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高考改革要适应中国发展阶段，不可盲目追概念

高考历来是一件大事。高考关系到入学起点公平和教育资源、机会分配公平，在各国，高考问题都已超越教育，成为公共问题，成为经济问题。正因为如此，高考“是各种教育及社会矛盾的集合点”，几十年来饱受争议。

似曾相识？

高考有多值得质疑？请看如下问题。

“对于‘能力’的界定不合理、不清晰、不完整。”“更多的大学会意识到整个考试已经成为多么愚蠢的做法。”“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质疑这些考试对于衡量未来表现的有效性。”

真是群众的呼声。

不止于此。

“考察的是应试能力和接受考前辅导的情况。”

“对于大学和以后工作表现的可预测性有限，考察的范围和目的模糊。”

“许多有能力和有创造力的学生考试成绩不佳。”

质疑声不断。

有多少说出了你的心声？

“与美国人对于才能的定义以及机会的分配的观念背道而驰。”

没错，这些全都是《纽约时报》在十多年间对于美国“高考”的评价。几乎全是批评性的。

当中也不乏矛盾的观点。比如说有的主张考试应当更好地体现高中所学内容。与此同时，也有文章的观点是，应减少课堂内容考核，更注重考查学生的能力，这样有助于减小族群差异带来的不公平。

甚至在2005年3月，SAT进行了改革，用写作代替了类比题型后，也引发了大争论。有报道认为，写作更为公平，写作能够更好地展现个人能力，能更好表达自己的观点，更能反映真实的自己；但更多报道批评说，这是新的不公平。因为母语不是英语的少数族裔从而被不公平对待了。对于非郊区的孩子也不公平（白人中产多居住在郊区），因为他们班级人数比较多，得到写作指导的机会就比较不够。

如果说有些问题不一定能够引起你的共鸣，那么这个应该与你心有戚戚焉。

有好些个专题报道剑指辅导班，且相当尖锐。他们问，因为辅导班确实能够提高成绩，但是有钱人和没钱人对于辅导班能够给出的投入却有天壤之别，那这岂不是极大的不公平吗？高考准确衡量的，是学生的能力，还是有钱到付得起课外辅导费和昂贵公立或私立学校学费？

世纪之问

高考在中国显然也一直被质疑。

2005年，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被称为著名的“钱学森世纪之问”。

这个问题本来可以引发大家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间，教育应当如何转型，更好的为国家发展和经济发展服务的深刻思考。

然而。

2008年，某高校推出了“人格证书”，据称，其目的是全面培养新时代的面向各领域的具有创新精神和领导能力的领袖人才，通过发证书来衡量人格，并以此回应校友钱学森先生提出的杰出人才培养的大问题。

2009年，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启动“珠峰计划”，选择清华、北大、浙大等16所大学的数、理、化、计算机、生物5个学科率先进行试点。据说，这项人才培养计划就是为回应"钱学森之问”而出台的。

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范谊提出了《关于废止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声称“要破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神话！”他认为，现在高考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历史条件正在消失，上大学的机会和公平性问题已经不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因此，建议废止髙考制度。

2009年，钱学森去世后不久，号称是安徽几所高校的11名教授联合署名在网上向教育部长和全国教育界同仁致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大家思考“钱学森之问”，由于内容和用词，引发广泛争议，最后几乎演变成一个类娱乐化事件。

如果说“人格证书”和“珠峰人才”也有值得讨论之处，那么“废除高考”和“联名信”则更显示出舆论的不理性。

如果高考是这样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着重大影响和意义的事情，讨论就不可能是口号式的空洞和灵光一闪的武断，不可能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

中国当代第一考的改革路

高考有“中国当代第一考”之称，其演变也紧紧跟随着新中国的历史沿革，每一次高考处于风头浪尖，都能够隐约勾勒出其时代背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建设急需人才，因此，先是沿用旧制的高校单独招生办法进行调整，最后走向全国统招。

1952年，教育部决定所有高等学校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高考”诞生了。

1966年，全社会掀起了批判高考的热潮，“片面追求升学率”等问题成为批判热点。当年，“高考”被中止。到文革结束时，中国人口接近10亿，全民受教育年限5.2年，15岁以下人口中文盲1.8亿，全民中专文化程度以上的1400余万人，且三分之一以上处于荒废或学非所用状态。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实行全国统一命题、考试。610万考生，录取40.2万人。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共1180万人参考，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考试。

1983年，教育部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因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在农村边远地区、艰苦行业“招不来，分不去，留不住”。

