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姨生病前，曾是大家庭的骄傲 | 三明治

原创 点点酱 三明治 收录于话题 #短故事学院 269个

作者｜点点酱

编辑｜恕行

2020年的元宵节晚上，我正在家里张罗家宴。时值疫情最紧张的时候，几个朋友过年都没有回家，大家聚在一起试图补过出一些团圆的味道。我刚在厨房端出一锅油焖虾，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电话里，她的声音有些疲惫，我兴致勃勃地讲着做了哪些好菜，只换回她的几句敷衍。

"出什么事了吗？"我察觉到有些不对。

“我跟你讲一件事，你也做好些心里准备。”她顿了顿，声音低沉地说，“你二姨报病危了，可能不行了。"

随后她说，元旦时二姨因为突然昏迷进了医院，现在突然恶化，正在抢救。姥姥姥爷都还不知道，没告诉我是怕我说漏了嘴。

我很震惊，之前从来没听说过二姨身体有什么不好，更震惊这么大的事母亲现在才告诉我。

“我们也不能过去，当地因为疫情医院也不让探视。已经找人给她会诊了，不过现在抢救大于治病，看命吧，这两天比较重要。”

“嗯，好的。”除了好的，我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

“你最近跟姥姥打电话千万注意，别说漏了，她们年纪大了其实是很敏感的。”母亲再三叮嘱我。

“这个病，是遗传吗？她为什么会得这个？”我还想不到那么多，最关注的是二姨的病情。

“不是遗传，是一种罕见病，国内都没多少病例。”母亲哽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你二姨真是，命不好。”

她又叮嘱了我一些注意疫情的事，便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在厨房，听着餐厅传来朋友们推杯换盏的欢笑声，看着窗外的月亮，突然觉得此时此地一切情景都与我无关。

我努力回想着二姨的模样，几年没见过她了，脑海里的只有她微笑时的样子。深深的酒窝、明亮的眼睛，40多岁的她笑起来依然有着少女一样些许羞涩的神情。

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二姨命不好。从前，二姨一直是大家庭里的骄傲。

姥姥生了四个孩子。母亲是老大，泼辣又早熟，在家顶半个家长；小姨出生于家庭最困难的时期，一出生就送出去寄养了，过了青春期才回来；舅舅是小儿子，本应当是最得宠的。但在家里，姥姥姥爷最偏爱的孩子一直是他们的二丫头，我的二姨。

我从小寄养在姥姥姥爷家，看得到他们对几个子女的区别。对我那性格强势的母亲，他们多少是有些怕的，更多的是依赖，指望她安排家里的事；对小姨，他们爱念叨、支使的多，偶尔还发脾气。只有二姨，成年后一直生活在外地，好几年才回来一次。但姥姥只有在和二姨通电话的时候，讲话的声音才格外地耐心又温柔。如果二姨一段时间没有来电，她便会一直念叨。

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萌生了对这种偏心的不公感。姥姥家的大事小事，出钱出力的是母亲父亲，跑前跑后的是小姨舅舅，二姨从没露过脸。但姥姥还总对身边的这三个子女挑毛病，嫌他们这里那里做得不好，对二姨却从没有过微词。

“你妈那个性子哦太厉害了，我有时候都怕她。”

“我一直就不太喜欢你舅妈，以前反对过，没成功。”

“你小姨真是不懂事。”

夏天的夜晚，躺在姥姥的大床上，她几乎当做讲故事一样跟我叨唠过每个孩子的“坏话”，唯独没有二姨的，我心里暗暗打抱不平。

“那二姨呢？你都住院了她也不回来看你。”我拉着姥姥的手，嘴上却故意气她。

“你怎么讲话的？”姥姥立刻就不高兴了，皱起眉头，“你二姨一个人在外面多不容易啊。”

一个人，在外面，那时的我只觉得这都是姥姥为自己的偏心所找的借口。家乡地处西北偏远的小城，姥姥姥爷都是农民出身。在80年代末，二姨就从这样的家庭里考上了四川的名校，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又留校工作，所有人都说她是土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毕业后她留在成都，又结了婚，怎么就是一个人了？再说，这些不都是她自己的选择吗？不好过怎么还会留在那里？

我甚至觉得，二姨很自私的为了自己飞出去就把父母甩给兄弟姊妹，反而还获得了更多惦记心疼。因此，姥姥越是念叨二姨，我越不喜欢二姨。在二姨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埋怨她不记得姥姥午睡的时间，不耐烦地压掉电话。在二姨过年不回家只寄来东西的时候，我挑剔地在一旁说起风凉话。

