校长鉴定《南洋公学新国文》

1926年淩鸿勋校长鉴定《南洋大学国文成绩》

东方MIT的优良传统

说了人文学科后,也得说说交大的理工强项。学子们的严谨、认真体现于他们的课业中,所谓“优秀传统”便可从中窥探一二。

其实在五四运动前后,交通大学的人才培养已在全国同类学科中占得重要一席。就数量而言,1918年在校专科学生175名,占到同期全国高等工科在校生 938 名的18.7%。就质量而言,从1916年至1919年,全国共录取清华官费留美生32名,其中交大约占41%。不仅教育部承认“该学校程度实在高等以上”,社会人士也认为该校“功课与欧美各大学相亚”。

到了1930年代,交通大学有了“东方MIT”的美誉。当时社会还流行工业救国,据说“毕业不愁找工作”的交大的自设入学考题简直难到“惨绝人寰”的地步。这些试题往往是英文出题、题量巨大。偶尔题量少了,却也“非常态”,如交大1944年的英文入学考试试卷,虽只有两道题,却要求学生把文言文《桃花源记》翻译成英文。

1930年代交通大学科学学院化学系理论化学实验室。

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可谓交大的“学霸”级人物。1929年,钱学森以总分396分、名列工程学院第三的佳绩被“国立交通大学”录取。从三年级开始,他每学期平均分数都超过90分。在1933年的一次“水力学”考试中,大三学生钱学森试卷不仅清洁完整,而且演算一气呵成,六道考题答得全部正确。

但是在一道答题中,钱学森把“Ns”漏写了一个“s”,因为被任课教授金悫扣了4分,未得满分。由此可见交大教学有多严格。

1934届机械工程学院学生钱学森《水力学试卷》。

1978年,金悫教授在图书馆。

1942年日军占领租界,交通大学上海本部部分师生移址重庆九龙坡,那里也渐渐扩升为交通大学重庆总校。重庆总校逐步开设机械、电机、土木、航空、造船、轮机、管理等系科,并设立电信研究所,在交大历史上首开研究生教育,师生达2000余名。

重庆九龙坡交大校景。

抗战时期条件艰苦,师生教学依然大都沿袭英美大学教育制度,授课多为英文。值得好好说一说的是“电信研究所”。据悉,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前培养工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最多的机构,也是交通大学唯一的工科研究所。这里的研究生毕业后很容易能在电信部门找到一份职位稍高、待遇较优的工作,还可以留在交大或其他高校担任教职,因而入学考试竞争非常激烈。

1944届机械系学生张明动力学笔记本

依照 1948 年夏公布的招考章程,电信研究所计划招生5名,不接受外校保送生或免试生,入学考生须考三门专业课程:微积分和微分方程、电工原理(包括交直流电路电报及电子学)、电讯工程。每场考试时长 180 分钟,题目是全英语的,须以英文答卷。

1946届土木工程系学生李瑞骅的课堂笔记3本

据悉,抗战时期从交大九龙坡走出来的院士多达20人,其中有“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我国第一艘万吨轮设计者”许学彦、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者庄逢甘、自动化工程奠基人张钟俊、“中国通讯元勋”张煦等。

1947届运输管理学系学生傅天禄的《铁路行车》课堂笔记。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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