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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40年｜高考让我们这代人第一次有了“选择”
上海籍导演江海洋在1978年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30年后，他拍了电影《高考1977》，回溯一代人充实理想的光辉岁月，和面对命运转折的喜怒哀愁。
这个依靠高考改变了命运的电影人，高考又回头成就了他电影生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江海洋在《高考1977》中加入了许多他自己想说的话，他在电影中有一句台词说，“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重要。”
从技校到电影学院
江海洋1972年中学毕业，当时还有插队落户的政策，因为家里已经有两个姐姐在外地，他就正好处在可以不去插队落户的那一档。
那时候上海正好恢复了技校，江海洋去了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就是现在的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前身，学了两年机械。“我在读书期间比较活跃，读了两年，就留校做老师了。”江海洋说，“非常开心，可以继续读书了。我们那代人，只要能进学校，不管学什么专业，都愿意去，这是普遍现象。”他说，“那时候学校不招生也不考试，分配你去让你读书，你还想选什么专业？”
虽然读着机械，做的却是文艺青年的事。在学校，江海洋组织大家文艺演出，写诗歌，出黑板报，开展体育活动。学校觉得他这方面不错，就留下他，在团委里工作，还是继续做这些唱唱跳跳的事。干了四年。“这个氛围对于我们这些喜欢读书的人是很幸福的。”
1977年还没正式宣布恢复高考的时候，已有消息传了出来，在插队落户的青年那儿，反应很强烈。但是在江海洋这样在大城市有比较好工作的人那里，他说还是要考虑考虑的。“这是个选择，但也怕一读书，又被分配，万一分到外地去。上海人念旧嘛。”
到了1978年，江海洋觉得不能再犹豫了，“真的是想，我这辈子是不是想就这样了？因为我父母都是文艺界的，我在这个氛围中长大，那么于是就决定去考电影学院。”
江海洋的高考并没有插队落户的知青们那么艰辛，考艺术院校不用单位出证明，自己去报名就行。江海洋说，“估计那时候如果要出证明才考，学校一定不会让我去。培养你是想让你在这好好干的嘛。”江海洋没有告诉学校他要参加高考。
他想报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我父亲也是演员，他就跟我说，你吃演员这碗饭，优势不大。你长得帅，但没什么特点，也不缺你这样的人。”父亲觉得他平时爱琢磨，偏理性，演员是需要激情的，所以可能更适合去考导演。
那一年导演、表演两个专业考试时间是冲突的，导演系在上海有考点，于是江海洋就去考了导演系。
初试编故事、朗诵、编小品。江海洋回顾当年的竞争也是激烈的，光上海报考北电导演系的就有700多人，“大多数人朗诵总会，编故事还行，但做小品不行。我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就很擅长。我当时做小品还是焦晃给我辅导的。到复试很顺利就过关了。”
进了复试，就需要单位给证明。江海洋还是不好意思和学校说，好在单位管公章的同事与他关系好，“我就跟他做思想工作，帮我先斩后奏，如果没过就当没这事。后来过了，学校说你既然考上了，那就放人了。”
江海洋至今记得复试的题目，编故事的题目是《一根铁棍》，命题小品是《一张邮票》，之后看电影写影评，看的是《枯木逢春》。
问江海洋如果那一年没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是不是就安心留在学校继续教书？江海洋说，决定参加高考以后，读书的欲望就愈发强烈了，他的后手准备，是1979去考正牌大学，他心仪的复旦大学。“其实那时候考文化课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我自己在学校做老师，数理化没断过，稍加复习就行，没有那些上山下乡的人需要那么刻苦，连书都没有。所以那时候就算去考正牌大学，也是没有问题的。”
主动选择了命运的个人理想主义者
等到入学，江海洋发现，学校的老师也耽误了十年，“他们虽然是教学者，其实也在摸索，也在跟我们商量着学习。”
那个年代，学习氛围非常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关键词就是读书，正值读书的年龄，十多年不让我们读书，所有人对知识的渴望都是如饥似渴的。所有人都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虽然这句话当时并不知道真正是什么样的，但是所有人的行为都是奔赴这句话去践行的，大家都知道，读书了才有出路。”
