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吧精选︱朱子彦：曹操“挟天子”真的能“令诸侯”吗

【编者按】三国历史向来为国人所钟爱，诸葛亮、曹操、周瑜等三国人物家喻户晓，他们的故事也深入人心。近日，中国秦汉史、明史学会理事，上海大学历史系朱子彦教授做客“澎湃问吧”，与澎友就“三国”话题进行了探讨。有湃友提问：挟天子以令诸侯对于曹操的胜利真的那么重要吗？朱子彦教授对此问题的回答颇为深入详实，澎湃新闻将其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有人认为曹操之所以能够统一北方，最后建立曹魏政权，是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而成就他的王霸之业。“挟天子”真的就能“令诸侯”？控制了汉献帝就没有任何政治风险？历史告诉我们，此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挟天子：袁绍的犹豫，曹操的决断

兴平二年李傕、郭汜自相攻杀，汉献帝乘机逃出长安，于建安元年七月来到洛阳，此时的洛阳已残破不堪，昔日金碧辉煌的皇宫已被大火烧得只剩断壁残垣，洛阳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因为没有粮食，跟随献帝的文武百官只好自己到野外采摘野果子充饥，不少官员活活饿死，此时此刻，以汉献帝为首的东汉朝廷并非是一块香饽饽，倒像是一堆没有人要的破烂货，因为当时的各路诸侯都没有想到要把汉献帝迎接到自己的地盘之中。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控制汉献帝就等于控制了朝廷，这在日后具有不可估量的政治价值。

虽然袁绍最后败在曹操手中，但我仍然认为，袁绍是东汉末年比较有政治头脑，也懂得谋略的军阀，袁绍曾就是否迎接汉献帝到冀州一事而与手下谋士们展开讨论。当献帝在洛阳之时，袁绍就派谋士郭图出使洛阳向献帝致意，郭图回来后，劝说袁绍把天子接到邺城来，沮授也表示赞成，并说“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袁绍打算接受沮授的建议，但大将淳于琼极力反对，他说“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从表面上看，淳于琼的分析不无道理，因为在当时袁绍已自成体系，是割据一方的大诸侯，在其控制区内，可以自由自在地发号施令，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是实实在在的土皇帝。如果把汉献帝弄到身边，就等于多了一个婆婆，袁绍凡事都要请示皇帝，反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了。所以淳于琼认为把汉献帝接到身边“非计之善者”。

其实，淳于琼看问题还是比较简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诚然，把天子弄到身边固然有诸多不便之处，但从东汉末年的政治形势来看，要想成就霸业，就必须利用汉家朝廷的影响来号令四方诸侯，东汉皇权虽然衰微，但却拥有异常深厚的社会政治土壤。汉献帝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朝廷，代表汉王朝，所以一旦控制了汉献帝，其政治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当然，我们也并不完全否认淳于琼的分析，对挟天子的诸侯来说，汉献帝就像一把双刃剑，措施不得当，确实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严重的后果。但无论如何，挟天子是利大于弊，正如墨子所说“两害相较而取其轻，两利相较而取其重”。袁绍此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不能择善而从之。他最后听从了淳于琼的主张，失去了“挟天子”的机会。关于是否要把汉献帝迎接过来，曹操这里也举行过讨论。史载：“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曹操的谋臣武将们的意见并不统一，可能反对者还居多数。关键之时，荀彧说：“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荀彧用“大顺”、“大略”、“大德”来概括迎接天子的必要性，其分析何其精辟。曹操不再犹豫，立即作出决定，大军进发洛阳，迎接汉天子。曹操至洛阳后，朝见汉献帝，汉献帝让曹操率兵驻守在洛阳。洛阳虽然是东汉的旧都，但此时的形势比较复杂。谋士董昭对曹操说：“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曹操于是按照董昭的计谋，迅速把汉献帝转移到许昌。许昌是曹操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献帝到达许昌就等于是鸟儿进入牢笼，从此就在曹操的掌握之中。