有年二姨回家省亲，一天中午她回家时我正在床上玩玩具，姥姥在旁边午睡。二姨说让我把我的小被子给姥姥盖上。我想了想说，这是姥姥给我缝的小被子，是只属于我的。二姨笑着说："那姥姥对你那么好，你也要对她好啊。"我听了觉得有些道理，把自己的小被子盖在了姥姥身上。但因为这话是二姨说的，我生气地记了很久，好像她是在故意抓我不懂事的小辫子。

"我对姥姥可比你对她好多了。"我的心里一直这样想。

后来我才知道姥姥说的一个人是什么意思，二姨离婚了。

我朦朦胧胧地听说是因为我那位只见过一面、长得像长发的郑伊健的姨夫出轨了。总之，二姨成为了整个家族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离婚的人，这或许是她唯一的不完美。而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些年二姨的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

二姨的前夫Z是她的师兄，从二姨一入校开始就热烈地追求她。他的长相帅气潇洒，和漂亮的二姨很是登对。但姥姥姥爷一直强烈反对，觉得Z徒有其表，不够踏实稳重；也希望让二姨毕业后能回家工作，不要独自嫁在外地。没想到，一向听话懂事、温温顺顺的二姨，骨子里继承了家族一贯的倔强，最后竟在没有通知父母的情况下，私自和Z领了结婚证。

姥爷发现这件事，还是因为不小心看到了二姨写给小姨的信件。小姨说，那天姥爷气得差点动手打了唯一知情的小姨，最后把她大骂一通。因为这件事，姥爷很长时间都不愿和二姨通电话，扬言当作没她这个女儿。

“这么轰轰烈烈后来为啥还离婚呢？”我完全没想过二姨还曾做过这样像小说里才会发生的事。

“后来Z出轨了。”

“跟谁啊？”

“你二姨没见到过，是听别人说的。不过他们结婚后就没一起好好生活过。”

Z毕业时因为不想放弃体制内的工作，被分配到了贵州的某个地方去当老师，二姨则留在学校继续读博士。但Z没过多久觉得太辛苦，辞职回到老家县城去做小生意。至于为什么不去市里和二姨一起生活，他解释自己是家中独子，做生意有家人帮衬也能顺利一点。他承诺，等他挣到了钱、二姨也毕业了，他再在市里买房子、搬过去。

就这样，即便已经结婚了，二姨仍住在学生宿舍，没有自己的家，和Z变成了周末夫妻。但Z的生意一直并不顺利，等二姨博士毕业的时候，他不但没有赚到在市里买房的钱，还不知道听了谁的“指点”，又去了巴西务工。为求稳定，二姨留校做了博士后，继续在校园的筒子楼里，等待着她的丈夫。

那个筒子楼我其实去过一次。有年夏天，姥姥带我一起去了一趟成都，在二姨的宿舍里住了一个月。那段记忆对我来说是美好但模糊的，只记得校园里有一条浅浅的小溪，下午二姨去上课的时候姥姥会带着我到小溪边玩，让我光着脚丫子踩水。周末的时候二姨带我们去过都江堰，也去看了大熊猫，还去广场喂过鸽子。

但小姨却说，那段时间是二姨最穷最苦的时候。结婚几年，Z在婚后一直没怎么给过二姨钱。他的钱大都交给了父母，偶尔还需要二姨补贴。但二姨从读书时便没向家里伸过手，之前的积蓄基本都给了Z做生意。刚毕业工资很低，二姨的日子过得特别紧巴。

自己过得不好，之前又与父母不睦，骄傲和自尊心使得二姨愈发和家人间联系得越来越少。连从前与她亲近的小姨，也完全不了解她的真实情况。只是在一次二姨向小姨借钱时，小姨察觉到不对，告诉了家人。

“你姥姥那次带你去看二姨，其实就是找个理由给她送点钱去的。你姥姥回来哭了好几次，心疼死了。”

在小姨的讲述里，姥姥眼中的那个夏天，与我记忆中的截然不同。姥姥只记得二姨住的筒子楼是最旧最差的那种，房间又小又暗，好几家共用一个暗间厨房。老鼠还特别多，有的简直像小猫那么大。她把香肠挂在房梁正中上，第二天也会被老鼠啃掉一大半。晚上睡觉，她总能听到老鼠到处吱吱叫的声音，害怕万一老鼠跑到床上咬了我。

