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是否正迎来“春天”

2017年 6月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都“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上发表演说时表示，期待“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在充分纳入国际社会共识的基础上，与环太平洋地区自由、公平的经济圈相互融合，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日方愿以此为基点，同中方围绕“一带一路”开展合作。

日本共同社、《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均认为，“这是安倍首相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的努力”。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即表示，欢迎日方同中方探讨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开展合作，并“希望日方能够把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真正落实到行动上。”

实际上，在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5月16日向习近平主席转交的安倍亲笔信中，就有愿意为“一带一路”构想的实现加深对话与合作的内容。此外，安倍给习主席的亲笔信还有两点希望：一、保持对话，在合适的时机实现互访；二、相互合作，解决朝鲜问题。在与习近平主席短暂会面后，二阶俊博高兴地向访华团成员表示，“我有春天到来的感觉，今后要敦促政府采取积极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迄今，这种先“内部沟通”，再“公开表述”的方式，是日本对华政治交流的常态。按照日本的说法，这叫“水面下的活动”，它是日本内政外交的重要特征。

今年1月发表的《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就中日关系写道：“2015年以来，中日关系总体延续2014年底形成的改善势头。”也就是说，2014年11月7日双方达成“四项原则共识”、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晤后，中日关系开始形成“改善势头”。

安倍的上述表态，似乎顺应了这一势头。但正如该白皮书所写，“同时，中日关系仍存在不少复杂敏感因素”，特别是“历史、涉海”问题。那么，这种“改善势头”是如何形成和延续的？双方在“历史、涉海”问题上存在什么分歧？本文试作分析。

一、“私下承诺”实现首脑会谈

2013年12月26日，安倍在重新执政一周年之际，不顾多方劝告和警告，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强烈不满。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语气强硬地表示：“安倍自己关闭了同中国领导人对话的大门，中国人民不欢迎他。”

然而，2014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北京召开。于是日本先后派出了由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原自民党干事长野田毅等党内“大佬”带队的7个代表团提前访华，希望在APEC会议期间，实现安倍首相和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中方明确提出：安倍须公开承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而安倍却表示，“希望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不设任何条件的会谈”。双方各执一端，表面上双方均未作出妥协，但事实是，11月10日中午，习近平和安倍晋三仍举行了中日首脑会谈。

中日首脑会谈得以实现，主要因为安倍私下向中国作了承诺。2014年7月27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作为安倍晋三的特使秘密访华，向习近平主席递交了安倍的亲笔信，并和习主席进行了1小时会谈，在座的有和福田康夫一起来访的安倍首席外交智囊、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席间，福田康夫对习近平主席说：“安倍首相告诉我，他不会再去参拜靖国神社。”也就是说，安倍虽然没有“公开承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但私底下却作了这一“承诺”。之后，双方外交事务官员进行了谈判。日方谈判代表是周六（7月26日）到达北京，周日返回东京，行程绝密，媒体毫不知情。

谈判的最终结果，就是11月7日双方发表的中日“四项原则共识”。三天后，习近平主席应约和安倍进行了首脑会晤。

二、“安倍谈话”问世经纬

2014年11月7日，中日在共同发表的“四点原则共识”中提出，“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2015年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最值得关注的动向，是当年8月14日发表的“安倍谈话”。

必须强调，尽管声称“侵略无定义”的安倍的历史观，近年或许并没有变化，但在表述上，其变化显然且不应被忽略。因为，这对中日关系构成直接影响。

2012年8月，安倍曾公开表示，“有必要否定或取消‘河野谈话’、‘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的所有谈话。”2013年3月，安倍在接受韩国《月刊朝鲜》杂志采访时又称，将在2015年纪念二战70周年时，以“安倍谈话”取代“村山谈话”。2013年4月23日，安倍在参议院答辩时称， “安倍内阁不会原封不动地继承村山谈话”。（“河野谈话”是1993年8月4日由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的谈话，在此次谈话中，日本第一次承认了日军曾强征“慰安妇”的事实。村山谈话是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谈话，谈话内容受到中国、韩国等国家及日本国内部分人士的肯定。——编注）

但是，2015年1月5日下午，安倍在当年首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将在关于战后70周年的“安倍谈话”中写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省”，继承“村山谈话”，并表示其内阁“总体上继承了关于历史认识的历代内阁的立场，今后也将继承下去”。毋庸赘言，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明显有所“软化”。