曹操虽然挟天子，但并不能完全达到令诸侯的目的。袁绍是第一个不买曹操账的诸侯。汉献帝到许昌后，封曹操为大将军，封袁绍为太尉。按照汉代的官制，大将军位在太尉之上，所以袁绍大怒，不肯接受太尉的官衔。史书记载说：“绍耻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 当时的情况是袁绍已占有北方四州（冀、青、幽、并）之地，握有精兵锐卒数十万，加之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家族，在士大夫中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如果袁绍发布檄文，以“清君侧”为名讨伐曹操，这对曹操是大为不利的。曹操虽然挟天子，占有政治上的优势，无奈军事、经济实力远不及袁绍。所以曹操只能在官职名分上作出退让，他表请汉献帝，把大将军的名号让给袁绍，自己改当司空、行车骑将军。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领数十万大军下江南，企图一鼓荡平江东政权，统一中国。曹操写信给孙权说：“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三国志》卷４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曹操所说的“奉辞伐罪”，就是说他是奉天子之命来讨伐有罪的诸侯。曹操的这封信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江东政权的一些胆小鬼确实被吓破了胆，他们对孙权说：“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周瑜不愧为三国时期的英雄，他力排众议，慷慨激昂地驳斥道：“不然，曹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 （《三国志》卷５４《周瑜传》）孙权接受了周瑜的主张，联合刘备大破曹操，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由此可见，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当然，曹操挟天子也不是一点没有作用。例如，马腾割据关陇、凉州地区十几年，是西北地区的一个大军阀，曹操派司隶校尉钟繇镇守关中，劝说马腾、韩遂等人归顺朝廷，马腾表示同意，并派出儿子马超跟随钟繇征讨袁绍的外甥高干和袁尚的部将河东太守郭援，马超杀死郭援，算是为朝廷立了战功。建安十五年（公元２１０年），曹操以朝廷的名义，将马腾征入京师，封他为卫尉，并把他的家属全部迁徙到邺城，马氏家族中只有马超留在凉州。曹操此举的用意是把马腾及其家族作为人质扣留在京师，企图不动干戈，和平地解决关陇、西凉地区。没有想到不顾亲人安危，只逞匹夫之勇的马超竟然于建安十六年反叛。曹操将马腾及其家族全部斩首，又亲自率领大军前往征讨，才打败了马超，将凉州纳入自己的版图。

汉朝的版图共有十三个州，曹操独占了九个州，其中七个州是靠军事武力攻占的，但也有两个州，即司州和豫州是用和平的手段接管的。曹操为什么能以非武力的手段占领这两个州，毫无疑问，就是以朝廷的名义，利用挟天子的政治优势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正因为如此，当曹操把汉献帝控制在自己手中时，其他的军阀也顿生觊觎之心，无不垂涎三尺。等到曹操把天子接到许都，并利用汉献帝的政治影响，轻而易举地收服了河南之地，关中马腾、韩遂也归附于曹操。袁绍已追悔莫及。史书记载：“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 （《三国志》卷６《袁绍传》）曹操怎么会把到手的无价之宝拱手相让呢？袁绍当然只能是自认倒霉。

曹操将汉献帝迎接至许都后，虽然重建了东汉朝廷，他又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丞相（袁绍被消灭后，曹操由司空晋升为丞相），但反对曹操的人越来越多。东汉朝廷是一面旗子，汉献帝是一块巨大的吸铁石，他把曹操的政敌都吸引到他的周围，形成三股反曹势力，这三股反曹势力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第一股是公开的，他们以杨彪和孔融为代表；第二股是暗藏的，他们先后发动三次政变，企图置曹操于死地；第三股原本是曹操的心腹，然而他们看到曹操企图夺取汉家朝廷，就开始与曹操分道扬镳，并且站在汉献帝这一边，这股势力以荀彧为代表。我们对这三股反曹势力分别加以叙述。