贫穷没有击碎二姨的婚姻，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听说Z在外面有了相好。尽管只是听说，她还是找Z问了情况，他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小姨说，二姨没有追着对方刨根问底，也没有设法挽留，当下就直接就提出了离婚。

Z并不想离婚，甚至找到姥姥姥爷表明决心。这时，就连此前反对二姨婚事的家人们也都劝二姨不要离婚，赶快叫Z回她身边和她一起生活。但二姨在离婚这件事上保持了和结婚时一样的果断和固执，立刻办了离婚手续。听说后来Z还一直找二姨想要复婚，然而二姨再也没有见过他。

离婚那一年，二姨还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她离开熟悉的象牙塔，考取了公务员。彼时的她已经有了教职，自身性格也绝不算圆滑老成。选择离开校园，对二姨来讲应该只是为了离开原来熟悉的环境，彻彻底底地重新开始。

没人知道二姨在那段时间中心里的痛楚，她从未向家人诉说。实际上，自她结婚以后，与父母、姐妹的联系就越来越少，甚至令她们觉得疏远。母亲和小姨因此对二姨心中有气，觉得她不懂事、不关心家人。很多年后，二姨才告诉小姨，自己那时过得太不好了，既感到压抑，又感到丢脸，不好意思和家人联系。

回看小时候的我，丝毫不懂二姨的难处。离婚几年后，二姨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新姨夫，带回姥姥家过年。我对二姨的不喜欢，也连带到了这位“新姨夫”身上。他个子很高、但瘦得要命，面容干巴巴的，看上去很苦相。他说话声音很小，讲带着浓浓川音的普通话，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更重要的是，他和我的爸爸、舅舅、叔叔们都不一样。他们会在饭桌上爽朗地大声讲话、开怀大笑，你来我往地干掉一杯又一杯白酒。而面对热情的家人们，这位新姨夫只会在桌子的最末端一个劲儿摆着手往后躲，好像快掉到桌子下面去了。

这样窝窝囊囊的男人有什么意思？我觉得二姨看人眼光实在太差，怪不得会离婚。

随着年岁渐长，不知不觉地我慢慢不再把二姨当作一个"敌人"。只是每每听到二姨的消息时，心里没有那种由衷为她高兴的感觉，好像二姨是一个与我无关的人。二姨再婚后很快生了孩子，事业发展得很好成了很年轻的高级干部。这些家人们口中的喜悦，对我来说只是不重要的耳旁风。

多年后，直到我也离开家乡，求学、工作、恋爱、结婚，一个人在大城市生活，才越来越多地开始理解二姨，理解什么叫做"一个人"。

在我思考婚姻时，想起二姨的第一次婚姻，想起她的勇气和执行力。我扪心自问，如果是自己，会不顾一切地执着选择不被祝福的婚姻吗？能一人忍受独守空房的寂寞吗？敢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坚定离婚吗？坦白说，这三个问题，我诚实的答案都是做不到。二姨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可以身体力行地做到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不知道要比现在的人们勇敢多少。

在我考虑要不要孩子时，想起二姨的高龄备孕。那时她已经接近40岁了，但整个孕期加上生产，都没有自己的家人在身边。其中多么辛苦，我不得而知却也可以想象。好在二姨后来顺利地生下了妹妹，比我小了整整14岁。

在我因为遭遇不顺而与家人联系越来越少时，想起从前二姨与家人的疏离。我家的传统都是不善言辞，姥姥是个敏感而悲观的人，妈妈和小姨则是一点就炸的急脾气。向她们倾诉任何负面情绪，可能不仅徒增她们的担心，得到的反馈都让自己觉得更加糟糕和消耗。在心灵的困境面前，即便是内心相互关爱的家人，也无法能够真的安慰和帮助对方。这份孤独和无奈，是我和年轻时的二姨跨越了十几年的桥梁。

可这些迟来的共鸣我都没有机会告诉过二姨。近十年间，我只见过二姨两次。一次是我在婚前旅经四川时，和二姨一家匆匆吃过一次便饭。妹妹已长成了小小少女，性格阳光开朗，"姐姐姐姐"地甜甜叫着我，完全没有青春期的冷漠与叛逆。十来年间，二姨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甚至愈来愈顺。不但女儿懂事可爱，个人事业发展得也好，进步很快。短暂的言谈举止间，我能感受到二姨生活的温馨平和。她被一种舒适恬淡的气场所围绕着，不管是看着女儿时温柔的神情，还是和我聊天时放松亲昵的模样，都让我觉得二姨是真的很幸福。

