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故事｜经济学者石磊：原本想当诗人，后对经济产生兴趣

“高考的意义在于将复杂事情的不确定性因素减少，让许多资源和人才走上正轨，实现更大的效用和发展。”

从当学生到教学生，见证高考走过40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石磊有很多感慨。

1979年，他从一名给地方文化局写诗歌，“想当诗人”的文艺青年，变成了“五个志愿全填文学”的安徽高考生，想通过高考走上专业化的文学道路。

当年数学成绩优秀的他随后被安徽大学经济系录取，并在经济学领域发掘了兴趣。

从事经济学研究、教学数十年后，他依然觉得庆幸，“比起所有人茫然、不知所向，高考提供了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

地方诗人

1976年，石磊高中毕业，刚刚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那一年，他18岁，给地方文化局写诗歌，偶尔在报纸上发表一些作品，对生活没抱太多希望，希望用文艺来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

出身于地主家庭，成分不好意味着包括他在内的很多知识青年几乎不可能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继而进入高校学习。

他每天作诗，随心所欲，但是找不到切实的人生目标，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直到得知高考恢复，跟周围很多人一样，他刚开始都只有茫然和好奇，“这么多年都没有高考的训练，不知道高考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眼前的路越发清楚，他渐渐意识到，未来改变命运的道路似乎只有一条。“一旦有了高考这个之后，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我不需要靠别人，不需要靠完全不确认的东西，只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高考恢复第3年，他终于下定决心暂停了文化局的工作，和几个高中同学在外面租房子复习，迎接当年的考试。

备考过程中，他一度非常忐忑，不知道原先学的内容在高考用不用得上，因此还走了一些弯路。

“当时复习地理，以为地理就是地球物理的简称，我买了李四光编写的十六开的《地质力学概论》，讲地球的物质结构。教书的祖父问起我的复习情况，看到我读的那本，他大吃一惊，赶紧从中学里借来一本地理教科书，当时离高考只剩下两个月了。”所幸，临时抱佛脚也有用处，最后在满分100的地理考试中，他还是拿了89分。

1979年，全国高考首次统一在7月7、8、9日三天进行。

高考第二天就遇到了暴雨天，狂风大作。考前下发通知，要求每个考生自带砖头压考卷。

“好不容易写的试卷怎么能被风刮走呢？我们每人兜里揣着好几块砖头，考试时把卷子四个角都压着。”石磊记得，因为考场的课桌崎岖不平，不仅准备了砖头，他还自带了桌板。“买了那种又大又平的油画画板，背着进考场。”

那一年高考，全国录取率约为6.1%，安徽省录取率大约仅为3%。

填报志愿时，他的五个志愿里面全填的是文学。他就此解释为“当时的青年人都有一股强烈的国家情怀，经历了很多，积淀下来了这些思想情绪”。

不过，由于数学成绩优异，他最终被安徽大学经济系录取，也从此意外走上了经济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之路。

经济学专业学生

“经济学不难，而且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并不是单纯地谈财富，教人怎么变富有，而且还涉及到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

进入大学，石磊很快对自己的专业产生了兴趣。“要改变中国低效率的状况，一是要把中国问题搞清楚，二是要掌握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工具。”

那时，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与现在大有不同。

如今复旦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只用学一个学期的《资本论》，在当时，则要花3个学期研读。而现在课堂上重点教授的《西方经济学》，由于缺乏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当时只能通过学说史和流派介绍来代替。

虽然高考恢复后，正式的教育轨道畅通，但教师数量严重短缺，结构不完善，不能满足教育的需要，也是实际的难题。

“高考恢复后一件重要的事情，便是教师归队。回到高校对老师们来说，也是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非常有教学热情。”石磊记得，给自己教《资本论》的老师原来就在巢湖农村的中学教语文和政治，能大段背诵《资本论》里的内容。

上课时，老师自己的知识体系不完整，也会和学生一起自学。

“比如发展经济学这门课程，我们就捧着武汉大学刘涤源、傅殷才这批国外学成归来的老先生编的教材，大多还是未出版的油印本。”

彼时，国内学界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主要持批判的态度，但与“文革”时期压根不开西方经济学课程相比，已有了一定的课程和教材设置。石磊记得，那时的教材每章节结尾都会加一段批评，老师上课时也是这样。“但我们也就是通过这些教材学习到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知识。”

学校后来还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外籍教师开设课程。同学们的英语不好，就专门配备了翻译。虽然大家听得不是很懂，但也算接触了地道的西方经济学研究思路。有了这个基础，学生们的自学能力也加强了。

但技术性的课程还是缺老师。比如，会计学的老师自己做账熟练，每天给学生发单据，但会计理论教得并不好。再比如，统计课的老师自己可能还没有弄懂课本就要上课，“不像现在有一套以数理分析为基础的统计分析工具和教材”。

石磊觉得，后来自己这一代经济学研究者都受此影响，做数学分析和实证研究时感到受限。“我在当时算数学学得好的，但和现在我带的几个博士生相比，很多东西他们能做，但我就做不了。”

各个大学经济学的差距也在此体现。他回忆，当时复旦的西方经济学课程就由著名经济学学者宋承先和他的弟子教授。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很了解，讲解也就更透彻。“教育资源扎实与否也影响了各个学校后来的学科发展。”