2015年4月上旬，安倍开始正式拟定谈话措辞，由他口述，首相秘书官今井尚哉和主管外交的官房副长官补兼原信克等人记录。在记者会上，安倍将他的意图表露得非常明确，即不纳入“道歉”和“侵略”的表述。4月22日，安倍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的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演说，对过去的战争表示deep remorse(“深刻反省”)。4月29日，安倍在美国众参两院发表演说时，再次使用了deep remorse这一表述。安倍身边人士称，这是“观察外界的反应”。

5月下旬，日本政府私下探寻中韩两国的态度，结果发现“情况依然严峻”。于是，安倍表示，“此次希望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希望被任何因素束缚”，决定“既不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也不表明道歉和侵略”，以“个人见解”而非“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谈话。据首相官邸人士透露，若以“政府见解”形式发表“安倍谈话”，很容易引起日本与中韩两国政府之间的外交摩擦。但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却提出，“安倍谈话”应继承以往日本政府立场，有必要以“内阁决议”方式发表。公明党之所以坚持作为“内阁决议”发表“安倍谈话”，是因为安倍内阁国土交通相太田昭宏是公明党人，“内阁决议”需经阁僚一致同意并联署。没有公明党首肯，“内阁决议”无法形成。

8月7日，安倍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表示，他将在14日通过内阁决议发表“安倍谈话”，并在当天晚上将这一决议通报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山口明确要求安倍在谈话中写入“村山谈话”中的关键词，称“应采用有诚意的表述，向对方表达日本具有道歉之心”。

三、安倍对“历史”的态度明显变化

必须指出，安倍自提出要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即“安倍谈话”后，一直试图摆脱在“谢罪外交”和“继承历届内阁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徘徊。他本身的价值判断倾向于前者，但除了执政伙伴公明党的要求，另外三方面的压力则使他必须正视后者。

这三方面，一是来自日本学界和民间的压力。7月17日，日本74位人文社会科学知名学者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安倍晋三在“战后”70周年相关谈话中明确写入“村山谈话”中的关键词。日本最大的广播电视机构NHK（日本放送协会）的舆论调查显示，42%的受访者认为，“安倍谈话”应写入“具有道歉意味的词语”，而表示“不必进行道歉”的受访者仅占15%。

二是来自中国的压力。8月5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王毅外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安倍晋三战后70年谈话内容“保持高度关注”。在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会谈后，王毅对记者强调：“不仅中国人民，国际社会都在关注日本如何过历史这一关。”

三是来自韩国和美国的压力。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多次要求“安倍谈话”应“切实继承历史认识”，而日韩对立不符合重返亚太、亟需建立美日韩同盟的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也明确表示，希望日本继承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并表示深刻反省的“村山谈话”，以及围绕慰安妇问题进行道歉及反省的“河野谈话”。

最终，迫于自身需求和各方压力，安倍表示，“希望拟定能与尽可能多国民共享的谈话”，决定对四个关键词进行“间接表述”。因此，2015年8月14日发表的“安倍谈话”包括了舆论关注的四个关键词：殖民统治、侵略、深刻反省、由衷歉意。但其表述不仅断续，而且间接：“事变、侵略、战争。我们再也不应该用任何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应该永远跟殖民统治告别……我国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中国政府认为，“安倍谈话”缺乏诚意。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当即向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但是，“安倍谈话”并没有导致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安倍谈话”起草者之一川岛真所认为的那样，“安倍及阁僚个人的历史认识也许没有大的变化，但安倍政府从执政前的选举期间、2013年12月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到2015年8月发表安倍谈话，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判断并非没有道理。

四、“涉海问题”各有立场

2015年，日本在“涉海问题”上屡屡“挑事”，中国则予以坚决回击。

2015年4月，在德国吕贝克举行的七个主要发达经济体（通称“G7”）外长会议上，史无先例地通过了一个所谓“海洋安全声明”，含蓄地攻击中国。日本为这份声明的发表煞费苦心，意欲抹黑和制衡中国。2015年1月29日，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L. Thomas Jr.）表示，地区盟友和伙伴越来越将日本视作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欢迎日本海上自卫队将巡逻区域扩展至南海。2月3日，日本防卫相中谷元在记者会上公开回应，表示将探讨相关事宜，并称“南海局势对日本影响正在扩大”。前日本海上自卫队中将五味睦佳更露骨地表示，美国需要日本在南海制衡中国，以阻止中国将这片海域“内水化”，日本应积极追随美国的“空海一体战”策略，在南海扮演更突出的安全角色。