再一次，就是在我的婚礼上，二姨一家从成都飞来北京参加。她带来大大的两床新被子，说是专门找老人缝的。这是一项地方传统，寓意着婚姻长久。我婚礼的那个周末，一家人时隔十几年再度团聚。虽然匆匆，但记忆中的每张面孔都喜气洋洋，一直一直地笑着。

那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二姨的笑容了。

二姨的病来得突然。起先，她只是在元旦时觉得身体不太舒服，以为是工作累到了。正好赶上疫情出门不便，便在家里休息。过了几天等她去医院想瞧瞧时，竟在诊室里当场晕了过去。昏迷后，医生一直判断不出病因，只能先对她进行抢救。当时，西南最好的华西医院因为疫情封院了，二姨不能转院，便留在家门口的小医院进行急救。

急救中，二姨也短暂的恢复过意识，但身体已经瘫痪，很快又陷入昏迷。昏迷的原因一直找不到，生命体征却每况愈下，最后进了ICU。在家人们想尽办法找专家给她会诊时，实际上都不是在给二姨治病，而是在救命。

折腾了一个多月，到了过年的时候，专家才找到二姨当初昏迷的原因。二姨所患的是一种叫做格林巴利综合症的神经系统疾病，发病原因不详，也无关遗传，属于一种罕见的神经病毒感染疾病。她之前身上的不舒服、疲惫，都是肌肉无力和麻痹的表征，直到她去医院看病的那一天集中爆发，导致了瘫痪和呼吸困难。

妈妈给我打电话的那个晚上，格林巴利这个拗口而陌生的名字已不再是二姨最艰巨的考验。她的生命因为呼吸困难和器官衰竭而危在旦夕，随时有可能离开。

经过医生们的不懈努力，那一晚二姨从鬼门关上被拉了回来。但她一直都没有醒来，继续住在ICU里。家人们因为疫情的原因无法去探视，只有姨夫能每天去医院看看二姨。

“二姨怎么样了？”每当我问起二姨的情况，得到的回复都是“还是那样。”慢慢的，我也只能变成了一只将头埋入沙堆的鸵鸟，假装没有消息就是好的消息。

糟糕的事没有就此停下脚步，年中时我的家里也突遭变故，母亲离开了。那时，二姨患病的事情也瞒不住了。姥姥哭着对舅舅说，从来没想到自己会一下子失去两个女儿。

再次见到二姨，是去年夏天。疫情趋于稳定，我也终于可以离京，找机会去了成都。

漫长的一年里，二姨身上也算传来过一些好消息。她的身体机能逐渐恢复，渐渐脱离了生命危险，从ICU里搬了出来。但她的意识一直没有恢复，处在类似植物人的状态。西医无计可施，只能帮她做做物理训练，恢复器官和肌肉的健康。为了调养，二姨夫最终把二姨安排进了中医院长期住院。

见二姨前，我很多次地想，如果亲眼见到她，一定要很大声音地和她说话，说不定她就会突然醒来。她的意识或许就像沉睡了一样，需要熟悉的声音呼唤，叫她回来。但我也选择性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她最爱的丈夫和女儿应该已无数次地做过类似的事，都没有叫醒她，她又怎么会因为我这个只见过几次的孩子而奇迹般地苏醒呢？

怀着复杂的心情，我走进二姨的病房。一进病房就看到窗边的轮椅上坐了个人，我知道那就是二姨，又希望那还不是她。

我慢慢走近，她仰着头，睁着眼睛，但黑眼仁一直瞟向天花，好像那有什么东西。

“二姨。”

她不看我，依然翻着眼睛。她嘴巴张着，舌头也在动，嘴里一直洇出口水，但又没有流出来。她脸色尚好，浮肿的微胖反而圆润，显得我那站在旁边、干瘪的脸上只剩下两个突出的大眼睛的姨夫好像才有什么病。姨夫说她现在身体已经好了，短短几分钟，就说了好几次“和正常人一样”。