先谈杨彪与孔融。杨彪的曾祖父名叫杨震，祖父叫杨秉，父亲曰杨赐，和袁绍一样，杨家也是四世三公，四代人位居宰相之职，而且杨震还是东汉有名的大学者，专攻欧阳《尚书》，号称“关西孔子”。杨家世代忠于朝廷，当然是东汉朝廷有力的捍卫者。恰巧在此时袁术称帝，曹操就借口杨彪与袁术有婚姻关系，他们二人企图废立皇帝，于是就将杨彪下了监狱，准备以大逆不道之罪将杨彪处死。孔融听到这个消息，连朝服也来不及穿，就去见曹操，他对曹操说：“杨公四世德高望重，海内外士人都对他十分敬仰。古人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袁术大逆不道之事，怎么能归咎于杨公呢？”曹操回答道：“诛杀杨彪乃是朝廷之意。”孔融说：“假使成王杀邵公，难道周公说，我不得而知吗？如果你今天乱杀无辜，孔融是堂堂的鲁国男子，明天我就拂袖而去，不再做官了。”孔融一番话义正词严，驳得曹操哑口无言。曹操不得已，只得放出杨彪。然而曹操对杨彪始终是耿耿于怀，后来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了杨彪的儿子杨修。

与杨彪相比，孔融更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曹操的所作所为。孔融是孔子的第二十代孙。献帝至许昌后，孔融被召进京师，担任少府。孔融为京官后，处处以士林领袖的身份在舆论上攻击和戏侮曹操。曹操攻克袁绍的老巢邺城之后，袁氏的妇女大都被曹氏家族所虏掠、占有，曹操之子曹丕霸占了袁熙之妻甄氏（后人疑曹植所撰《洛神赋》中的洛神即甄氏）。孔融就写信给曹操，信中说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也是饱学之士，但怎么也想不起来，有武王将妲己赐给周公的典故，就问孔融，这件事是出自什么经典。孔融回答道：“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原来孔融是杜撰典故，含沙射影，攻击曹操。

由于连年灾荒，粮食歉收，曹操上表朝廷，禁止官府与民间酿酒。孔融又表示反对。建安九年，孔融上表朝廷，要求仿照商朝和周朝的惯例，为汉献帝划出一块方圆达千里的王畿之地。王畿之内由汉献帝直接统治，而不分封诸侯，孔融这个建议的目的是要加强汉献帝的皇权，限制曹操的相权。曹操拉拢孔融原不过是借其孔子嫡裔、文坛英冠的特殊身份来笼络知识阶层，结果孔融反而成了他专权代汉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曹操忍无可忍，下令诛杀孔融。

第二股反曹势力是暗中活动的。他们企图诛杀曹操，让汉献帝重新掌握皇权，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这股反曹势力一共组织了三次政变。

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董承是汉灵帝的生母董太后之侄。董承之女嫁给汉献帝，被封为贵人。东汉皇帝的后宫中，皇后之下就是贵人。所以贵人是地位最高的嫔妃。董承其实就是汉献帝的老丈人，然而汉代没有“丈人”这个称呼，所以就称董承为国舅。自从李傕、郭汜之乱后，汉献帝逃出长安，李傕、郭汜在后紧紧追赶，董承联络杨奉、韩暹等人舍生忘死，拼命地保护汉献帝，汉献帝对这位老丈人当然感激万分，于是不断地提升董承的官职，董承由安集将军晋升为卫将军，再由卫将军升为车骑将军。

汉献帝最信任的朝中重臣当然莫过于和皇室有姻亲关系的外戚。据《后汉书·皇后纪》记载：“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由于担心汉献帝会暗中策划谋害曹操的政治活动，所以曹操对汉献帝看管得非常紧，汉献帝的周围不是曹氏的宗族亲戚，就是曹操的心腹党羽，献帝的言行举止无一不在曹操耳目的监视中。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汉献帝采取的行动当然是极其隐蔽和诡秘的。他不敢直接对董承言明，如何设法除掉曹操，因此就将诛杀曹操的诏书写好后，缝在腰带之中，所以就称为“衣带诏”。

董承接受衣带诏之后，就联络左将军刘备、偏将军王子服、将军吴子兰、议郎吴硕、越骑校骑种辑等人，等待时机诛杀曹操。建安五年正月，董承的计谋还未来得及实施，就流产了。衣带诏事件如何被曹操发现，史书记载极其简单：“（建安）五年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子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曹操杀了董承等人还不肯罢休，于是他来到汉献帝的后宫之中，要杀董承之女董贵人。汉献帝对曹操说，董贵人已经怀孕，能否在她分娩以后再处死她，曹操大怒道：“难道要留下这个逆种，为董承报仇吗？”于是就令武士绞死董贵人。