同年6月8日，在德国巴伐利亚举行的G7峰会发表联合声明，称：“强烈反对包括大规模填海造岛等意图改变现状的任何片面举措”。虽然该声明未如多家日本媒体此前预言的那样，“将明确谴责中国”，但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然，仅凭安倍那点能耐，难以使G7“联合声明”含沙射影谴责中国。关键是安倍的这一意图和美国的态度契合。2015年1月29号，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声称，欢迎日本巡逻南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John Kirby）表示：“我们同意托马斯上将的说法，日本这一类的巡逻和活动是受到欢迎的。”

日本这么做的用意，是以所谓“南海安全”为“粘合剂”，增强美日关系。因为，美国的欧洲主要盟友英、法、德的“去军事化”即军费开支连年下降，令美国在北约中的防务开支比例高达73%。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主任托马斯•怀特（Thomas Wright）的说法，“北约继续存在是确定无疑的，但美欧关系的价值如今正不断遭受质疑”。于是，日本不断重整军备，并逐年增加军费开支，解禁集体自卫权，重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积极迎合美国的全球战略。

针对日本的挑事，中国的态度非常鲜明。当年5月26日，中国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军事战略》的国防白皮书，将“海上军事力量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并明确指出：“个别海上邻国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采取挑衅性举动,在非法‘占据’的中方岛礁上加强军事存在。一些域外国家也极力插手南海事务,个别国家对华保持高频度海空抵近侦察,海上方向维权斗争将长期存在。”

6月9日，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在有关南沙岛礁上搞建设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任何外国无权干涉。”显而易见，双方在“涉海问题”上的立场针锋相对。

五、  “正视历史，开创未来”

2016年，虽然历史问题作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障碍”并未消除，但双方特别是中国在“妥善管控分歧矛盾”方面，做出了切实努力。

2015年底，日韩两国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后，中国外交部表示：“我们一贯主张，日方应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吸取历史教训，拿出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这番表态虽仍具有“外交辞令”色彩，但对日本做出此举予以“肯定”的意蕴，不难觉察。

2016年10月22日，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了中韩“慰安妇”雕像的揭幕仪式。在中国设立中韩少女双人像，尚属首次。10月24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公开表示：“如果能因此在东京也修建慰安妇铜像，可能有助于日本卸下历史的包袱，有助于赢得亚洲邻国的谅解。”

2016年6月2日下午，日本三菱劳工部分团体在北京红十字宾馆举行 “新闻通报会”,宣布二战受害中国劳工代表与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达成和解协议。根据和解协议，后者向在二战期间被强掳至日本的3765名中国劳工每人支付10万元人民币赔偿，同时一次性支付1亿日元用于建立中国劳工受害者纪念碑，另支付2亿日元作为今后进行调查的费用。中国外交部表示，“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希望日方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对待并妥善处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这无疑是对三菱方面举措的肯定。这种肯定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开创未来”，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2017年1月，在日本有413家连锁商务酒店的日本APA集团在其上万间客房摆放其前CEO元谷外志雄所著《无法言说的国家论》和《自傲的祖国日本——为复兴日本谏言》等书籍一事引起舆论轩然大波。中国国家旅游局要求所有出境旅游企业和旅游电商平台，全面停止和APA酒店的合作。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旅游局并没有要求“全面抵制赴日旅游”。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并没有将日方个别人的言行，视为日本整个国家和民族整体意志的表现。这是“正视历史。开创未来”精神的具体体现。

六、 “国家战略”存在对立

2016年，在“涉海问题”上中日双方的博弈愈益明显。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类似于总参谋部）的统计，自2016年4月至12月，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紧急起飞883次，其中针对中国军机的次数为644次，与2015年同期373次相比，增加近一倍，为历年之最。当年11月25日，中日双方就建立“海空紧急联络机制”在东京举行了第六轮专家组磋商，一致同意为早日启动运行该机制继续磋商。但由于双方对钓鱼岛海域主权各有主张，对该机制是否涵盖“领海、领空”各执一端，该“联络机制”迄今仍未能建立，说明“涉海问题”因涉及领土主权问题，异常复杂敏感，解决难度不小。

在南海问题上，2016年4月11日，在日本广岛市召开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日本策动会议再次发表了所谓“海洋安全声明”，不指名地谴责中国。同年5月27日，七国集团峰会在日本三重县伊势志摩通过的首脑宣言，依然将“南海问题”列为议题，同样将攻击矛头指向中国。

2016年3月以来，日本新安保法的实施，使中日在“涉海问题”上的博弈加剧。日本认为，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的日美同盟关系，确保了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也确保了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共享和平繁荣，但中国军事力量的急速增长以及日益频繁的海洋活动，对东亚地区的未来和平与繁荣，造成结构性挑战。

