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伦敦大桥垮了吗——欧洲难民危机的起源及本质

澎湃特约撰稿 黄静

2017-06-07 18:0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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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利时、法国之后,英国终于也成为了一个人们眼中“恐袭不断”的国家。虽然警察往往拒绝公布袭击者身份,但媒体报道中若隐若现的“异质移民”背景(5月22日曼切斯特体育场爆炸案的嫌犯阿贝迪列出生于曼彻斯特,来自利比亚移民家庭;而6月3日伦敦恐袭案的嫌犯则有移民自巴基斯坦、摩洛哥等地的欧洲公民),仍不断刺激公众敏感的神经。英国脱欧的首要考虑是限制移民,但接连不断的恐袭显示,移民问题的解决,绝对没有简单的办法。
在制度设计上,欧洲国家和美国、加拿大不一样,并非以移民立国。但二战后,欧洲迅速地从移民输出地变为引进地。由于劳动力缺乏、殖民地的广泛联系以及慷慨的难民和福利制度,欧洲成为了众多移民的首选。通常,来自巴尔干、拉美、印度、乃至东亚地区的移民虽也遭受歧视,但仍能较好地融入社会——匈牙利移民后裔萨科齐成为法国总统,印度裔的瓦拉德有望在今年成为爱尔兰总理,都是好例子。但是,来自中东、非洲、亚洲的穆斯林移民,往往很难融入主流社会,而且还受到境外影响,从而成为欧洲人眼中的“异质移民”。
2015年夏秋之际,欧洲爆发难民危机(100万“非法移民”涌入只有5亿人口的欧洲),加剧了欧洲的“异质移民”问题。据欧盟边境管理局和联合国难民署数据,过去两年前往欧洲的难民多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区。在2015年年底,欧洲关于难民的讨论已从具体的技术问题转为认同问题,约三分之一的德国人担忧移民威胁“社会与文化价值”。德国著名作家博托•斯特劳斯(Botho Strauß)在其《最后的德国人》一文中称:“我宁可生在一个因为经济人口什么的而垂垂死去的社会,也不愿死在一个因混了外国人而变年轻的社会里。”
虽然到2016年年中,非法移民大量无序涌入的情况已基本消失,但是欧洲社会已被难民危机撕裂。“难民性侵案”让德国民众发起了反对默克尔总理的抗议,近20起由“异质移民”发起的恐怖袭击彻底改变了欧洲“世外桃源”的面貌,甚至英国民众在公投中意外选择脱欧某种程度上也拜难民危机所赐。可以说,在难民危机之后,欧洲移民问题再也难以掩盖。下文将通过探讨欧洲难民危机的起源与本质,以助理解当前欧洲的移民问题。
当前全球的难民制度正是由欧洲主导建立的,它是二战后欧洲反思纳粹屠杀、反思二战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虽然也有“流离失所的人”以及一些相关的管理措施,但是现代意义上的“难民”概念以及国际法上的难民管理制度完全不存在。
现代难民制度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之上。第一个前提,是难民需要被管理。
按照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原型”,每一个人,都应是某一国的公民;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要去另一个国家,便须办护照、办签证、过海关。当然,外交签证、免签、申根区等例外情况也是有的,这是各国政府经协商后对某些人群给予的特殊优待。而如果地球上有那么些人,竟“擅作主张”跨国流动,那就有违理论原型了。“难民”正是这种有违理论原型的情况的其中一种。
“难民”是一个需要认证才能获取的资格,并非所有“无国籍人士”、“非常规移民”、“非法移民”都是难民。据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即《日内瓦公约》),难民是指:“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本国以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逃难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目的;二是被迫迁徙而非主动迁徙。
第二个前提,则是难民享有基本权利。
在二战期间,“难民”是被当作军事问题来处理的。联军远征军高级指挥部(SHAEF)下的“流民分部”负责处理“流民”问题,认为这有助于后方稳定。二战后,欧洲(特别是德国) 出现了大批离家背井、无家可归的军人和平民。联军远征军高级指挥部以及联合国救援及重建局将德国的集中营、战争工事改装成难民营,对难民进行半军事化管理。后来,陆续有慈善机构加入到难民管理的队伍中来。到1951 年联合国难民署(UNHCR)成立,难民问题已从军事问题“华丽转身”为社会问题、人道主义援助问题。在二战后建立全球的难民庇护体系时,欧洲怀着对“大屠杀”很深的愧疚感,希望避免类似犹太人“无处可逃”的情况再次发生。1948 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有一条关于难民的规定:“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可以说,难民权成为了人权的一部分。
几十年来,建立在这两条前提之上的全球难民制度是基本足用的。全球的难民一方面得到了有效管理,另一方面也还能维持人的基本尊严。
2015年夏秋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这次难民危机对这两条前提都构成了冲击。第一,虽然难民制度已被标准化、程序化、法律化,但欧洲各国管理难民仍力不从心。早已实现人员自由流动多年的“申根区”内部,多国重新树立边界、开始边检,便是最好的证明。第二,虽然难民仍然是人道主义的救助对象,但对难民到底应“仁慈”到什么程度已在欧洲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连高举“欢迎政策”大旗、成为“自由世界良心”的德国最终也不得不回调难民政策。
难民问题的重新凸显,揭示了更深层次的时代变迁。
一是全球化已到了“饱和”阶段。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通过殖民手段,将全球纳入到同一个世界之中。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全球更是联结为非常紧密的整体。二战的结束,也宣告了初级全球化时代的结束。经过几十年经济全球化、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这个系统已经密集到了一定程度,以至于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体,都要受到别的行为体的深刻影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用承担反射回来的后果。结果大家相互制约、交互共存,生活在一个充满了风险的全球化牢笼中。
在某种意义上,欧洲的难民危机是欧洲向亚非拉殖民的恶果的一个回响,虽然时隔数十、数百年,这个回响终于还是传回了欧洲。欧洲的难民危机同样也是欧洲外交政策、周边政策失败的一个回响,只是这个回响耗时短得多,距离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仅有若干年。欧洲难民危机只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细微事件都可能在全球交互蔓延。全球化“饱和”后,国家已难再有效维持“内”、“外”分界,无法再有效管控其领土之内的人员、资本、货物、事件。
二是欧洲中心地位的丧失。欧洲难民危机是欧洲与外部世界深刻互动的产物,但是欧洲已经不能再像几百年前那样,单方面地塑造它与世界的互动。过去,欧洲以一己之力便能将“世俗化”推广到阿拉伯世界,将“人道主义”撑托为全球价值;但现在,连欧洲社会内部也开始被迫调整过去的自由、人权、人道价值观。欧洲必须承担融入世界的重大后果。这种后果不仅仅落在国家层面,还落在了最基础的社会层面。“难民恐袭案”正是欧洲社会与外界短兵相接的一种具体体现。
简言之,欧洲难民危机的本质是——在全球化进入“饱和”阶段后,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欧洲跨国治理体系)受到挤压的集中表现。曾经,通过民族国家和欧盟这个“外壳”,欧洲某种程度上仍然能把战乱、贫困、混沌等种种现象阻挡在外。难民危机的爆发,说明这个“外壳”的作用退化了;外部的战乱、贫困、混沌仍然能够通过最原始的人员流动,深入到欧洲的内部。难民危机同时也宣告了欧洲单方面塑造全球化时代的彻底终结
责任编辑:单雪菱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欧洲,难民危机,异质移民,全球化,伦敦桥恐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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