出乎曹操意料的是，汉献帝虽然是个傀儡，但并不窝囊，他并没有被曹操的凶残暴虐所吓倒。相反，在董贵人死后，他进一步加紧了诛杀曹操、收回皇权的活动。而且所参与的成员比前一次级别更高，前一次是董贵人及董国舅，而这一次则是伏皇后和伏国舅。

在汉献帝的策划下，伏皇后偷偷地写密信给自己的父亲伏完，信中言道，曹操欺君罔上，独揽朝政，残害董贵人，望父亲设法铲除国贼。伏完虽然贵为天子的丈人，但却是一个胆小怕事之人。伏完感到自己势单力薄，眼见曹操大权在握，再加上又有董承被杀的前车之鉴，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俗话说得好，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建安十九年，伏皇后写信之事泄露，曹操大为震怒，他决心彻底清除伏氏势力。早在建安十四年，伏完就已病死。曹操诛杀伏完之子伏典及其宗族一百余人，余怒未息。他认为罪魁祸首是伏皇后，尽管伏皇后贵为国母，曹操也绝不宽容。曹操遂将伏皇后关在暴室之中，所谓暴室就是皇宫中的监狱，不久，伏皇后就不明不白地死了，伏皇后所生的两个儿子，也被曹操用毒药毒死。

以董承和伏完为首的这两股外戚势力被曹操消灭以后，汉献帝身边的后妃、外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再也没有力量和曹操叫板、抗衡。但是，朝廷中的其他各种反曹力量仍然聚集起来，准备和曹操殊死一搏。建安二十一年，曹操由魏公晋升为魏王，建安二十二年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曹操的服饰、车马包括仪仗队已经和汉献帝不相上下，完全享受天子的待遇。眼看着曹操即将代汉，忠于汉王朝的官员们再也无法忍受，他们要孤注一掷，为挽救东汉王朝作垂死挣扎。

参与这次政变的主要官员有少府（九卿之一）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及他的两个儿子吉邈与吉穆，还有京兆人金袆。曹操这时不在许昌而在邺城，但是他对许昌放心不下，故命王必率重兵驻守许昌，主要任务是监视汉献帝。耿纪等人的计划是先杀死王必，然后就把汉献帝控制起来，“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政变的那天晚上，耿纪派吉邈率领家僮一千多人去围攻王必的军营，金袆又事先派人混入王必的军营之中，吉邈等人趁王必毫无防范，四处放火，王必中箭受伤。他不知道是谁发动兵变，混乱之中，想到金袆是他的老朋友，于是就赶紧逃往金袆的家中。金袆这时也率领家僮攻打王必军营，家中只有妇女眷属，听到王必的敲门声，还以为是吉邈等人，于是就问道：“已经杀掉王必那厮了吗？”王必这才如梦初醒，原来金袆是同谋。于是立刻赶往许昌的南门。耿纪等人所率领的家僮毕竟是乌合之众，哪里是曹魏正规军的对手。第二天天明，王必缓过神来，就和典农中郎将严匡一起镇压了这次兵变。

曹操下旨，凡参与兵变者，诛灭三族。王必中箭后，因伤势太重而死，曹操伤感不已，也因此更加痛恨汉朝廷的官员，他决心借机彻底清除异己分子，于是把东汉朝廷中的文武百官全部押解到邺城，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如何政审呢？曹操想出了一个花招，他下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者乃实贼也’皆杀之。”

第三支力量是曹操集团内部的“拥汉派”，荀彧是这股势力的代表人物。荀彧早年曾追随袁绍，袁绍以上宾之礼接待他。但荀彧认为袁绍不是一个能成就霸业的人，所以就改换门庭，投奔了曹操。曹操与荀彧一对话，就发现荀彧是一个“王佐之才”，于是就高兴地对荀彧说：“你是我的子房啊。”曹操带兵打仗，常以荀彧镇守许都，所有的军国大事都要同荀彧商量以后再作决定。在曹操的心目中，荀彧集子房与萧何之才于一身，对其极为器重。