他拿出一个白色夹子夹在她的手指上，蓝色的小屏幕上出现一串数字。“哎哟，心跳得这么快！是不是认出你了？”。

我赶紧又喊了几声，但喉咙好像被一双空气中看不见的手给捏住了，除了带着哭腔的“二姨”“二姨”，发不出其他声音。我明明看到她眼睛竟有些湿润，眼角积出了泪，但又突然皱眉喘了起来。

姨夫把她脖子上一个黑色的小盖子打开，一下流出来不少白色、粘稠的液体。我看了一会，才反应过来那是她的痰。之前因为不能自主呼吸，医生给她开了喉咙。

我看着二姨脖子当中间的黑洞、插进鼻孔里的半截黄黄的饲食管、手指上的白夹子，感觉她的身体好像一扇敞开的大门，噼里啪啦地在风中被吹来吹去，随什么东西进进出出，她都不管，她现在只喜欢天花板。护工来了，姨夫又和她说了一次二姨心跳很快，说不定认出我了。但我却觉得，二姨刚才可能只是被痰卡了。

我离开的时候，护工说也推二姨下去在大厅转转。我看到二姨脚上穿了一双黑色的运动鞋。今天这么热，她穿着这个会不会觉得热呢？

二姨夫虽然和二姨是半路夫妻，但自二姨出事之后，他始终不离不弃地侍奉左右，没有过半句怨言。他坚信二姨会好转，总是高兴地说起她身体的小变化。

“她现在完全可以自己呼吸了，我都建议医生给她把喉咙封上。他们就是嫌麻烦不同意。”

“最近做复健的时候可以站着了，能站半个小时呢。”

“她身体已经完全健康了，开始练着吃饭呢，有时候能吃小半碗。”

他和我记忆中的截然不同了，声音既明亮又清晰。只要和他说话，听他的回答总会觉得一切都在变好，仿佛二姨已经做好了随时醒来的准备。

但姥姥姥爷的反应截然不同。提到二姨，他们只会眼泪巴巴地问“她醒来没有？” 大家尝试告诉他们二姨的每一点进步：已经可以呼吸了、正在练习站立、嘴巴试着嚼东西了。这一点一滴的好消息，他们却完全不关心，听两句就马上就扯回原来的反问：“那她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来来回回久了，小姨也变得不耐烦起来：“醒过来了就不会跟你们说这些了呀。医生说能恢复成现在这样是奇迹了。你们怎么一点都看不到好的事情，光盯着坏事情看？“老人们只关心二姨是否醒来的这个结果，这像是在提醒还在努力着的家人们，大家的付出一文不值，二姨根本没有改变。

也说不定，冥冥中姥姥姥爷已经预感到了事实的真相，只是想要一个确定的答案。小姨终究是告诉了我，他们已经找过几家上海的专业医院会诊。二姨的脑部CT显示她的脑神经活性很低，大面积的脑细胞已经没有了生命力。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二姨恢复意识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这件事她还没有告诉老人和姨夫。

“你妈走前其实猜到了这个情况，她说她挺后悔的。后悔当初非要把你二姨救回来，害了她。”

我没想到妈妈会说过这样的话，但她的意思不言而喻。如果未来二姨都只能维持生命却无法生活，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这是否只是让她白白承受了更多痛苦？当一切变得尘埃落定，我们最大的恐惧不再是死亡，而是生不如死。

可一个人的生命只属于自己吗？家人们倾尽一切想要拯救二姨的生命，如果大家都知道了真相，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接受现实觉得如果二姨离开了是一种解脱，还是心怀希望永远维持现状期待她的苏醒？大家不愿意放弃二姨，是为了她，还是为了自己？

我问小姨现在应该怎么办。小姨说像二姨这样的情况，有的家庭会维持很多年，也可以把病人接回家自己照顾，反正不管在哪都只能保证她活着。

二姨的病发展到如今的局面，天时地利人和她一样都没有占到。如果二姨不舒服时早一点去医院，可能后来不会突然瘫痪；如果二姨发病时没有疫情，她原可以去更好更专业的医院就诊，就算一开始没有诊断出来，也可能不会因为抢救太久而伤到肺部和大脑；甚至如果二姨生活在上海或者北京这样医疗资源更好的城市，或许一开始就有机会得到偏门但专业的诊断；还有如果不是母亲在那时出了事，可能她能找到更多资源和办法。