“落下的知识想办法补回来”

上了大学之后，石磊感觉自己之前浪费了太多时间，外语等基础性知识严重不足。但因为当时班级同学的起点都非常低，他意外地当了外语课代表。

大学公共英语教材从最简单的“ABC”开始，而自己的英语基础只停留在初高中老师教的口号标语。本来就喜欢背英语的他，把当课代表视作额外的学习动力。

学校教的是许国璋前四册英语教材，他找来俞大絪主编的第五、第六册，背起里面的狄更斯、大小仲马选集，“一课可能有一百多个不认识的单词，我居然就硬着头皮一篇篇背了下来。”

学校图书馆有一个外文书刊库，他每周到图书馆借《北京周报》，管理员老先生看他来得勤，也只有他常来，本来只允许在馆内阅读的杂志也让他带回去读，每周看完后再来图书馆换下一期。

当时一本书要3、4块，石磊的父亲是冶金技术员，3、4块相当于父亲每月工资的十分之一。

每个月有17元助学金，其中14元是饭票和菜票，剩下的3元是生活补贴，加上父亲每个月给的10元生活费，13元全部用来买杂志和书了。“虽然钱不多，买书时从来没心疼过。”

他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全部研读一遍。他并不知道全集有多少本，只顾着让书店配齐准备购买。书店老板配全后通知他取书，到书店后才傻眼，整整四十九卷，两大摞书！他赶紧让同学把自行车骑来，又凑了些钱，把这叠书驮了回去。

上世纪80年代初，“萨特热”兴起，石磊和同学们也对此感到新鲜，“不论是哪个学科的同学，那会讨论起问题时都像哲学家。”

除此之外，他还跟着哲学系的同学一起上课，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从头到尾把西方哲学思想史听了一遍。”

伴随着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政策，国家当时处于思想活跃的状态中，当时的青年学生普遍关心国家命运走向。1982年本科毕业时，石磊就将论文重点放在了中国人口政策上。

“我最后写了《梅多斯世界体系理论及中国人口政策的价值走向》。这个题目现在来看都很高大上，也是那个年代非常前沿的问题。我运用的解决方法比较简单，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逻辑方法，只用了一点点统计数表，没有用计量。”他回忆，自己论述了人口过多会造成粮食短缺、环境恶化、教育短缺等问题。

本科毕业后，石磊先去了干部学校当教师。上课提到煤矸石当煤卖的例子，得罪了当时坐在教室里的煤老板。感觉个人发展受限的他随后下定决心考研，去了西北大学。

“那里条件艰苦，除了读书也没有什么活动，单纯的生活反而有助于学习。”他回忆起在西北大学的求学时光。

导师何炼成和刘承思教授每周三会组织一次学术讨论，讨论前一星期定好题目，学生们就在这段时间大量阅读文献。

每次讨论从下午三点开始，到饭点了就到老师家吃饭，“气氛融洽得很”。何炼成和刘承思教授带出了一批学者，那时的西北大学也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摇篮”。

督促学生珍惜在校时光

1989年，石磊从西北大学离开，在上海社科院读博士，随后又被公派罗格斯大学，赴美进修一年。1993年，他到复旦做博士后研究，之后任教至今。从当年的经济学专业学生，他逐渐成长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和教育者。

受硕士导师的影响，石磊现在每周也会办一次师门研讨会，有专题性的公共政策讨论，有研究进展汇报，还有文献分发阅读。“石老师非常忙碌，但我们有什么新想法，只要提前电话或微信说一声，一般很快就能见面。”学生梁凯鹏说。

梁凯鹏目前博士研究生一年级在读，正在做产业扶贫金融支持的研究，这正是石磊所期待的“与大政方针相关，能切实解决国家问题”的课题。

读博期间，石磊养成了每天三四点起床的习惯，并保持至今。虽然他没有要求学生们也这样做，但仍时常督促他们珍惜在校时间，多做知识积累。

“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重点，在什么阶段就应该干什么事，读书时心思不要太杂。”他还希望自己的学生能通过文献阅读的积累学习他人做研究的方法思路，又能在经济学之外扩大阅读面。

做学术需要耐心，也需要经济基础。“博士延期后拿不到学校补助，老师就会拿出自己的工资资助我们，希望我们能专注于研究。”梁凯鹏说。

从当学生到教学生，从培养研究生到参与学校管理，再看高考恢复四十年，石磊感慨颇多。

“高考的意义在于过程简单化，把复杂事情的不确定性减少，让许多资源和人才走上正轨，实现更大的发展和效用。”

2000年以后，教师队伍建设也在大跨步前进。“各个高校都十分注重人才队伍更新，大量引进人才，本校培养的能力也加强。”自己带出的几位博士生选择了留校任教，他觉得这些学生“水平比我高，一代的确比一代强”。

不过，他依旧关注高考恢复后一些仍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教育结构和社会结构变迁相适应，也要反映学生的需求。和哈佛大学7000多门课相比，复旦2000多门的课程数量还是有差距的。”

另一个问题是公立大学为主的体制下优化投资、融资。他认为，依靠财政投资往往捉襟见肘。“如果投融资多元化，一部分在国家计划内靠国家支持，一部分出于兴趣的项目也能筹到资金来源，说不定就会有重大的成就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