建安十七年，谏议大夫董昭向朝廷建言：曹丞相“栉风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奉祀”。因此，让曹操只享受封侯的待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给曹操以特殊的礼遇，即封魏公，赐九锡。但出乎意料的是，董昭的这个提议却遭到荀彧的反对。荀彧说：“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为什么荀彧会反对曹操封国公、受九锡呢？因为一旦曹操受九锡，他就可以享受类似于天子规格的礼仪。以前，西汉的王莽也是先受九锡，成为摄皇帝，然后由摄皇帝变为真天子的。荀彧知道，受九锡意味着汉朝天下就要灭亡，就要被曹家所取代。

荀彧出身于一个崇尚仁义礼治的世家大族，怀有朴素的保汉忠汉思想。荀彧辅佐曹操的前提是曹操可以成就霸业，但不能建立王业。一旦曹操突破了这道底线，荀彧就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处境。曹操的心胸并不狭隘，他时常能不计前嫌，忘人小过。但曹操在代汉这件大事上绝不肯含糊，谁要在这个问题上设置障碍，那就是自找死路，即使是至亲骨肉也不肯放过。

荀彧反对曹操受九锡，曹操岂能容忍，于是顿起杀心。但荀彧毕竟是朝廷重臣，又有大功于天下，所以他不能明目张胆地将其杀害。曹操心生一计。他率领大军征讨孙权，在行军途中，他表奏汉献帝，请汉献帝封荀彧为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让他到前线去慰劳军队。荀彧遂来到濡须口。不久，因生病留在寿春。曹操派人送一盒点心给荀彧，以表示慰问。荀彧打开一看，盒子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荀彧知道曹操的用意，于是就服毒自杀了。

建安二十四年三月，曹操为了对付刘备，兵进汉中，被刘备打败后，曹操驻守于长安，留下太子曹丕镇守魏都邺城。到了九月，邺城竟然发生了魏讽谋反事件。魏讽的官职并不大，仅仅是魏国相国钟繇的西曹掾。但是魏讽的名望很高。史书记载“魏讽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倾心交之”，不仅如此，魏讽还有“惑众才，倾动邺都”。魏讽蛊惑人心的本事相当大，居然使魏国的名士为之“倾动”。

参与魏讽谋反的还有长乐卫尉陈祎、张诱之子张泉、“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二个儿子、“荆州学派”的领袖宋忠的儿子。这些人都是曹操的亲信，魏讽还是曹操的子弟兵——谯沛集团的成员。魏讽谋反事件说明，当曹操代汉的企图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他的阵营也在分化，一部分人不能容忍曹操代汉称帝，所以铤而走险，发动政变。魏讽政变发生在邺城（邺城是曹操的大本营）和耿纪兵变发生在许昌大不相同（许昌是献帝朝廷的首都）。由此可见，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难度是很大的。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政变、谋反，曹操又是如何应对呢？

首先，曹操信奉法家，居乱世而用重典。

曹操绝不会对政敌产生怜悯之心。凡发动政变者，曹操皆用谋反之罪将其诛杀，连幼童孤女也不放过（孔融子女最为典型）。但曹操对本集团内部的异己分子的处理是十分谨慎的。例如对发生在邺城的兵变——魏讽事件就没有一味杀戮。魏讽是首犯，当然罪不可赦，必须诛其三族。魏讽的上司魏相国钟繇仅是用人不当，曹操将其免职。对负责守备邺城的杨俊，责罚更轻，曹操仅将他贬为平原太守，还是二千石的官员。王粲之子虽被曹丕处死，但按曹操本意，是可以赦免他们的。史载：“太祖时征汉中，闻王粲子死，叹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王粲字）无后’。”同样是针对曹操的谋反案，发生在许都，和汉献帝朝廷密切，曹操就予以无情的打击和血腥镇压。而发生在邺城，和曹操政权关系密切，曹操就淡化处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魏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从处理各种敌对势力的态度来看，曹操的手法是相当高明的。

其次，曹操采用笼络怀柔的策略。

曹操在镇压政敌的同时，还采取安抚笼络政策。建安十八年，曹操把自己的三个女儿曹宪、曹节、曹华全部送给汉献帝，做汉献帝的嫔妃。由于小女儿曹华年龄太小，曹操就让她暂时留在家中，待年龄稍大些，再送给汉献帝享用。汉献帝将曹操的三个女儿全部封为贵人，伏皇后被杀后，汉献帝心领神会，十分自觉地册立曹节为皇后。