导演班28个人，年龄背景参差不齐，班长是田壮壮，党小组组长是陈凯歌，江海洋是团支部书记。江海洋记得在同学们中，陈凯歌的英文是班里最好的，他的宿舍里总有很多文学书，有些甚至是原版英语书。
而隔壁摄影系的张艺谋的钻劲最令人佩服，有一次，江海洋在张艺谋的宿舍床底下发现了一大块铁疙瘩，拖出来一看，竟然是张艺谋熔铸的一个摄影机模型。他大惑不解地问：你做这干吗？张艺谋答道：这是为了拿稳摄像机，而特地做了用来练习的。
“我们所有人都是要念书，学习氛围好到什么程度——当发现一个同学在看什么自己没看过的书，过几天一定大家都去看那个书。生怕自己落下什么，错过什么。” 那时候刚开放，同学们看了很多电影，禁锢十年后一下打开了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到这一代导演“出山”的时候，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姿态，来阐释他们对电影的看法，这就是“第五代”。
都说77、78级的考生是真正的精英，在之后的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中成为最中流砥柱的一群人。江海洋认同这点，“这个闸门关了11年，所有人集中在这个口。全国第一批进闸的人，1056万人考试，身强力壮跑进去的4%，那是第一批自己去选择命运的那代人。”
江海洋说，父母那代人，是无私的理想主义，“一切都是国家的。我们这代人也是理想主义，但我们没那么无私，我们会想个人。会把个人命运前途和国家利益放在一块去想的。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我们是知道自己要对自己负责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个人的理想主义者。个人的上进是我们那代人普遍的标志。”
江海洋总结这一代考生的共性时说，“我们是在没有选择中长大的一代人，1977年恢复高考，这个意义就是给了我们这代人可以选择的机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选择了。选择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不审查资格，没有门槛。我们从小的梦想，因人而异的差异化的理想，有人想造飞机潜艇，有人想搞电影文艺，都可以凭借高考得到机会了。高考给我们的是一个选择。其次，高考公正、公平、公开。十年禁锢之后，有一件事能够做到公正、公平、公开，那是跨时代的事。”
《高考1977》：一个特殊生存状态下所有人面对的一场考试
毕业后江海洋到上影，体制内的单位，拍什么都是被分配的，创作上并不自由。从进厂到拍《高考1977》已经过了20多年，当中有13年江海洋都在拍电视剧。
一开始《高考1977》也是江海洋找了外面的钱想拍电视剧的，“但心里也总有心结，觉得我学电影的，我最好是用我学到的本事，讲述一段我曾经的经历。”
江海洋筹备这个电视剧的事被上影厂领导知道了，时任上影厂长的任仲伦是77级的考生，副厂长汪天云是78级的，都对这个事情有情结。“他们知道我要拍这个，就来找我，说可以拍电影，厂里给钱。我也很高兴，在很短的时间就搞出了剧本。”
但这期间还有些小插曲，为了提纲，创作整整拖了大半年。上影决定要拍这个题材，就又重新组织创作，厂里的想法觉得江海洋写的太单一，想把东西南北中都囊括进去，又派生出4个不同角度的想法，有记者的角度，有从领导人的角度，后来又征求各方意见，最后还是拍板用江海洋的版本。
“在我的剧本里，我讲群像，基本的东西都讲到，人心之迫切，风吹草动，将信将疑。真的可以改变的时候，每个人对改变还是有选择，面对这个选择，亲情、友情、爱情都受到影响，这是人之常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清楚，我不是要拍一个关于考试的电影，而是人在那么一个特殊生存状态下所有人面对的一场考试。写生存状态比考试要重要。”
《高考1977》里最后有一群人追火车的戏，江海洋说，这是个比喻，“火车就是改变命运的机会，火车来了，你赶不赶得上？一天只有一班。这就是我要讲的话，11年总算来这一班，我赶上了，以后不再有了，以后就正常考试了。那一年的高考是特殊的。”
《高考1977》之后，江海洋也持续关注高考和教育的题材。后来江海洋又把电影里没有讲完的话拍成了电视剧《我们的1977》。“但电视台审片的人已经更年轻了，对那个年代发生的故事没有共鸣，都说这个戏不卖座，没有播出。”
江海洋还想拍当代的高考，40年来，高考始终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和生活，但是“现在的高考是一整个家庭的事，和当年个人的选择已经完全不同。”一方面找投资并不容易，另一方面，他还吃不准创作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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