2017年3月，实为直升机航母的日本“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舷号DDH-184的“加贺”号正式入列海上自卫队。按照日本媒体说法，“考虑到中国的潜艇性能提升，愈来愈难侦测，日方认为有必要加以应对”。参加舰旗授予仪式的日本防卫政务官小林鹰之在训话时称：“日本周边安保环境的严峻性正在增加。‘加贺’号的存在极其重要，请务必认真训练，尽早确立快速应急体制。”

日本所以着力渲染“中国威胁”，主要因为按照日本的判断，近年来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在继续通过陆权来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正发展海空实力并已超越日本，有可能挑战日本对钓鱼岛的“实效支配”，影响日本的海上通道安全，威胁日本的海上生命线。

但中国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以及海洋事业的发展，是为了营造适合本国和平与发展必不可少的国际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相反，日本近年以“强化美日同盟”为旗号，持续贯彻“独立强军”路线，不断扩充军备特别是海上力量，成为地区稳定的隐患。

显而易见，双方仍未摆脱彼此视对方为“威胁”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实际上，日本的海洋战略是国家综合战略的主要内容，其核心是以日美同盟为主轴，将日本的国家力量和国际影响扩至世界各大主要海域，最终建立起确保日本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的海洋综合安全保障体系，维持现有的美日主导的东亚海洋秩序，使日本作为西太平洋的海上强国再次崛起。加强对东海、南海争端的介入，就是这种战略的重要体现。

归根结底，安倍提出的“复兴日本”战略和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存在着战略性、结构性矛盾。谷内正太郎曾表示，“对21世纪的日本外交来说，如何与中国相处是最大课题。这个课题对于安倍政权而言，尤其困难，尤其沉重”，主要就因为存在这种矛盾。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双方才同意“互不构成威胁”。

七 、今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变数”

中日关系目前呈缓和趋势，这种趋势仍将继续。但是，“中日关系复杂敏感”，目前涉及“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影响中日关系的障碍并未完全消除。

2017年5月29日，以国务委员杨洁篪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为主，中日双方代表在东京附近的温泉胜地箱根举行了第四次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对话长达5个小时，涉及广泛领域，主旨是构建“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信赖关系。杨洁篪希望日方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在南海问题上谨言慎行，并告诫日方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言而有信，按规矩办事”。谷内表示，日方在台湾、历史等问题上立场没有变化，并表示要增加两国关系积极面，妥善管控分歧。

谷内特别表示，在对朝鲜行使制裁方面“需要中国进一步发挥作用”。杨洁篪则再度表达了中国支持联合国决议的立场，同时强调希望朝鲜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十分显然，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是中日彼此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杨洁篪所以告诫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按规矩办事”，主要因为自去年5月20日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日本在涉台问题上有破坏“规矩”之嫌。今年3月，日本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访问台北，成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访台的日本最高级别官员。另外有消息称，日本欲与台湾当局合谋，将台湾对日交流窗口“亚东关系协会”，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日本希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作用”，也因为日本认为，要向坚持核试验与导弹开发的朝鲜施加压力，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

安倍一再强调：“只有强化日美同盟，日本的外交才有实力。”尽管特朗普看似和安倍“私交”不错，几次给安倍打电话，称“晋三，I Miss You（我想念你）”，并表示“100％站在日本身后”。但特朗普外交的方针难以预测，是日本政府高层人士的共识。这是日本近期一再向中国“示好”的重要原因。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当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是中美关系的改善，因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两大障碍即日美安保问题和台湾问题，已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相应得以克服。但是，现在，日美关系的“两大支柱”即安全保障和经贸合作均出现明显变数。

在安全保障方面，奥巴马政府以制衡中国为主要目的的重返亚太、实施战略再平衡，不再为特朗普方面贯彻。而且特朗普上台后呈现出明显的“振兴”北约的意图，从而使亚太版北约即日美同盟的作用被弱化。在经贸合作方面，奥巴马政府为了“不能让中国那样的国家制定规则”为目的建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特朗普一上台就被美国“抛弃”。日本开始担忧“美国越过日本与中国接近的尼克松式冲击或将再次出现”。安倍的侧近也指出，“无益地与中国形成对立，不会获得任何好处”。

结束语

总之，中日关系今后仍会出现矛盾，但挑战对方“底线”的事态不太可能发生。双方既已就“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进一步达成共识，双方的关系将逐步回暖。因为，正如习近平主席2015年5月23日在中日友好大会上所指出的：“历史证明，中日友好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