任何一种如果实现，二姨或许都不会像今天这样。但偏偏每一种更好的可能都与二姨擦肩而过。除了命运，谁能够解释这些不幸的巧合。

那次离开成都前，我和姨夫、妹妹一起吃了一顿饭。或许是因为学习和家事的压力，妹妹比从前胖了许多，经期也很不正常，一直在喝中药。我不大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原本我们就不算熟悉，只能叫她多吃菜，平时有什么想要的、想买的东西随时跟我说。她听了就笑着点头说好，但话并不是很多。看她是这样懂事的，我既安慰，又很心疼。那年夏天，在二姨突然生病的情况下，妹妹依然考上了重点高中。第二年分科时，她也固执地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文科。

回家后，我翻看妹妹的朋友圈，看到了一篇她写二姨的作文。

“她不像旁人，或多或少地惧怕着死亡和分别。在我因为六年级毕业而舍不得到大哭时，她就认真地告诉我，这世界上能陪我走到最后的人只有我自己，她不能陪我老去，因为她终有一天也会离开。那一刻的她，好像既不优雅，也不有趣。她平静地告诉我生命的残酷，但我想我并不害怕，因为她已用亲身经历告诉我生命的有趣。”

我特别喜欢她写自己的母亲留给她的印象是一个有趣的人。那个现在坐在轮椅上、不管我们怎么呼喊她都无动于衷的二姨，曾把自己多少受过的伤都化作了温柔与有趣，才滋养出如此可爱的孩子和温馨的家庭。

我想起二姨再婚后回家的那个春节。有一天，二姨和姨夫带我出门去玩，那是我唯一一次和他们单独共处。公园里，我跟在他们身后不远，看他们两个人肩并肩地走着，既没有拉着手，也没有挽着胳膊。姨夫的嘴巴动个不停，我听不清，但看到二姨一个劲儿地捂着嘴笑。她的嘴角有两个深深的、小小的梨涡，她笑起来，酒窝就深深地印进去，眼睛也变成月牙儿一般弯弯的样子。那天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二姨长得非常美丽。

他们带我去滑冰，我在冰面上独自玩着，远远看到他们两人坐在冰场旁边聊个不停。滑完冰，二姨给我换上鞋子，姨夫给我买了一个茶叶蛋。寒风中，热乎乎的茶叶蛋闻起来实在是太香了，我馋得吞口水。我一边走，一边小心翼翼地剥着蛋壳，特意一小口一小口把蛋白啃掉，想留下一个完整的蛋黄，最后一口吃掉。没想到，好不容易吃完了所有蛋白，手一抖，那颗完美的、圆溜溜的一整个蛋黄，啪一下地掉在了地上。

我记得那个瞬间自己有种说不明的伤心，好像哭了。二姨姨夫听我说了怎么回事，似乎笑了。也好像姨夫说要再给我买一个茶叶蛋，我很赌气地拒绝了。

我对那个茶叶蛋的印象颇深，剥蛋壳时的精心和仔细，蛋黄掉落时的意外和难过。每当想到二姨，我总想起那颗茶叶蛋。原来在我还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懵懵懂懂地知道，即便是很努力去呵护和珍惜的美好，也完全会出乎意料地瞬间破碎，根本猝不及防。这种失去，是如此难过。

几天前，我再次来到成都去探望了二姨。和去年夏天相比，她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眼睛睁不太开，眼神在空气中飘来飘去就是不落在我身上。病房里，我给姥姥打了视频电话。上一次她们视频时，据说二姨哭了，大家都怀疑二姨那一刻听懂了。这次，姥姥还是在电话里一遍遍大声地叫着二姨的小名。我紧盯着二姨的眼睛，看到她的眼底的确有些湿了。但我依然不能确定她是听懂了，还是因为刚吃过饭有些困。她的嘴巴有些嘟囔，我们几乎要觉得她想说话，可嘟囔两下，她只是轻轻呼了口气，打了个哈欠。

二姨现在的一切反应，都是单纯的生理反应。痛的时候她会躲一下，冷的时候身体也会缩一下，除了不会哭叫，她就像一个巨大的婴儿。

挂电话前，姥姥说她前几天梦见了一匹奔跑的马，二姨就跟在大马的身后追着。她说梦里的画面好清晰，这一定是个好兆头，过了年，二姨肯定很快就能好了。电话那头，姥爷附和着姥姥，电话这头，护工都在说没错没错。我不出声，只能点头。

原标题：《二姨生病前，曾是大家庭的骄傲 |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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