迤逦鸦︱小说不应承担评价历史的功能

迤逦鸦

2017-06-09 17:1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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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铭先生在《文字不是东西》中说:“该读而未读的书,看起来就像一双双讨债的眼睛。当你每天回家一进书房时,就有债主临门的恐惧感。”去年夏天,希拉里•曼特尔的《一个更安全的地方》(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出版中译本,勾起不少读者对法国大革命的兴趣;端午小长假乡居断网数日,正好借机补读关于这场风云巨变的小说,最先想到的自然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
十八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那场革命规模空前,影响深广,用时在巴黎、躬逢其盛的威廉•华兹华斯的话来说,景象“壮观得不知从何说起”(too copious a theme)。笼统言之,《双城记》写的正是这一特殊时代,尖锐的阶级对立中人性的各方各面。不过,对革命风暴的正面描写,要到小说第二卷最后才正式出现:
在这样烈火燎原、波涛汹涌当中挨过了骚乱不安的三年。怒海狂波震撼着牢固的大地,永不退潮,永远上涨,越涨越高,岸边的目击者不禁惊惧交集。小露茜又有三个生日用金线织进了她那家庭生活的平静轻纱之中。张玲、张扬译
“波澜壮阔”,费兹(Phiz)《双城记》插图
“一则高见”,费兹(Phiz)《双城记》插图
虽然狄更斯在前言里说,创作《双城记》的念头始于1857年同亲友一起出演的威尔基•柯林斯剧作《冰渊》(The Frozen Deep),但大部分人还是将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兰西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A History)视作《双城记》最直接的灵感来源。在1840年的一次演讲上,狄更斯初识卡莱尔,旋即被后者的雄辩风采感染,《法兰西革命》自此就成了他随身携带的读物。而为了狄更斯可以收集到全面的资料,卡莱尔更是从他泰晤士河畔夏纳步道(Cheyne Walk)的书斋里给他运去了几车参考书。无怪乎狄更斯的书里经常把这场震荡寰宇的革命比喻成地震和洪水——类似表述在《法兰西革命》中也俯拾皆是。
四十六岁的卡莱尔,差不多是同狄更斯结识的年纪
1858年的查尔斯·狄更斯
1859年4月,狄更斯主编的文学周刊《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创刊,此即《双城记》连载开端。狄更斯晚年,创作方式有所改变,上一部在刊物上每周连载的小说,还得追溯到1854年的《艰难时世》;《双城记》的篇幅接近其两倍长,直到年底才推出单行本。在这部作品中,狄更斯关注的不再是伦敦的金融资本家、小公务员、政客和律师,而是将想象力的触须伸向了十八世纪后半叶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潮。狄更斯这一旨在突破的创作转向取得了成功。不管在连载阶段还是成书之后,《双城记》从来不缺少读者。但评论家的意见却莫衷一是,按照托玛琳(Claire Tomalin)在《狄更斯传》(The Penguin Press, 2011)中的说法,这部作品最初问世时,受到的更多是负面评价:“不够幽默”(lack of humor),“情节跟不上”(a plot hard to follow)。读罢小说,把这些时评找来看看,果然十分有趣。
克莱尔·托玛琳《狄更斯传》
《双城记》最早的批评声音或许是发表在《观察家》(Observer)1859年12月11日号上的匿名评论。文章说狄更斯自以为能藉小说让公众更好地认识这场革命,但其实他的创作素材仅仅取自《法兰西革命》,而很不幸,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真实情况,世界上有远比卡莱尔此书更为可靠的作品。