曹操送女儿给汉献帝的策略极其高明。这样一来曹操不仅是汉献帝的丞相，还同时兼任汉献帝的丈人，既是朝廷重臣，又是皇亲国戚，无形间同汉献帝的关系更为亲近，也更加有利于控制汉献帝。再者，曹操的三个女儿嫁进宫中，无疑在汉献帝身边又安插了三个耳目。从此汉献帝的一举一动、言行举止，都要受到她们的监控。史书记载曹操三个女儿都得到汉献帝宠幸，她们一起吹枕边风的力量也不可小觑。至于，曹操的女儿们嫁给汉献帝后，婚姻生活是否幸福，曹操是丝毫不会考虑的。因为究其实质来看，曹操的三个闺女不过是她们的父亲用来对付汉献帝的政治工具而已。

第三，远离汉献帝，遥控东汉朝廷。

人们谈起“挟天子”，往往以为就是把皇帝放在自己的身边，寸步也不离开，以便于控制。但是曹操的“挟天子”并非如此。建安二年“操征张绣，以事入见殿中，帝不胜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勿相逼’”。以往汉献帝和曹操的关系虽然很紧张，但在面子上总过得去，君臣二人的对话也是官场上的一套，客客气气，从不伤和气。但这一次可不同，汉献帝的这番话柔中带刚，语中带刺，充满杀气。曹操怎么也没有想到汉献帝这只逆来顺受的病猫会突然发威。当时曹操就吓得“失色，俛仰求出”。

可能有人会困惑不解，曹操久经沙场，于刀枪剑戟，矢石交加之际而面不改色，何以会被汉献帝的几句话吓得魂不附体。事情是这样的，“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汉朝的制度，凡宰辅大臣带兵出征，朝见天子时，天子命武士拿着兵器，押着宰辅晋见天子。武士们用什么兵器呢？“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就是两个武士用戟叉着三公的头颈，去朝见天子。当时的情况是，汉献帝怒气冲冲地责问曹操。如果两个武士用戟一夹，曹操的人头就要落地。所以曹操走出朝堂，还感到后怕，“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曹操汲取了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从此再也不去朝见汉献帝，生怕将有不测之祸。同时，曹操又感到，在许昌建都之后，许昌就成了以汉献帝为代表的东汉势力的中心，东汉朝廷文武百官中的大部分人对曹操不满，会暗中组织各种阴谋活动，这些阴谋活动防不胜防。曹操百密还会有一疏，总会有考虑欠周之时。曹操思虑再三，决定迁都，建安九年九月，曹操攻破袁氏老巢邺城，自领冀州牧，对冀州实行直接治理。邺城是冀州的治所，曹操从此长期居留在邺城。曹操的司空府，以及后来的丞相府就由许昌迁往邺城。所以自建安九年以后，邺城就成了曹操的政治中心。汉献帝的朝廷被搁置在许昌一隅之地。

曹操迁都邺城是曹操重大的战略部署，是很高明的一招棋。从此曹操既可以远离反曹派的聚集地，又可以避免遭到突然袭击。另外，曹操也并不放松对汉献帝的控制。曹操在许昌设立丞相府留府长史，由丞相长史王必“典兵，督许中事”。曹操还设立司直官，司直官的职责是“佐丞相举不法”。代表曹操督察朝廷百官，反映出曹操力图加强对许都朝廷的控制。

此外，曹操还采取翦除刘姓王、削弱汉室宗亲的力量，著文批驳社会上的各种谣言，建立魏国政权，将汉官的大部分转为魏官等举措。这些举措的目的很明显，就是翦除汉献帝的羽翼，最后才去拔汉献帝这棵大树。关于东汉朝廷我有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它是一棵四百多年的大树，拔不动、砍不倒，曹操用什么办法？曹操就像白蚁，慢慢地把它蛀空。到了建安二十五年，东汉朝廷这棵大树基本上已经蛀空了。但怎么来代汉，曹操一直想不出主意。那时孙权写了一封信给曹操，劝他做皇帝，曹操看了信以后说：孙权这个小子不是把我放在炉子上烤嘛。曹操临死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他的意图很清楚，自己这辈子当不了皇帝，易代鼎革交给下一代完成。终于，曹操的儿子曹丕完成了改朝换代，取代了东汉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