1985年，上海试行高中毕业会考。背后是对于应试教育的反思，为了改善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偏科等问题，“素质教育”被提出。随之，高考科目设置和录取方式逐渐被打破。

1991年，高考管理权限部分下放。云南、海南、湖南和上海试点高考科目改革后，相继出现“3+2”改革方案、“3+X”高考新模式、以省(直辖市)为单位的自主命题等。

2001年，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逐步受到重视。教育部在江苏3所高校试行“自主招生”，随后高校实现了部分招生计划的自主招生和一些高校的联盟考试。

外国的高考改革也非一帆风顺

通常，我们诟病我国高考制度时，都难免要拿出美国做例子。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是由民间机构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ETS）举办的，主要考查学生的文字和数学推理能力，考试内容包括语言、数学、标准书面英语写作等。各大学选拔招生的依据大多是学术评估测验（SAT）的成绩。

尽管《纽约时报》曾经辛辣地讽刺说：“很明显，SAT并不真正说明任何问题。最初，这些首字母表示‘学术能力测试’。考试委员会对此描述感到不安，后来将其改成‘学术评估测试’。现在考试委员会又说这些首字母不再有任何意义。这不得不令人质疑这个考试究竟衡量的是什么。”而且发现，SAT成绩与家庭收人有直接关联，家庭收人每多1万美金，考生的数学和语文的分数合起来会增加12-31分。但必须承认，SAT模式影响非常大，成为多国“高考模式”的借鉴对象。

但借鉴并不见得能够照搬。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影响和指导下，进行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1948年，日本仿效SAT设立“入学适应性检查”，但学生感觉负担加重，非议极大；1955年，取消此项考试，各大学自行招生；1963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建议统一大学入学测验，但遭到强烈反对；1969年停止同意考试。但是主张进行全国统一高考的呼声始终没停。社会用人单位希望以此来保证毕业生的基本质量；1975年日本国立大学协会提出国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可采取两次大学入学考模式。此模式自1979年实行至今。

可见，“高考”制度的建立，都需要一个不断摸索、适应、调整的过程。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通常所对比的对象，无论是英美德法日，都是发达国家，其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程度、机制等与我们都有不小差别。当他们的高考体制改革都是在为他们的社会变迁服务时，我们可以单纯的“拿来主义”么？

改革是必须的

近些年来，对于“高考”制度的争论愈来愈多，也有一些相当激烈。但这是一件好事，说明随着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信息技术使社会观念趋于多元化，大家对于未来究竟应当培养、或者成为怎样的人才，才能使国家和个人在即将扑面而来的未来里具有竞争力，开始进行越来越深刻的思考。

而高考制度作为教育制度中重要一环，也作为国家和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一环，必然会广受大众关注，也必然会长期遭受“公平还是效率”的质疑。这既源于其公共管理属性内生矛盾存在的必然，也有其外在环境不断变迁带来的新挑战。应当鼓励进行良性的讨论和理性的思考，并可进行跨领域的合作研究。

中国改革要适应自己的发展阶段。尽管我国近些年来公共教育支出不断增加，2016年占GDP比4.22%，连续五年超过4%，实现了三十多年来的梦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2015年世界平均值为4.7%，丹麦8.6%位居第一，英国5.8%，德国与美国均为4.9%。如果考虑到人均水平，则中国的差距更为明显。教育资源仍然不足，不可盲目追求概念。如果既未能很好地处理既有的地区、城乡教育资源差异问题，又面对当下因社会经济变化带来的异地高考等新问题，还在一些所谓“素质教育”上流于表面，只会导致教育资源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愈加尖锐。

但改革是必须的。过去的高考改革，更强调大环境的需求。这和那时的社会经济环境紧密相关。培养人才的通道匮乏，教育资源匮乏，“高考”是“自古华山一条道”，国家享有几乎是绝对的单向决策权。时至今日，所有需求已经变得更市场化，管理者就更要有系统的思维，精细化的方案，去了解当前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分层，如何在教育体系中体现出来，教育系统所培养的个人，如何与市场需求相契合。“高考”只是一个体现，与之匹配的，必须是有一致性的从幼小到高教的整体设计。

改革必须有套路也有定力。高考也是一样。

后记

当我出走半生归来，你们仍在高考。

高考结束，结果未出，这将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日子。

也许你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从今后将四海为家，记住你曾清澈高远，祝愿你永远温暖纯真。

（作者万喆系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