对狄更斯这部小说攻击最烈的,无疑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伯父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James Fitzjames Stephen)。他认为,狄更斯简直把“当代”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祖父一辈丑化成了野蛮人(a sort of savages, or very little better),残忍、偏执、不讲公道、不服管教……英国的形象在他书里与历史不符,“大约九十年前的英国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依旧是个了不起的国家”——那时的英国当然有诸多弊病,但狄更斯没有公正地在作品中加以表现。或是因为私人的反感,或是反对狄更斯的政治主张使然,斯蒂芬在抨击《双城记》时极尽刻薄之能事,言语丝毫不留情面。他对比了狄更斯和另一位他不太看得上的作家,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的作品,说司各特的小说虽然是“冷掉的汤,半生不熟的羊肉,咬不动的鸡肉”(cold soup, raw mutton and tough fowls),好歹还算食物;狄更斯的小说则是炖猫肉,完全难以下咽。他认定《双城记》里的厄弗里蒙地侯爵根本不可能存在于十八世纪中叶的法国,法兰西贵族纵有千般不是,也不会那样毫无顾忌地迫害别人,更别说可以指望逃脱制裁了。跟那篇匿名评论中的观点一样,斯蒂芬也将狄更斯写历史时的漏洞百出,归因于他只读过一本《法兰西革命》便草草动笔。
撇开字里行间的戾气不谈,斯蒂芬的文章多少溢出了文学批评的畛域,以他理解中狄更斯的政治倾向来评判其作品的艺术水准,有点像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对诗人的攻击,说他们是“散布流言之徒”(gossip-monger)。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伯父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
不过,就在《观察家》上的评论发表不到一个月,1860年1月2日的《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上就有人站出来替狄更斯说话了。那篇同样作者不详的文章写道,虽然狄更斯确实会因戏剧化情节的考虑而牺牲掉一些常识(sacrifice common sense for a taste for dramatic situations),但若是他舍弃了这一偏好,小说不见得还能如此精彩。总的说来,《双城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多才多艺的作家”写出的最为“完整”的故事,叙事完全没有冗笔,“一页文字也没有浪费,一个转折也没有浪费”。
福斯特(John Forster)是狄更斯挚友,也是他写作上的知己,他对《双城记》的评价当然很有代表性。在好友过世后不久出版的《狄更斯传》(第一卷出版于1872年)中,他的看法已然很接近今日文学史上对《双城记》的定论。他写道,查尔斯•狄更斯最擅塑造人物,不管在哪个小说人物的性格中,都能看出他无与伦比的虚构叙事才能。而当需要表现某些人的家庭生活被一场惊天动地的公共事件影响、裹挟之时,他的水准可说是空前绝后。
狄更斯挚友约翰·福斯特
G. K. 切斯特顿为《双城记》写过一篇导读,亦庄亦谐,煞是耐读。他比较了狄更斯和卡莱尔,“卡莱尔读过很多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东西;狄更斯只读过卡莱尔。卡莱尔的想法来自参考文献和资料的仔细整理、小心求证;狄更斯的想法来自街谈巷议,而且往往是同一条街同一条巷……”,但即便如此,狄更斯却比卡莱尔更正确。他笔下的法国大革命或许比卡莱尔笔下的更真实。那场革命的前因后果也许远比卡莱尔想象得简单,反倒让他无法理解了。切斯特顿继续写道:“西德尼•卡屯的忧郁是伦敦的忧郁,而不是巴黎的忧郁。”因为狄更斯终究是个彻头彻尾的伦敦佬(Cockney),只知道伦敦的宇宙的中心,不知道巴黎是欧洲的首都,更不知道条条大路通罗马。
G. K. 切斯特顿
小说的真实不同于历史的真实,这在今天已是常识。让小说的归小说,历史的归历史,一个严肃的文学批评者,不应粗暴地给创作者悉心的笔墨经营贴上“刻意丑化”的标签。对这一点,狄更斯其实早有清晰的认识。在他1860年写给布尔沃-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谈的虽然只是德发日太太之死,却能反映出狄更斯对小说创作的基本态度:
关于禁止插入德发日太太之死这种意外事件的那条所谓小说原则,我自始至终弄不明白。因为这一意外事件是无法同角色本身的激烈情感分割开来的,它与小说的整体构思严格一致(strictly consistent with the whole design),是整个故事塑造成的人物性格发展到高潮时的产物,依我看,它实在是符合“神性正义”(divine justice)的一幕。
责任编辑:郑诗亮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法国大革命,《双城记》,狄更斯,卡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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